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第01章 《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红楼梦》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红楼梦》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是写“四大家族”，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生命。《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读了《红楼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叫封建社会。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中，在谈到《红楼梦》时，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至多呢？他没有说。这说的是1964年8月18日以前，那么，从这往后，他还有没有再读《红楼梦》呢？如果有的话，又读了多少遍呢？读者对这些一定是很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王行娟在她著的《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记述：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这段文字可以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早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而且读得很为仔细，对书中的内容、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极为熟悉。
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当时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给毛泽东兼管图书报刊近17年）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50年代和60年代，逄先知的记载是这样的：1958年7月1日，主席要：《诗韵合璧》《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古诗源》《初唐四杰诗集》《楹联丛话》、《续楹联丛话》《西厢记》（戏本——王实甫本）《红楼梦》（送原本《红楼梦》）《金瓶梅》（送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注：于上午8时交高智。高智是当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61年9月28日送主席：《文选》（胡刻大字本）共2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共2册。1963年2月6日，主席要：《脂批红楼梦》《英语学习》杂志全套（7日送）
1966年夏往后，直到70年代，关于毛泽东要看《红楼梦》，我们的记载如下：1966年11月20日，送主席：《渔洋山人分甘余话》1—2册《钢熨斋随笔》（六、七）2册《越漫堂詹詹录》1—2册《狂言》1—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4册1967年4月2日，送主席：《红楼梦》（2函共20册）《清史稿》（9函共131册）
1968年7月11日，送主席：《红楼梦》（120回本）1—24册《红楼梦》（80回本）上、下册《红楼梦》（120回本）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册1969年9月28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版1—24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24年版2函16册1970年6月27日，送主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2年版1—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26年版1—16册《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商务印书馆影印）1—8册。1971年6月9日，送主席：《增评补国石头记》（商务印书馆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壬辰刻本）1—16册。1971年6月10日，送主席：《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石印本）1—16册。1971年8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刻本）1—24册。1972年5月2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1—4册。1973年3月9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4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5月26日，送主席：《红楼梦》等4种新版古典小说各1部以上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读后让我们退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在整理翻阅他故居里的全部图书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的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红楼梦》，还有各种平装本《红楼梦》。笔者曾作过一次统计，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不同版本的线装本《红楼梦》一共有20种之多。这20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毛泽东生前有没有一一读过，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这些书，每次都是他自己提出要看，让我们去借或购买来的。
这20种《红楼梦》是：《增评补图石头记》（木刻大字本）4函3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函8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6回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函8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80回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函8册《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1—12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函20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1函8册《原本红搂梦》有正书局版《红楼梦》道光壬辰年版1—24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甲戌16回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适评）1961年版1—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俞平伯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1—4册《全图增评石头记》上海求志斋光绪戊申年版1—16册《原本全图红楼梦》1—16册《绘图评注石头记》（王希廉评）道光壬辰版1—2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台湾中央印制厂影印）
1—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壬辰年版1—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年上海石印1—16册还有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红楼梦》。
以上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红楼梦》，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的是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红楼梦》，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反正书中的主要内容，从场面描写到人物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甚至一些诗句、警语，以及大观园内的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例如，像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的描写，贾琏从尤二姐那里回去的时候，说“跨马认镫而去”的话，等等，他老人家都记得很熟，常常脱口而出，自如引用。
毛泽东生前常同人谈起《红楼梦》的一些细节的描写。如1951年秋同老同学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贾宝玉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不能料理自己。林黛玉多愁善感，哭哭啼啼，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类似这样有关《红楼梦》具体细节描绘的谈话是很多的。这一小小的侧面，也能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读得是很熟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爱读《红楼梦》？笔者认为，第一，因为他推崇《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很为欣赏。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他写的文章和与人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例如，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特别是王熙凤说过的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很感兴趣，在提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时候，曾多次引用这句话。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还用丫头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作者曹雪芹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对清朝乾隆时代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由盛到衰的真实生动的细腻的描绘，成功地刻画了几十个封建统治者和数百个奴仆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对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同类作品中更为突出。毛泽东爱读《红楼梦》，这与《红楼梦》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独到的艺术成就是不能分开的。第二，是因为《红楼梦》在揭示封建社会的黑暗和丑恶的同时，体现了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红楼梦》，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一道体现了古代的“民主文学”的传统。【1958年8月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一文时加写的话】所谓民主性就是“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对宗法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表示了莫大的同情。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有点希望么。例如对贾宝玉这个封建制度的逆子的描写，虽然他没有能够逃脱被压抑而最终走向虚无的悲剧性的命运，但作者曹雪芹的民主倾向和萌生的深情希望渗透在字里行间。这是《红楼梦》区别于其他古典爱情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之所以爱读《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是要通过读《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清乾隆年间，金陵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曹雪芹的笔下着重描写的只是贾府一个家族。透过贾府一家，看到史、王、薛各家，从贾、史、王、薛四家看到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就如同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中所说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曹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通过读《红楼梦》，就可以从贾府衰败过程中一系列真实、形象、生动的片断画面来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毛泽东在1965年对他的表孙女王海容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1981年薄一波也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他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贾雨（假语）材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红楼梦》除了具有上述的这些特色外，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他这样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要认识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重要的是要读历史，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封建社会作出分析，通过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认识、了解封建社会。但是，仅读这些书还不够，还应当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和统治者与奴隶等人们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好、更细致地了解封建社会。事实证明，许多的文艺作品读后，能使人收到读理论书、读历史书收不到的效果。毛泽东爱读《红楼梦》，大概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毛泽东曾对《红楼梦》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是这样说的：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这里把《红楼梦》作为我国文学的代表作，作为我国文学的主要的成就，固然是以幽默的语气谈及的，但他确实也从内心里因此引以自豪。《红楼梦》是我国文学的成就，也是世界文学的成就。其作者曹雪芹如同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一样，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对于这样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毛泽东一直是读了又读，爱不释手。
毛泽东是怎样读《红楼梦》的呢？在管理图书过程中，我们知道，反反复复地读，是毛泽东生前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他不仅自己反复读，而且还多次劝身边的同志、劝其他各方的同志要反复读。毛泽东是怎样反复读《红楼梦》的呢？这里先向读者介绍两则小故事。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起床之后，入睡之前，饭前或饭后，常到住地附近去爬山，他老人家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陪同在身边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侯波当时很年轻，她的话音一落，毛泽东便接着问：“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了。因此，侯波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侯波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毛泽东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侯波回答说：“我一遍还没有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的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把《红楼梦》当作故事看，这是看小说的初浅层次。对一般文化的读者也“只能看看故事”罢了。
还有一次，时间是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著名将领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①毛泽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面对许世友，露着笑容。许世友以善战著称，习文不足，他对毛泽东给予的评价心悦诚服。
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1989年第1期）
上述的两则小故事中，对读《红楼梦》，毛泽东都说“要看五遍”。在其他的各种场合，他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五遍”。他是这样要求别人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多次听他说过：“《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一遍又一遍地反反复夏地读，这是毛泽东①《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绛、灌，分别是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她的妻子吕后逐渐掌权，大有以吕氏取代刘氏之势。吕后死，周勃与陈平采取措施除了诸吕，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周勃对巩固汉刘政权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读《红楼梦》的一种方法。
直到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参考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因为他读得多，所以对书中的人物、故事等都很熟悉，许多精彩的内容、富有哲理的语言，还有许多的诗句，他都记得烂熟，能脱口而出，引用自如。从50年代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陈秉忱生前曾多次向我们谈及他的这一特点。陈说，在“三反”的时候，毛泽东常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陈还对我们说过，毛泽东在访苏的时候，还用林黛玉说的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报告、谈话、讲话中看到，毛泽东很习惯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思，引用最多的大概就是《红楼梦》了。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反复读《红楼梦》，不是仅看书中的故事、语言艺术，而更重要的是看阶级斗争，看政治斗争，看社会历史。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种主要方法。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1967年10月12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小说了，它进到了读小说的更深层次。也是对读小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人的读小说，只注重小说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节的描写。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透过小说描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从历史的视角来读小说，这对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是什么意思呢？笔者的理解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应当弄清楚《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与历史背景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书中的内容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对《红楼梦》的写作背景，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曹雪芹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这部大作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刘汉民编写《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封建社会制度必然要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红楼梦》则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客观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补”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观上的希望和封建社会家族必然衰败的客观结果的矛盾，《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萌生的新的希望和他们无法摆脱封建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缚还是以悲剧性命运告终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红楼梦》中通过一件一件的具体的事实和一个一个的故事、一场一场的人物活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来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上来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6页）“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它又是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所以，毛泽东一直把《红楼梦》当作“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来读。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第二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封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红楼梦》不是直接描写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专著，它主要描写的是封建社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周围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时，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斗争。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其阶级等级和身份也就是“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是泾渭分明的。“四大家族”衰败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中也是很为明显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对《红楼梦》里写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多次谈及。早在井冈山时，他就说过：《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贺子珍的路》，第115页）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同志谈读《红楼梦》时，他说：“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还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后在岸上休息，问在身边的薛焰：“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说：“这是一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一听，便认真地对薛焰说：“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说到这里，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又接着说：“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知道吗？”（薛焰：《光辉的形象，亲切的教导》，《广州文艺》1977年第5期）
说到《红楼梦》第四回中的“护官符”和这部书中写阶级斗争的事，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对《红楼梦》第四回中描写四大家族的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他记得很熟，和身边的同志谈《红楼梦》时，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笔者还看到，毛泽东在读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这几句话的天头上，他用黑铅笔划了三个大圈。在这几句话后：“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都一一划了圈。毛泽东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红楼梦》全书的纲，大概也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宝，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一法宝来剥削、欺压平民百姓，来剥夺和占有奴隶们用汗水和血创造的财富。这个“纲”最能体现作品的主题并能引导读者透过文字的表面看到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阶级斗争”，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整个作品的钥匙。所以，毛泽东读《红楼梦》很关注这个“纲”，他与人谈《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大概也是这个“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谈《红楼梦》，来理解《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通过读《红楼梦》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读《红楼梦》。《红楼梦》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细节的描写不是很多，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谈到：“《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中，当然也包括经济的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对平民百姓和奴隶们的剥削、侵占等主要的表现也应当是在经济方面。然而，《红楼梦》中“写封建剥削只有一两处”。这是因为作者曹雪芹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的着重点不在这个方面。尽管作品中关于经济问题的描写不是很多，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都一一注意到了。对于这一点，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有关谈话中有所谈及。根据当时有关人员的记录，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读文学作品，对类似这样的话，人们一般是不太关注的。读《红楼梦》时，除专业研究人员外，一般人员对上述有关土地买卖的话也是不会关注的。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有关的话，还能够随口背出来。由此可见，毛泽东读《红楼梦》与读马列著作、读历史著作、鲁迅著作一样，是一丝不苟的。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红楼梦》，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三十三）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提到的“胭脂米”做了考证。作者一共摘引了四种古籍中的有关记载，这里笔者照原书抄录如下：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云：浙、闽总督范公时崇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食馔，内有朱红色大米饭一坛，传旨云：此本无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迥异他禾，及登剖子，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广获其米，一岁两熟，祇供御膳。
此康熙时人记康熙时事；后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页十一亦云：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丰泽园稻田中，偶见一穗，与众穗迥异，次年命择膏壤以布此种，其米作微红色，嗣后四十余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间不可得也，其后种植渐广，内仓存积始多。世宗时河东总督田文镜病初愈，尝以此米赐之，作粥最佳也。
记此最详者当属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页十，有一段云：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布玉田谷种，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一日，循行阡陌，时方六月下旬，谷种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因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四十余年以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中略）曾颁种与江、浙督抚织造，令民间种之，闻两省颇有此米，惜未广也。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永宪录》卷一页三十二一条云：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师西山，颗粒长巨味香，更有一种可长成树，每年结实，其色鲜红，品又□（缺字）御稻上。是年（按康熙六十一年）冬曾以示大臣，分赠之，则往籍所未闻者。——乃种于御苑——云：树上天生者白如粘米，与朱红分两种。
当然是“一云”之说分红白两种为是，因康熙自记赠督抚织造者即红米，而非树上生也。《张文端公全集》卷七页五十二云：“集畅春苑，谢赐御谷种。公同诸大臣具奏恳恩颁给广种，奉旨每人给二石，赴瀛台领讫，具奏谢恩。”可见织造曹家确曾与诸大臣领此米种，雪芹非夸又明。然观其一年之间，仅获二石，红粥一碗，丰餐凤姐，则其珍罕亦可见矣。景梅九《石头记真谛》卷上页七十一云：“惟御田胭脂米为丰润县所产，据友人云：‘共四十八倾，其米长寸许，红色，在前清纯系贡品，庶民不得尝云。’其意盖以此证明《红楼梦》所写为皇室也；不知曹家食用，多同内庭，已见上举。其米盖玉田种，后始产于御苑，雪芹作‘玉田胭脂米’，亦当日实名也。胭脂米，俗名‘红粳子’，色粉红，作粥饭入口有异香。”
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与《红楼梦》有关的“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的视角读《红楼梦》的一个佐证。总之，《红楼梦》包含的内容是极为深广的，既描绘了封建家族一段家庭和爱情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又写了封建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阅读这部小说，既可以看书中描绘一个个生动、细腻的爱情故事，又可以看封建社会的历史，看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我们从毛泽东读《红楼梦》的实际情形和有关读《红楼梦》的诸多谈话中可以看出，几十年中，毛泽东读《红楼梦》主要是把它作为“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来读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读《红楼梦》，从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衰败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和了解明末清初这一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把小说当作历史读，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这样读小说的。恩格斯早在1884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就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463页）列宁也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上的著名的作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列宁把托尔斯泰看成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把他的小说都当作历史来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读《红楼梦》不仅仅是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书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也很有兴趣，很为关注。大概就是因为每次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去读《红楼梦》的，所以，他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收获，越读越爱读。
毛泽东读《红楼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随时结合书中的人或事，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来说明一些实际问题。例如，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有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说到毛泽东读《红楼梦》，这里笔者向读者介绍一点毛泽东批注《红楼梦》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我们知道的线装版本就有20多种。毛泽东辞世后，在整理他的图书时，对这2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笔者都曾逐一翻阅过。其中只有两种版本用铅笔圈划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划了道道，有的是划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这些道道、圈圈、点点，都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随手所划的，圈划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划。圈划是阅读的标志。但是没有圈划的不能说他就没有读过。因为我们知道，他读过的许多图书都没有圈划的标志。毛泽东很爱读《红楼梦》，也很爱谈《红楼梦》。可是，我们保存的毛泽东生前阅读批注过的上千册的图书中，批注的《红楼梦》我们没有见到过。是毛泽东读《红楼梦》没有写批注呢？还是写了批注的流失在外呢？现在还难下断语。
毛泽东生前不仅爱读、爱谈《红楼梦》，而且也非常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工作。
说到毛泽东关心《红楼梦》的学术研究，我们还是从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谈起。这封信，毛泽东是这样写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导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虽然没有公开，传达的范围也很小。但是信的精神通过间接的方式很快向理论界、学术界、艺术界宣布了。
这封信开头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
李希凡、蓝翎的这两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毛泽东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划，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毛泽东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本文作者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写的批注是：“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文章中有四五处毛泽东还划了问号。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文史哲》发表后，《文艺报》第18期被指定转载时还加了编者按。《文艺报》编者按写道：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还写道：“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这个编者按，毛泽东逐字逐句阅读过。他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摘引了俞平伯的关于文学批评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中卷第21页，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俗语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边写的批注是：“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李、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读了这一段话之后写了一条批语：“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光明日报》发表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按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这个按语，毛泽东读后很不满意。他在阅读李、蓝文章时，针对这个按语挥笔写下了一些批注：“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等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对《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两个编者按为什么都不满意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两种报纸对《红楼梦》研究的新旧两种观点，对“小人物”和“权威作家”轻此重彼的不同态度造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俞平伯撰著的《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早在1952年就公开出版了。其《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他研究成果的基本总结，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也发表了。《文艺报》1953年第9号在“新书刊”一栏特意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推荐语中写道：该书“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而在这之前，即1952年11月，白盾写了一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题目叫《＜红楼梦＞“怨而不怒”的吗？》。这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寄给《文艺报》后，很快就被退回来了，该报的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该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等等。李、蓝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他们起初是寄给《文艺报》的，被置之不理，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才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主要是因为“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实现。因为有这样的具体情况，再加上《文艺报》对批评俞平伯持保留态度，《光明日报》把李、蓝的批评文章仅仅看作“不成熟的试作”，所以，毛泽东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上述的两个按语很为不满，因此，在阅读李、蓝上述两篇文章，含情疾书，写下了上述的一系列批语。
50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是只是读了《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红楼梦》著作。这三种著作是：《红楼梦辨》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论＜红楼梦＞》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这三种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这部《红楼梦辨》，毛泽东批注、圈划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笔者向读者简略地介绍如下。
重新改装本第一册，包括原书的：顾序引论上卷（一）论读书底不可能（二）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三）高鹗续书底依据重新改装本第二册，包括原书的：上卷（四）后四十回底批评（五）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中卷（六）作者底态度（七）《红楼梦》底风格重新改装本第三册，包括原书的：中卷（八）《红楼梦》底年表（九）《红楼梦》底地点问题（十）八十回后底《红楼梦》（十一）论秦可卿之死（附录）
重新改装本第四册，包括原书的：下卷（十二）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十三）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十四）《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十五）唐六如与林黛玉（附录）（十六）记《红楼复梦》（附录）（十七）劄记十则（附录）
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里笔者就着重介绍这一册的批注和圈划情况。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毛泽东为什么说《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呢？我们还是先看毛泽东在本书“第六、第七节”上的批划情况吧。
本书第六节标题是“作者底态度”，就在这一节的第5页上，作者俞平伯写了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并且还穷愁潦倒了一生。”毛泽东在“是感叹自己身世的”8个字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坚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7页，在“一切叙述情事，皆只是画工底后衬，戏台上底背景，并不占最重要的位置”这句话旁边也划上了竖道，在与这句话相对应的天头上，毛泽东也用铅笔划了一个大问号。第8页开头的一句“《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第9页“或由于往日欢情悉已变灭、穷愁孤苦不可自聊，所以到年近半百才出了家”这一段文字旁边也粗粗地划上了道道，与这段文字相对应的天头上，也划了一个问号。第12页倒数第2行“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呢？“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第15页，“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之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毛泽东不赞成俞平伯的这种看法，在相对文字的天头上划上了一个问号。第15页：“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俞平伯的这段话，特别是前面的“痛骂”和后面的“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的说法，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在文字旁边都划上了问号。第16页：“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这一句话中的“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10个字旁，毛泽东都划上了竖道，划上了问号。第17—18页：“既以为是人家底事情，贬斥讪谤自然是或有的；但若知道这是他自己底事情，即便有这类的事，亦很应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啊。”这一段话旁边，毛泽东除划上道道外，也划上了问号。第18页，作者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划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划了七八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其中的几处。
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也就是这本书第21—22页，作者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红楼梦》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接着上述的这一小段，作者对《红楼梦》的一些评价，如：“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等等，这些评价，毛泽东也都用铅笔划上了粗粗的道道和问号。在这一节的第29页，作者写道：“《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毛泽东对“拘束于事实”、“凡中国自来底小说都是俳优文学”等的看法，都划上了竖道和问号。对“都是”两个字，毛泽东大概是认为作者说得太绝对了，所以，他在这两个字旁又单独划了一竖道和一个问号。
第32页，作者写的一大段话：“《红楼梦》开罪于一般读者底地方很多，最大的却有两点：（1）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袞，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一个风流儒雅的美公子，一个十不全的傻大爷；如此等等，不可胜计。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了一下玩笑。《红楼梦》底人物，我已说过都是平凡的。”从批划的几种符号来看，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段对《红楼梦》的看法是不赞成的。就在这一大段后边，作者还有一些看法和观点，如认为贾宝玉“不是社会上所赞美的正人”，“十二钗都有才有貌，但却没有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并且此短彼长，竟无从下一个满意的比较褒贬。”毛泽东在这些看法的文字旁边都划上了竖道道和问号。
第38页，作者认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还引了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一书中的两句话：“《红楼梦》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笔者根据批划的种种符号来分析，毛泽东对作者的这一观点是不赞成的。
第六、第七两节，毛泽东划问号的地方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说俞平伯著的《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七两节”。划问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者“错误思想”表现的地方呢？当然这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毛泽东的批注，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研究是允许有不同看法的。红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旧红学家的不同观点。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自然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除第六、第七两节外，后面各节，毛泽东也作了不少的圈划。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如下的两处：第十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第116页，原著作者写有这样一段话：“这个一年前的困难光景，到现在还是依然。宝钗底结局究竟原本是应当如何的，我可以说是无所知。依八十回底大势推测，宝钗似乎终于和宝玉成婚。但后来文情，有无局面突变这类事情发现，实在不能悬想。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线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我想，如婚事将成，而局面突变，在文章上也是一格；但不知道八十回后有这么一回事吗？”
这一段话，原著上共有5行。就在这段话的上方，毛泽东划了一个大问号，在5行的顶部还画了一粗横线。这段话中的“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结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一句旁边，毛泽东还划了一条粗粗的波浪线，句尾还划了一个大圈。问号、横线、浪线及圈圈等，都表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说法是不怎么赞成的，至少是有疑问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笔者注）是‘寓意讥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毛泽东读后，每一行都用铅笔划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划了一横线，横线上还划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红楼梦辨》这部书，毛泽东批划的地方还有许多，笔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红楼梦辨》是1923年出版的。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陈秉忱曾对笔者说过，50年代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曾把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重新改装过。（去掉精装本硬皮，把原一册分装成3册或4册，加上牛皮纸封面——笔者注）《红楼梦辨》的改装本式样与此也差不多。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辨》改装本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批注的字迹，也像似50年代写的。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批读《红楼梦辨》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否应当在50年后期以前。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已经批读过《红楼梦辨》和其他有关的研究、评论《红楼梦》的著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他看到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和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就很有兴趣。并由此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封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一开始就肯定李、蓝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后来，毛泽东一直很关注《红楼梦》的研究，有关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书刊，他是很爱看的。这里笔者再介绍两个例子：196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吴世昌的一篇题目为《脂砚斋是谁？》的文章。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又发表了吴世昌的另一篇题目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均选自吴世昌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这篇长文，“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的两节。“东风”副刊发表时在文后特意加了一个小注，说明这个情况。吴世昌当时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这两篇文章，连同文后的小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看后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经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联系，真的确有全文。吴世昌的这个全文是刊载在《光明日报》社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充一份。（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看了节选的文章，还一定要看全文，这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不是一般的关注。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还有一个事例，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那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轮廓，他还作过一段独自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谈到新旧红学家，这在当时的红学界，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次谈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非常用心地阅读过这些红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红学”研究与评论文章。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改名《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读批划的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王昆仑的“红学”研究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他的这部人物论，是他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1962年重新修订，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6页）“何其芳也写了个序”，这个“序”是指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的一篇长序。从毛泽东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这篇序。何其芳还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何其芳在本书的序中说：“《论〈红楼梦〉》是我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是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本书毛泽东看得很细，从序到注释的文字，他看后都留下了许多批划的标志。
吴世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探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他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所以，毛泽东把他列入新红学之列。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所谓“索引派”，就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思路毛泽东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他的“新红学”观点，毛泽东说“比较对一点”。所谓“比较对一点”，最主要的是“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谜的界限，把《红楼梦》的研究扭转到着重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样研究《红楼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把胡适和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吴世昌都称为“新红学”的代表。毛泽东读过的“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来评价《红楼梦》，这在我国的“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评价，但是对他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积极提出和阐明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也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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