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生活》04章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龚育之)
在《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介绍了毛泽东读理论书、特别是读哲学书的一些情况，包括他谈到这方面问题的几封信。这篇札记，是它的续篇，补充介绍其中没有提到的几封信。
关于思想方法论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根据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研究方针，信中提出：“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学习理论，学习哲学，“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这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到贡献，就是充分地体现和发挥这种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
②《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4页。
毛泽东更是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矛盾论》，都是致力于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在延安整风中，尤其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这个问题。延安整风，首先是整顿学风。学风问题，按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一文给的定义，就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延安整风，一般说是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从准备和从领导上说，则是一九四一年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报告，鲜明地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任务，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过去党的领导上几次犯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搬用它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而是要学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在党的干部，首先是党的领导层中，引起很大的思想震动。随后，中共中央在七月一日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八月一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八月末，中央书记处议定要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并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织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九月初议定这个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并确定王稼祥任副组长。接着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成员为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计划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和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主观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九月二十九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
“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看哪些文件呢？随信另单开列了要目，共七十篇，其中列为最低限度选读篇目的共四十篇。（这个篇目后来补充调整为八十三篇。到十二月，中央书记处编成《六大以来》这部大书，共汇集文件五百多篇，翌年十月，又编成《六大以前》，收文件近二百篇。这么多文件，当然不可能大家都读。一九四三年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一书，共选文件一百三十二篇，比这封信另单开列的多一些，所选文件的时间往前推到大革命时期，往后延到一九四三年。）
“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是为了在检讨历史时获得理论的、主要是思想方法的指导，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到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来。读哪些书呢？信中开列了四本，”请各同志首先看”这四本书。
第一本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推荐这本书，不单是要求大家从中学习政治理论，着重是要求大家通过这本书来学习思想方法。的确、学习思想方法，不能限于读专门讲思想方法的书。通过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著作，读毛泽东的一些政治著作和军事著作，人们不仅可以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而且可以从这些具体运用的典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习思想方法的更好的途径。
直接讲认识论、讲思想方法的书，信中推荐了两种：“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新哲学大纲》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条目，米丁、拉里察维基等十二人分担写作，艾思奇、郑易里译。据艾思奇译序里介绍，书中第八章对于人类的认识过程的具体的阐明，“使我们对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的感想得到极明确的理解”，“是现阶段的一切新哲学著作里都不曾有过的”。《哲学选辑》是艾思奇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几种“新哲学著作”中分别选取其中较为专长的部分编辑而成的，它的第四章便是选取的《新哲学大纲》的第八章。《哲学选辑》也是毛泽东仔细阅读和作了许多批注的一部哲学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六人合写的著作，李达、雷仲坚译。前篇介绍过，毛泽东曾两次细读这本书，作了许多批注。“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这一章，与《新哲学大纲》“认识的过程”一章内容相当，也是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的。毛泽东批阅这本书时，在这一章上作了不少批注，特别是联系中国实际写了许多批评“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的话，说他们的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他们也带有形式主义性质，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他们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等等。这本书同当时苏联的其他许多哲学书一样，在批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往往把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直到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苏联哲学界重新讨论形式逻辑问题，才纠正了这种偏颇的观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原来也有“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其中也反映了这种混为一谈的情况。《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公开发表的时候，作者讲明“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删节，主要就是删去了这一节。
第四本被推荐的书是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河上肇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大纲》是他的流传很广的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由陈豹隐译成汉文。推荐这本书的“序说”，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因为这个”序说”是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出发点”和“研究方法”的。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可是，在开列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篇目时，并没有特别推荐斯大林为这个简要读本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斯大林这篇文章有许多精辟之处，但认识论在其中几乎没有位置，辩证法也讲得很缺乏色彩，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理论，规定“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思想科学”——这是一个很新颖的提法。提“思想科学”，恐怕不单是为了行文上与“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提法相比照而求得匀称，它本身也表明对哲学和对学习哲学要抓住哪个环节的一种看法。哲学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研究，的确很有见地。决定再一次强调：“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四月，毛泽东建议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编成。这是一本编得很有特色的书。后来，中央定出干部必读十二本，《思想方法论》是其中的一种。
关于社会发展史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给胡乔木一封信：“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
四天之后，毛泽东给刘少奇一封信，送去一九三０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编，成嵩译）。信中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②
②同上书，第219页。
延安整风在一九四二年广泛展开以后，一九四三年曾插入一段审干运动。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整风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毛泽东多次说过，整风后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读马列的书。从这两封信可以窥见当时中央领导人读书生活的一斑。那时读书受“延安能找到”的限制，在这个范围内，为找书读是作了最大限度的搜求的。
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历史唯物论的入门，这也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很好的学习经验。
两信提到的几本书中，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是出得最早的一本，一九二五年国光书店印行。是译，是写？原书没有说明。但称张为“编纂者”，从行文流畅以及偶有一两句联系中国社会史的话来看，可以判断不是直接翻译的，而是根据某一种或几种外国书编写的。书后附一详细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瞿秋白在他所译的郭烈夫书的附注里写道：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参看张伯简所译的《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这个附注说明，张这本书是当时受到注意的有用的书，很可能是据某一本外国书译写的。（一九二四年，民智书局还出版过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它是蔡在上海大学的讲义。）
瞿秋白译注的郭烈夫的书，一九二七年新青年社出版，书名是《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九三０年明日书店重新出版时，把书名改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译者改署为“屈章”。但这本书并不是专讲历史唯物论，而是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郭烈夫从一八九三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一度是孟什维克，一九二０年退出孟什维克，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三十年代初他关于战争史的著作在报刊上受到批评。
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陆一远译，一九二九年新宇宙书店出版，是讲历史唯物论的。
毛泽东认为“十分精彩”的“恩格斯两篇短文”，都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篇是从《〈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另拟了一个篇名《人类进化的过程》。郭烈夫将这两篇文章，同他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长文放在一起，编成一本书。《从猿到人》这篇文章，在成嵩之前，已有陆一远的译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一九二八年春潮书店出版。《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全译本，是杜畏之译的，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后来，于光远在延安重新翻译《自然辩证法》，先由解放社出了《从猿到人》这一篇的单行本，也将《导言》中的那段《人底进化过程》附入。于译本《从猿到人》，全国解放初曾广泛印行。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自然辩证法》中译成汉文最早、在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篇。
我听于光远说过，毛泽东在延安曾提议在干部教育中要学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这个提议是很有道理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学习和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要学习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历史唯物论从社会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分析中提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显然是较好的方法。同样，自然辩证法从自然发展史讲起，不是从几个定义、几条规律出发，而是从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讲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把自然辩证法、自然发展史、自然科学史以至技术发展史结合起来，显然也有很大的优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寻言》不就是讲了一篇自然观发展史，并且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很概略地用辩证法观点描述了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吗？
《从猿到人》，可以说是自然发展史的最后一章，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史的第一章，正好是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结合部。恩格斯本来打算写一本《奴役的三种形式》（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这其实就是一本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本来是这部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放弃了写《奴役的三种形式》的计划，就把这篇寻言手稿归入总题为《自然辩证法》的一束手稿之中。这个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自然发展史同社会发展史的联系。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在批评停止、悲观、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时，指出这些论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符合上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和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毛泽东重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一个印证。
毛泽东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建议，从延安以来就照着做了。后来中央规定干部必读十二本，就有一本《社会发展简史》，是根据一些外国书编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初期，在全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学社会发展史，学“猴子变人”（这当然是一种通俗但不确切的说法），形成热潮。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讲到，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还说：唯心论者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艾思奇那时为适应这一学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就叫《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这个学习对于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心投身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的解放和进步服务，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关于哲学通俗读物
毛泽东很重视哲学通俗读物。给胡乔木的信中说到他“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要找来看看，便是一例。这是指《人怎样变成巨人》这部书，它是讲人类发展史（包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用了生动的文学笔调（但还不好说是小说），作者是苏联的伊林和谢加尔。一九八三年，北京科普创作界还开过伊林的纪念会。
毛泽东几次提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前篇介绍过他曾经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给当时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去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提的《街头讲话》之类）”。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①，并给他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
①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赞赏。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③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③同上书。第487页。
一九六０年，毛泽东写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一封信：“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一九五七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3页。
哲学通俗读物的重要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并要为他们所掌握的，它必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而哲学，又是探讨最一般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因此又比较最不易懂。这样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宣传的重要任务。抓住思想方法论来学哲学，从社会发展史来学历史唯物论，就一个方面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是有利于通俗宣传，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接触和掌握。文字表达和体裁形式的通俗化，也非常重要。一本《大众哲学》，曾经在抗战前到解放初的几茬进步青年中发生影响，就足见其重要性。
要哲学书为青年和群众所愿读，所爱读，单是文字表达的通俗易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科学地、准确地（而不是简单地、庸俗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探讨和分析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从政治、社会、科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新的实际问题。一九八三年通俗政治读物评奖，有几本哲学书得奖，都是值得称道的成果。
组织老一辈的、中年的和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努力写出更多“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具有吸引力而为群众所爱读的理论书籍；通过各种报刊和其他途径，热心地向群众推荐和评介好的书籍；运用各种形式（包括组织各种读书会，组成读书会网），在群众中开展和推进读书活动——这些，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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