郭明飞 张春发：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批判与超越

　　“话语的本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到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话语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显性表征，西方国家一直将民主视为意识形态武器。受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意识形态动机”影响，西方主流学者对民主概念进行了重构，达成了民主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识：“如果要使民主这个术语的定义能够用来根据我们的意思进行实践分类，它必须能够毫不含糊地用于我们认为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以此与那些我们认为不应该归入民主一类的国家相区别。一个所设置的标准却没有西方国家能够满足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一个既能运用于西方国家，又能运用于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定义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西方主流学者将民主视为辨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标准”。这里的“民主”面目不再是制度和理性，而是霸权红利的“护身符”。西方国家建立起一套关于民主的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在民主大旗下操控民主话语，凌驾于主权和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之上，抢占世界民主制高点。有观点将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主要表现归纳为八方面，笔者在此基础上整理为以下五方面。

　　第一，凭借对民主话语权的掌控，垄断民主概念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和民主理论的阐释权，将民主的原义异化为“人民选择统治者”和“人民的选举权”，将民主的主体异化为“选民”，将民主的形式异化为“选民参加竞选投票”，将民主美化为“唯一的真理”，且视别国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为“非我即错”。

　　第二，夸大西方民主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将价值性知识（自由、民主、人权）包装成真理性知识（“普世价值”）四处兜售，妄图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谋取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第三，沉溺于历史的只言片语臆断“修昔底德陷阱”，曲解误读非西方民主所推动的社会正常发展，将崛起的大国树立为“假想敌”，扰乱别国发展环境，故意挑拨国际舆论，大炒“威胁论”。

　　第四，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以“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霸道哲学政治化地解释人权内涵，假借“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之名，行“强权政治”之实，实质是干涉别国内政。

　　第五，采取文化入侵、思想同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具体措施是在两种制度之间开展“和平竞赛”，企图用西方固有的“普世”价值观、“优越”的文化，阻碍非西方国家文化传承发展；极力鼓吹、美化西方民主人权价值观念，从政治、生活方式入手改变非西方国家国民风俗习惯；宣扬西方理想信念，从精神上同化非西方国家青年思想，使其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驯服的公民”。

　　这种不具有制度与实践的民主话语霸权表现不胜枚举，从实践上看，乌克兰“民主”、“阿拉伯之春”、阿富汗“民主”、新疆“种族灭绝”谣言和拜登的“民主峰会”等各种闹剧悲剧的上演，正是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制造的。

　　西方民主话语如此霸道与傲慢，“得益”于维系其话语的知识体系。知识和话语紧密联系，“真理”“信念”“证实”构成话语知识的基本要素，“知识和话语互为存在条件，二者不仅是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交流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互动过程所共享和传播知识的结果”。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天赋人权理论是西方民主话语“真理”知识。在西方民主话语叙事中，“自由民主”是“唯一真理”，是现代民主的“唯一模式”，支撑这一论断的是天赋人权理论。14至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挣脱封建神权统治，提出以“人”对抗“神”、以“人性”对抗“神性”、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主张。17世纪，“天赋人权”学说代表了西方民主里程碑意义的话语发展。18世纪，卢梭完整定义“天赋人权”，提出将“天赋人权”法律化、政治化为“政治权利”的要求。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分别以政治纲领和“法”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原则。不可否认，天赋人权在发端处有着积极意义，逐步成为西方典型民主话语策略，但随着历史尤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这种意义已发生异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然而，西方国家仍将这种天赋人权观异化为推行民主话语霸权的理论。

　　第二，三权分立论是西方民主话语“信念”知识。西方民主对三权分立论推崇备至，将其视为衡量其他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三权分立学说最早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18世纪中叶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为后世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提供理论基础。美国最早实践三权分立思想，运用于政治体制，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控立法权，最高法院紧握司法权，至此，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有了雏形。随着美国世界地位的确定，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政体的缺陷，如极易造成权力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此外，西方三权分立政治体制披着民主外衣，实质是以选举之名掩盖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目的。

　　第三，政党选举论是西方民主话语“论证”知识。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西方政党选举制，发源于古希腊，经历了漫长发展史。在英国，“自由大宪章”（1215年）被认为是议会开端，《权利法案》（1689年）确认议会是超越于国王之上的最高立法机关，《王位继承法》（1701年）规定“自由选举”是最根本的选举制度。在美国，选举制度的建立相对简单，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建立国会，以宪法规定“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分别由公民间接选举与直接选举产生”。无论英国议会，还是美国国会，实质都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资产阶级选举制度。随着全球化发展，西方政党选举在“社会阶级结构”“选民的生活方式”“媒体在选举中的独特作用”等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适应环境变化，政党选举主要形成了“普遍选举”“直接选举”“自由选举”“平等选举”“秘密选举”五条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选举制度在稳定西方政治制度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被宣称为实现民主“唯一可行的方法”“评判一国是否民主的标准”，但事实上，西方选举制度未必能够保证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杰出的领导人和代表真正的民意。

　　哪种文明和制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应让实践发展来证明，由世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非西方民主国家审视西方民主困境，在追求民主文明的坎坷道路中不断觉醒，开展反剥削、反压迫、反殖民主义斗争，用实际行动推翻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自身国家的真正独立和解放，并且在思想文化上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文明。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跳出西方民主话语框架，开启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民主话语叙事新变革。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出场语境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人民群众已从考虑社会生产如何满足物质文化需要，逐步转向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更高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不断升级，折射到人民政治生活中，就是对“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不断升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已成为解决“新时代新矛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可或缺的一环。全过程人民民主关切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治需求并发挥民主效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诉求，维护人民利益、解决人民问题、满足人民需要。

　　追求民主自由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早在70多年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就已明确给出“民主”这一答案。如何让“窑洞对”洞穿历史照亮未来？这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进入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了从“中心”到“全面”新的现实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出场实际上进一步拓展了“窑洞对”。我们完全有理由产生“民主自信”，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性地“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这主要表现为：在过程层面上贯穿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全过程；在层级层面上丰富发展了人民民主实践形式；在领域层面上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等议题或范围的全覆盖。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出场，是对“窑洞对”“这一新路”的继承与开拓，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问题提供根本保障。

　　此外，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中，由于西方国家垄断民主话语，中国式民主话语在国际世界“发声”困难，甚至处于“失声”状态。如何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说“不”，已成为中国式民主话语发展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事实一次次证明，谁取得了民主话语权，就可以定义民主、解释民主，就拥有民主裁判权。换言之，谁掌握民主话语权，就能率先占领国际政治潮流的价值制高点；谁在民主话语权上占主导地位，就能引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制高点。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出场，是应对西方民主挑战，回答国际民主话语权争夺之问的必然之举。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性语境下，为解决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回应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提出的具有原创性、内生性、人民性、完整性、吸纳性和时代性的民主话语。“中国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强大的现实基础和依据，它不会是昙花一现的口号，而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展现，形成西方之外的民主建设示范。”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伴随着“民主之问”呼之欲出，正逢其时。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内容框架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对既有中国民主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中国民主知识体系的推倒重建，而是在中国原有民主典范知识基础上，通过复制、扩充和更新知识体系实现的理论创新。

　　第一，继承、开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知识生产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民”思想，吸收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民本思想，“选贤与能”“询于刍荛”“相防过误”“击鼓言事”等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开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民治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本民治思想存在诸多局限，实质是封建君主统治“天下”的一种手段。这里的“民”没有真正“做主”的权力，以民为本只是统治者道德层面上的“冠冕之词”。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知识生产，是在扬弃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民治思想基础上，在治理观念上实现从“天下的统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迭代；在政治价值内核上实现从“民本”到“民主”的实质性发展；在政治体制上实现从“贤能政治”到“党的领导”的根本转变。

　　第二，坚守、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价值内核。有学者认为：“价值内核的规定性要符合两方面的要求：（1）满足统治阶级最大程度上的普遍认同，具有公约性。（2）符合实际又要有所挑战，具有目标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知识体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这一价值内核，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一脉相承的人民当家作主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揭露、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对民主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思考与阐释并形成科学认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裂取得政权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主。他们还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这概括了民主的过程性和完全性。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探索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民主集中制。列宁阐述了民主集中制一系列的实施办法，强调“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理论，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视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之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人民性和国家运行过程融为一体，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充分释放民主效能，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有效解决民主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发展深化了民主内核价值。坚守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内核问题上的深刻认识，以及力争、力主、力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

　　第三，发展、创新协商与选举的民主形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的知识体系中，协商在前、选举跟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态特色，是在中国民主原有形态的基础上，“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首先，主体本质上的守正和丰富，没有改变人民民主的主体本质，最广大人民依然共享国家权力。在时代语境下，人民呈现出同质多元特征，代表不同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诉求的群体，都有广泛参与国家管理、公共管理的权利和意愿。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民主主体的全面性，吸纳和整合民主主体以多种方式尽可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次，制度安排上不断守正创新、守正出新，从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守正”，到“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再到“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人民监督过程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深化了民主制度，全方位、全领域丰富拓宽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重要民主形式，全方位保障人民全面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最后，形态实践上的丰富发展，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五个民主”全时段、全链条互动贯通，覆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整体政治环节，使人民全时化过程化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管理，并通过“民主三结合”（“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扎根中国土壤，是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生动阐释，其话语品质在话语的内生性、本质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和制度运行方面都闪耀出中国特色。这正是其区别于西方民主话语的体现，也是其价值优势所在。

　　话语最终要落到话语权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类民主话语的新高度，遭到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围堵”。但从根本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有其自身优势，对此我们应充分发挥相关优势，坚定自信，不断用事实塑造民主话语权。

　　（一）民主本质方面的优势

　　西方民主对于民主主体，即“人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始终避而不谈，强调“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众所周知，选举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西方民主却将民主的本质与实现形式相等同，将最初的人民本义异化为少数“精英”的民主，在选举程序中掩盖民主本质，将绝大多数人民视为“虚幻”的主体。马克思批判这种民主是“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人民”在选举期间享受到的民主权利也只是“选主”，选举结束后，“人民”权利随即消失，成为民主政治的旁观者。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显然，资产阶级本身的阶级狭隘性注定西方民主话语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意图，不可能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实现“人民的统治”。因此，西方自由民主只能局限于狭隘的政治领域，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在“选举至上论”的影响下变得虚无缥缈，选举形式也取而代之成为民主实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高擎的“人生而平等”大旗，也只是“一人一票”为少数政治精英作嫁衣。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表达强调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这个“绝大多数”是真实的主体，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们”，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作为绝大多数，人民是行使和享受权利的主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起点是人民当家作主。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石，构建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具体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行使国家一切权力，通过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广泛、真实、有效的民主权利。此外，通过“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群众举报监督机制”等重要制度，为人民完整掌握国家权力提供充分保障。通过这些具体“真实有效管用”的安排，人民当家作主得以真正实现。可以看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展现了人民设计民主模式、开拓民主渠道、创新民主手段及享受民主权利的生动画面。由此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广泛真实的，并通过“真实有效管用”的民主形式安排确保主体享有真正民主。

　　（二）民主效能方面的优势

　　在程序上如何实现民主制度，西方民主给出的“良方”是“政党、议会和选举”协同进行，即“充分知情权”“投票的平等”“有效的参与”“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权”。这一套程序可谓完整自洽。然而，这一“良方”虽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形态，但忽略了西方民主是“资本主导下的民主”的事实。资产阶级“多头玩家”制造超阶级民主假象相互掣肘。具体而言，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多头玩家”不得不借用民主这一工具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因为这个工具将手段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合二为一，使其在短期内拥有“最大群体”的选民与“最大数量”的选票，从而在政治博弈中获胜。为达到选举预期和发展需求，资产阶级各政党必然在民主选举时立下“政治承诺”维护和实现选民利益。但实际上，由于“多头玩家”之间实力各异和内部利益分歧，民主的手段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很可能脱钩，“政治承诺”极易沦为“空头支票”。基于此，西方民主只能在理论上模拟民主，实际难以发挥政治效能。

　　对比之下，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建立“五个民主”的全链条式环节，保证和拓展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即民主形式的“全过程”，参与民主各个环节的“全面性”。这种全链条式环节话语体现的是，民主话语要素之间的内在协调性和有机配套性，即实现民主选举表达人民意愿，民主协商凝聚人民共识，民主决策生成国家意志，民主管理发挥人民主体性，民主监督保障人民权益的闭环把控。“五个民主”直接指向民主的领域和内容，强调民主的覆盖面，又明确了民主的功能取向与评价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在“五个民主”自洽循环的基础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有一个坚强后盾，即“党的全面领导”。从政治方向而言，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前行的根本保障，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质不易帜”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目标是人民当家作主，两者的政治方向一致。这就决定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充分实现广大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政治环境而言，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安定和谐的政治环境。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因为党的全面领导，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才能长期保持安定和谐繁荣。换言之，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有推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好环境。从政治示范功能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党内法规健全、民主机制完善的政党，党内民主的示范引导是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推进强落地的根本路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效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创设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效能方面对西方民主也是一种超越。

　　（三）民主包容性方面的优势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世界各国因国情不同，民主实践形式自然也不同，正是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走出了一条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才构筑起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辉图景。西方世界自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秩序以来，便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西方民主话语对非西方民主话语的崛起表现出焦虑，尽管不宣之于口，但“制衡”的实际行动频出。西方民主囿于傲慢与偏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妄称为“威权统治”，足见其狭隘、封闭的民主交流交往态度，这对民主长远发展极为不利。相较之下，尊重人类民主发展成果、容纳世界不同民主形态向来是中国民主发展建设之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可容纳不同的民主形式和民主观点。诚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坦承面对自身不足，能够坚持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的话语资源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能够吸纳全人类民主话语的优秀成分。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强大的纠错能力和包容性的最好证明。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民主真谛”所体现的包容性，对于西方民主狭隘的民主态度是一种超越。

　　百余年中国民主话语，蔚然大观。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作出积极贡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要焕发中国式民主的强大生命力、释放出中国式民主的巨大优越性，提升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解构力，为发展“民主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中国答案。长期以来，在西方民主“丰硕”的实践成果和学术理论成果面前，我们的学者往往对自身人民民主缺乏理论自觉与自信，这与习近平提出的“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尚在构建之中，我们必须比较分析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虚心交流互鉴，从中看到中国式民主话语的价值优势，吸取西方民主教训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继续探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上如何塑造中国式民主的吸引力，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式民主话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