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东》05章 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毛泽东意志坚强。个人遇到再大不幸也不会落泪。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独个儿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吸烟，就是没有落泪。他眼里有哀伤，有思念，有怒火，就是没有泪。始终没有泪！
但是，在另一些场合，我又确实看他眼里含着泪，眼角淌下泪，甚至是放声大哭。
我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几次见他眼里含泪。其中印象深的有三次。
建国前后，毛泽东爱看《霸王别姬》这出戏，多次看。并让其他中央领导都去看。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眼睛里湿漉流的。他是很爱动感情的。他曾用一根指头按住我胸前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高兴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1953年到19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记得是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叫李什么茹（我记不清名字了）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我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座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套有灰布套。我照例是坐在他身边。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便勒腰，所以他一坐，我便依惯例帮他松开了腰带。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毛泽东是很容易人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嗓。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自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嗤嗤。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围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住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沮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撂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锋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弥漫的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地笨拙地帮他系腰带。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甚至毫无感觉掉裤子。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上走去。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但是，他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楣的老和尚“法海”。
给我印象深刻的毛泽东的第二次哭，其实是互有联系的多次哭。不是某时某刻一次特定的哭。这种带有过程性和内在联系的哭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是贯穿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过程，就像《白蛇传》一样，是从美好的神话故事开始的。
具体说，是从“三面红旗”的产生而开始的。
三面红旗的由来，我不可能说全面。我只能从自己接触中的耳闻目睹，说个小侧面。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接见中，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1957年的12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人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遍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淌下来，用决堤的水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涕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便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我们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我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我想起毛泽东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我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我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他与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
1958年1月阴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到了5月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后，毛泽东精神振奋，曾对我说：“中国穷，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更好些。我看做到这一条要不了多少时间了！”
一次，毛泽东在丰泽园颐年堂会客。送走客人后。一位中央首长与毛泽东并肩而行，我照例跟在主席身后。他们谈得轻松愉快，有时还热烈。这位中央首长说：“现在XXX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望望他：“唉，大、跃、进？”这位中央首长说：“对，他们搞了个大跃进，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我没看到么。”他回头吩咐我：“银桥、你把报纸给我找来。”接着，便继续听这位中央首长讲大跃进。
这张报纸还是由那位中央首长拿来了。毛泽东看后，在报纸上批了话。记得是“提法很好。”
1958年，一位中央首长向毛泽东汇报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如何如何好，希望主席去看看。毛泽东去了。参观中，这位中央首长和河南省委书记不停地汇报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实请。我那时听了也是很激动，很感动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显出高兴满意。听到激动人心处，频频点头：“好么，好么……”其中，他接着汇报者关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话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他睡眠极少。睡觉起来，并不是马上下地，而是沏一杯浓茶，点燃一支香烟，把当天的报纸拿来看。总要看一小时左右才下床。若无大事，他总是保持着这一习惯。
那天，毛泽东拿起报纸。目光刚在标题上扫过，使用于拍床失声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
我吓了一跳。只见毛泽东披着睡衣便跳下床，手在报纸上扇打着连声说：“糟糕，糟糕！”
反正我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报纸上大字标题登出来。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在毛泽东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随口说了这句话后，当天便写了文章，第二天便见了报。参观时那名记者一直跟在我身边。
“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毛泽东转圈走着，看几眼报纸，叫几声“糟糕”。
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XX同志汇报时，我在参观时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但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不久，在北戴河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办人民公社，还没有不同意的。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
应该实事求是他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充满了只争朝夕的精神。都希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没有经验，摸索前进，人人开动脑筋。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毛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间，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
毛泽东当我面亲口讲过：“XXx，××；×××，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应该承认，毛泽东是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于的负责同志。他的这一态度反过来又促使这些负责干部产生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到1958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便正式形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归纳总结，提到一块的。
那是中央在人民大会堂18号会客室里开会，一位负责同志拿来文章清样，“三百红旗”、“三个万岁”正式提出。三份，像大字报一样摆在主席台旁，那位负责同志在那里热情讲解。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了。讲解时特别指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这个问题以后再讲。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毛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毛泽东是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当时的感觉是“各打50大板”、“左右摆平”。有句话我印象根深：“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讲完散会。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出去最早，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喊他没听见，或是没喊住。
开会的礼堂在山坡上，毛泽东出门下坡，身边跟着4位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位领导同志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忽然转身，又朝坡上走来，大概返回礼堂有什么事。他与毛泽东走了对头。
毛泽东立住脚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通红，胳膊从头上一轮而过，气冲冲他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说：“没关系吗，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么。”
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一边走过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嚷道：“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毛泽东怔了怔，吮吮下唇，继续下山。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主活待遇不变。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当然，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趁之机。长期养病的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一步步发展，逐渐发展成野心家、阴谋家，走向篡党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顶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者，有些室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吸烟。烟灰缸快满了，他才张口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停放下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我和叶子龙一起点头：“是，主席。”
毛泽东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给我们吃饭的7个人写了一封信，叫我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有救济粮。他怕我们“很饥饿”。信尾一句是：“我今年已经是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日是我的生辰。毛泽东1960年12月26日”
唉，我们怎么忘了主席的生日呢？以往都是我们早早就吵嚷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允许。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能容得下彭德怀讲真话，但是，他一贯鼓励支持我们这些贴身卫士讲真话。比如卫士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又比如大搞合作化运动时，我国农村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毛泽东说：“感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这一次，我们一行人去了河南信阳。半年后回到北京，如实汇报大办食堂确实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毛泽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次哭，就是我离开他的身边，去天津工作的那一次。
我已经讲过，那次毛泽东将我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手在我的背上下停地拍打着，泪水和我的泪水融合为一体。
后来，我提出为毛泽东再梳一次头。
毛泽东经常处于用脑过度的状态。梳梳头可以促进脑都血液循环，帮助他减轻疲劳，恢复精力。
我为毛泽东梳头，从前向后精心梳理。我忽然心颤，泪水又充满眼圈。眼前变得朦胧。
记得三大战役结束后，兴奋到极点又疲惫到极点的毛泽东，朝靠椅上一仰，痛快地嘿了一声，说：“银桥，来，痛痛快快梳个头，痛痛快快歇口气！”当时，我的兴奋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毛泽东。我拿来梳子，说：“主席，我慢慢梳。你闭上眼打个吨吧。”那时，毛泽东的头发浓密、坚硬。乌黑油亮。我从前向后慢慢梳理，头发在齿缝间富于活力的鼓涌而出，摩擦梳齿沙沙作响。我欣赏着那泉水一样旺盛鼓涌的黑发，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闪一下亮，灼痛了我的两眼。我忙俯身下去重新梳他的鬓角，凝视观察寻觅，终于失声叫喊起来：“哎呀，主席，您有了一根白头发！”
毛泽东正在闭目养神，闻声似有所动，眉毛慢慢地皱起来，深深“嗯”一声。
我问：“给你拔下来吧？”
毛泽东略一沉吟，吮吮下唇：“拔吧。”
我仔细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一揪，先拿到自己眼前看看，确信没拔错，再送毛泽东面前请他看。
毛泽东凝视那根白发，眼睛一眨不眨，皱紧的眉毛又渐渐舒展开，笑了。他轻轻吐出两个字：“值得。”
事后，我爱人还冲我嚷：“好啊，银桥，你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这些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真切，历历在目。可是一眨眼，那旺盛的黑发不见了，梳齿间静静滑过的是柔细、灰白、稀疏的头发。两鬓头发虽然还多，却白了快一半。经过3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明显苍老了许多。现在形势终于好转。可是，值得吧？
“主席，我走后，你更要注意身体。”我含着泪说。“你的头发白了这么多，你太操劳了……”
毛泽东停了很久才掀起眼皮。他的眼圈红红的，说：“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行吗？”
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当然会每年去看他，但我真心希望他老人家万岁，万万岁。
我转开话头：“主席给我写几个字吧？”
“我没有新诗，给你抄一首旧诗吧。星期六，你们全家来我这儿，照照相……”
毛泽东为我写了《长征》诗，签了名，写在大折子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在那折子上题字留了名。折子另一面有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些画家为我留了书画。可惜，我分配到河北省天津市工作后，省委第一书记索去说看看，后来又说丢了。再不曾要回来。
他不明白，我的损失是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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