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1.1 贺家大小姐
贺家大小姐身穿着时髦的学生服装，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蹦蹦跳跳走进了教会学校。周围人们的眼神常常被吸引过来，禁不住赞叹：“这丫头长得真俊啊!”有人还称她为“永新一枝花”。
罗霄山脉井冈山东麓有个永新县江西的西部，井冈山东麓的万山丛中，有一个县名叫永新县。该县的县城，处在罗霄山脉纵横相连的青峰环抱之中。
禾川河如同一条玉带，绕城而过。这里绿色葱葱，群峰竞立，气候湿润，水土宜人。永新人民世代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一种纯朴自然的生活。
1909年9月，正是江西老俵们秋收的季节。
一天，在永新的县城，有一户姓贺的人家里，突然传出了女婴的哇哇哭啼声。一个女孩诞生了。
这户人家的户主叫贺焕文。他原指望妻子会生一个男孩，却生下了一个女孩，心里虽有几分闷闷不乐，但看到这女婴长得皮肤白晳，模样俊俏，也就减去了几分烦恼。夫妻俩商量着给这孩子取名字。商量结果，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给她起名桂圆。这个叫桂圆的女娃娃，就是后来的贺子珍。
少年时代的贺子珍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初年，先后盘踞在江西省的军阀陈先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孙传芳等，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把整个美丽的江西省搅得民不聊生。就连坐落在边远丛山之中的永新县，也逃不过军阀的魔掌。他们同当地的豪绅地主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用苛捐杂脱盘剥百姓，使永新的人民生活在贫困潦倒中。
贺子珍的老家在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当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山和房屋。她的父亲贺焕文是个本分老实的读书人，读了不少书，最后只是捐了个举人，当了一阵安福县的县长。
贺子珍的妈妈杜秀（一说叫温图秀），是广东梅县人，长得很漂亮，又知书达理，是名门闺秀。
贺子珍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同她年龄相差不大，爱好也相似。下面还有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先圆，年纪比她小得多。
爷爷留下的家产是丰厚的，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本分的人是不好在社会上立足的。
贺子珍4岁那年的一天，天色虽已晚，却总不见在县衙门办事的爸爸归来，一家人都在焦急在等着，盼着他快回来。呀呀学语的贺子珍，一趟又一趟跑到大门口去张望，看爸爸是不是回来了。然而，总听不到爸爸那熟悉的脚步声。
当时，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已经被撤去县长职务，返回永新闲居好些日子了。这是由于他自己要清廉，爱为穷人打抱不平，说几句公道话，办点公道事，终为反动政府的官场所不容，遭到排挤。
此后，贺焕文就在永新县衙门里当了个刑门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县衙门的差事，在那个时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是，现在天都黑齐了，他还能有什么公事没办完呢?妈妈越等越着急，终于沉不住气了，托邻居到县衙门去打听。不一会儿，邻居惊慌失措地跑回来报告说，贺焕文被关进大牢里了!
贺子珍的妈妈一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如同天塌下了一般，大哭起来。几个孩子不知是怎么回事，也惶惶地跟着痛哭。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没吃饭，贺子珍哭着哭着，就累得睡着了。
后来，他们通过打听了解到，父亲是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了。那年正逢大旱，为了争夺水源，有两个农户打起官司来。其中一家是地主，利用财势把另一户农民关进了牢里。父亲为他鸣不平，给他立了保，把他放了出来。不料这个农民出狱后，吓得逃跑了。县里有一帮人本来就跟贺焕文不对付，正找不到借口，这时正好借此机会把他关了起来．
贺焕文被关押好几个月。贺子珍的母亲为了营救丈夫，把家产变卖了不少，等到贺焕文出狱，家道已经中落了。
为了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贺焕文想办法凑了点钱，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铺面，开了一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馆，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客房可以住客。而全家人就住在茶馆的后面。贺子珍就在这个环境里一天天地长大。
贺子珍一天天长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周围的一切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因为她看到的是一幕幕悲惨的社会画图。
每天，她在茶馆里，看到军阀队伍的兵痞们、土豪的家丁，手里拿着鞭子，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抽打、捆绑那些缴不起租的农民，押解着他们从茶馆门前经过。
大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拎着要饭篮沿门乞讨。一些乞丐来到她家茶楼的门口，睁着一双双饥饿的眼睛，伸出瘦骨伶仃的黑手，怯生生地讨一点残羹剩饭。贺子珍那善良的母亲打发走一个乞丐，又来了一个。
有时，街上传来了穷人那卖儿卖女的吆喝声：
“谁家要孩子!有要孩子的吗？”
而被卖的孩子惊慌地哀怜着，哭喊着：“爸爸，我不要去呀! 我要回家啊!”
贺子珍听到这声音，难过得掉下了泪珠。母亲看见了，把她搂在怀里，替她擦去眼泪，心疼地说，“傻孩子，谁家的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小孩，没办法，养不活啊，卖了总比饿死好啊。”
擦干了眼泪的贺子珍问母亲：“他们为什么那么穷啊？”
母亲也搞不明白，只好回答说：“他们的孩子命不好啊。”
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命不好，母亲自然是无法回答贺子珍了。
毕竟贺焕文夫妇是读书之人，他们早早地为孩子今后的前途操心了，决不能让自己的儿女成为苦命人。
不过，在民国初年永新这样的地方，不如在大城市，似乎妇女的解放是一个遥远的事情，老传统老观念还紧紧地束缚着人们。就是贺子珍的父母，也只准备让家中的男孩上学，不让女孩上学。他们仍抱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认为将来给几个女孩找个好婆家嫁出去就是了。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永新县城里开办了一所福音堂小学，分设有男部、女部，招收中国的孩子。同时也有官办的小学和中学，讲授数学、国文、历史、地理等新课程。
贺焕文不准备把孩子送进这些洋学堂，他宁愿掏礼金，请来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贺敏学读四书五经。他还把同族的和邻里的男孩子邀请来一起学习，却不让女儿们学习。
贺焕文总是说：“女孩子家念什么书，反正要嫁出去，认得两个字知道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然而，有心栽花花不开，做哥哥的对这些经书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总是经常淘气不学。而躲在门后偷听老师讲课的贺子珍和妹妹贺怡，却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不少字。
贺子珍10岁那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在反帝的同时，这场运动也给人们的封建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受这一风潮的影响，永新县城里也有许多女孩子背起书包上学了。
贺子珍看着别人能上学，心里羡慕死了! 她觉得自己也要上学，再也不愿意当那躲在门缝后面偷学的学生，便和妹妹一起，缠着父母，闹着要上学。
父母耳闻目睹女孩子上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也不好拒绝，只得同意。
这样，贺子珍同贺怡一起，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哥哥贺敏学也进了永新的一所学校。
这时的贺子珍，正是豆蔻年华，母亲遗传给了她一副姣好的面容。她中等身量，皮肤洁白，瓜子脸，长得十分秀气，在又长又弯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眨动着。由于她喜欢思考问题，两条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因而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在她沉思时，线条分明的嘴唇总是紧闭着，显露出一种成熟的、严峻的美。
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女学生，喜欢穿白衫配黑裙。贺子珍的母亲也为她们姐儿俩各做了一身女学生服。
当贺子珍穿上这身时髦的学生服装，脚上穿着白袜子、黑布鞋，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蹦蹦跳跳去上学时，周围的人们的眼神常常被吸引来。有人不禁赞出声来：“这丫头长得真俊啊!”有人还称她为“永新一枝花”。
进学校以后，贺子珍为了鞭策自己要好好读书，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就是善自珍重的意思。
后来，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用改名了，我很喜欢自珍这个名字。”贺子珍见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名字，心里很高兴，也就不提改名的事了。
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不过，贺子珍生前在签名时，仍然写的是自珍。毛泽东给她的书信，也称她为自珍。
同贺子珍同班读书的三十多人中，其中有豪门小姐大家闺秀，也有的是小康家庭的女孩。豪门家的学生娇生惯养，衣着华丽，经常在其他同学面前摆阔。这样，同学中很自然地分成两派，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在一起玩，经济条件差喜欢聚在一起。那些家庭经济较差的女同学，喜欢同贺子珍在一起。
那些富家小姐上学时，谈的是如何穿戴打扮。而贺子珍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少谈论吃穿等生活上的事情，关心的是天下大事。
当时，在永新县城，只有一些大的店家和县衙门才有报纸，一般人家还没有订阅报纸的。学校虽然有报纸，却不让学生看。
教会学校很保守，认为学生只要好好读书就成了，不要关心什么国事。甚至连城里演戏，女教士都不让她们去看，说演戏是魔鬼在动，看了会中邪上当的。
贺子珍虽然没有什么条件读报，但她家里开了茶馆，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因此消息特别多。贺子珍耳闻了不少外面的事情，就告诉同学们。一个传一个，大家也知道了不少事情。
知道的事情多了，贺子珍眼光也就敏锐了，发现的问题也就多了。
这时，她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穷人怎样才能不用卖儿卖女呢？然而，她一时找不到答案。
学校里的传教士老师是不可能告诉她这个答案的。他们对学生宣传的是，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
但贺子珍发现，老师们嘴里说得好听，而做的就是另一回事。每当两派学生发生摩擦纠纷时，老师总是袒护那些豪门小姐，受到训斥、处分的，总是她们这一派的同学。
对这种情况，贺子珍和同学们越来越生气。一天，矛盾终于爆发了。
学校里的两个女教士饲养了一只小狗，连睡觉都要把它抱到被窝里。一次，这只狗偷吃了一个同学的饭菜，这个同学一气之下，踢了那小狗一脚。碰巧被两个女教士看见了，像打了她们的亲爹娘那么心疼不已，对打狗的那个同学又是打又是骂，还把那个同学拉到耶稣的像前，罚她下跪，逼她认错。
贺子珍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愤怒。她马上带着自己一派的同学，跑进教堂，一把将跪着
的同学拉了起来，顺手拿起一把扫帚，抓住那条狗，把它狠狠地揍了一顿，以解心中之恨。
两个女传教士闻风赶来，气势汹汹地向贺子珍问罪，要处罚她。
贺子珍一点也不怕，指着那个女同学质问女教士：
“你们不是天天讲自由、平等、博爱吗? 你们喂的宝贝狗偷了我们同学的饭，你们不道歉，反倒要处罚学生。难道我们中国的学生，还比不上你们外国的一条狗吗?”
贺子珍声音洪亮，有理有据，理直气壮。那两个教士瞪着眼，自知理亏，无言回答。这时，来的同学越来越多。看着学生人多势众，两个女教士便灰溜溜地离开了。
事后，同学们很高兴，围着贺子珍又笑又跳，一个同学拉着她的手说：“看你平时不言不语，没想到关键时候嘴皮子还真行!”
通过这件事，贺子珍逐步明白了，洋人同军阀、土豪，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欺侮老百姓的。她经常对同学们说：
“传教士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基督教不可能救穷人，也不可能实现世界大同。”
此后，她对学校规定的念经和祈祷等这一套越来越感到厌恶。她也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捣乱分子”。她常常在教士虔诚地向上帝祷告时，和同学们做鬼脸，惹得大家嬉笑起来，把教堂里肃穆的气氛破坏掉。
有一次上圣经课时，贺子珍故意把通向教室的过道门反插上。女教士走过来，见推不开门，就使劲地敲打起来。贺子珍和两个同学在门的这边跳绳玩，完全不理会这一切。没办法，女教士只得憋着一肚子火，绕个大弯子走进教室。等她走进教室时，贺子珍同那两个同学早已端坐在教室的座位上。
女教士一进教室，厉声地质问：“刚才是谁关了过道的门? 为什么不开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就是那些跟贺子珍关系不好的学生，也不敢当面揭发。没办法，女教士只好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贺子珍。而贺子珍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感到好笑。质问没有结果，一堂圣经课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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