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东》01章 毛泽东为什么会选中你作卫士、卫士长
毛泽东为什么会选中你作卫士、卫士长？
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是一下子能讲清。不过，我认为最初的原因是我不想干。人么，越不易得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对于伟大的人物来说也不例外。我这样比喻也许不恰当，还是讲事情的经过吧。
1947年春节刚过，我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当卫士。不久，便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大约是8月18日，转战陕北期间最紧张的一天。刘勘的七千旅紧追我们中央机关的几百人，从绥德追到米脂，追到吴堡县，一直把我们追到黄河边。
那几天，天天大暴雨，身上没有干的时候。河水猛涨，汹涌澎湃，十几里外就能听到咆哮声。毛泽东心情很不好。形势严峻还在其次，最使他恼火的是队伍里议论纷纷，说要过黄河了。毛泽东历来说话算数，轻易不许人反对或者改变。他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当时还没有打败胡宗南，屁股后面有7个旅的追兵，这种情况下过黄河，毛泽东是决不答应的。何况，“毛主席还在陕北”，当时已成为全国军民同国民党蒋介石殊死搏斗的精神支柱。大凡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只要”毛主席还在陕北”，那么千难万险流血牺牲使全不在话下。当时就是这样。
周恩来策略地指出，横在面前的是霞芦河，不是黄河。过霞芦河不算过黄河。毛泽东仍然心情不好，因为霞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叫它“黄河岔“。
最后还是决定过霞芦河，这是形势所迫。敌人已经占了对面山头，子弹在天空上飞，朝泥土里钻，而我们的阻击部队很少，外国有三个连，距离远，随机关队伍行动的只有一个警卫连。毛泽东身边有一个内卫排，排长就是闺长林。若敌人冲过来，作战部队的人数就会是一百多人比几万人。
任弼时组织过河。但过河谈何容易？河水暴涨，轰鸣之声振聋发馈；巨浪一道接一道，铺天盖地！羊皮筏子才一下水，立刻被掀翻，像一片树叶似的，转眼就被疯狂的浪涛卷走吞没了。
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几万之众。像我这样十多年的老兵遇了这种险境，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
毛泽东脸色阴沉，却依然镇定，他伸出两根指头，轻轻夹一夹：“给我拿支烟来。”
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样从整个队伍隆隆滚过：
“烟，快找烟，德胜同志要抽烟！”
“德胜同志要抽烟！”
“烟！”“烟！”“烟！”……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使用化名李德胜。他因为有病，戒了一段时间的烟。卫士们不曾准备，连日大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去哪儿找烟？
毛泽东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两根指头依然伸在肩旁沉思着。烟始终不曾插入他的指间，他忽然瞪起眼吼：“烟呢？拿烟来！”
德胜同志发脾气了！队伍上下人人在身上紧急搜索。这时，队尾一阵喧哗，毛泽东的马夫老侯同志被大家众星捧月一样簇拥过来。谢天谢地，他用黄油布保护了烟和火柴，关键时立了大功！
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护在毛泽东头上。他亲自抓了被子一角，并且用身体挡住斜吹来的风雨。
毛泽东凝思着吸燃了香烟。吸得好深啊，眼睁睁看着火头往上燃。他屏住了呼吸。于是，中央纵队几百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紧那只青烟袅袅的香烟，仿佛所有人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系于那支香烟之上。
枪炮声激烈，浪涛声震耳，毛泽东似乎全然不觉。眉字间出现一道深深的竖纹，片刻，一股烟雾从鼻孔和齿缝间溢出。才溢出一半，又被他猛烈吸回，嘴里发出烟气从齿缝间吸人的咝咝声。
好像只是眨眼的工夫，又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毛泽东手中的烟变成夹不住的烟蒂。他暮地立起身，将烟蒂奋力掼于地下，气壮山河地一声吼：
“不过黄河！”
毛泽东顺看黄河岔向前走去，走得不慌不忙，四平八稳。卫士们抢上前，被他怒声喝退。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走在几万追兵的枪口前，身后跟了中央机关的几百人。不要说敌人乱枪齐射，就是一枪一弹，在这么对面相望的情况下也会造成震撼历史的巨大后果。但是，奇迹发生了。几万敌兵忽然枪炮齐停，仿佛整个世界都惊呆了，变哑了。就那么看着毛泽东大摇大摆从面前走过，走出几百米，走过一个小土岗，渐渐消失了……
“叭勾”......
这声枪响像是走火，又像是向毛泽东致礼。于是，几万迫兵从梦中惊醒，顿时枪炮大作，比当初还要热烈。
转战陕北期间，这种情况发生过三四次。敌人追得狂，打得凶。追上了，看见了，忽然变得文质彬彬，变得温良恭俭让。枪炮不响，甚至人也绕开走。
借用文人一句话：万马齐喑究可哀。
毛泽东不理睬枪炮声，坐下来休息。他唱了几嗓京剧。我记得清，是《空城计》。
休息后，顺山坡上了白龙庙。这是个六八十户人家的村子，在半山坡。山不大，是土山，树极少，缺水。村里有个白龙庙，求雨求水方便。毛泽东带雨上山，老百姓说是真龙下凡。刘勘几万追兵在山下扎营，烟火望不到头。毛泽东就在山上睡了一夜。他睡觉鼾声如雷，大雨整夜未停。
第二天，就是19号，叶子龙和汪东兴找我谈话。那时，中央纵队叫三支队，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谈话是在村里的窑洞门口。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去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干脆实际。“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汪东兴讲话注意强调原则和革命道理，“任务既光荣又重要，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昨天，毛泽东发脾气时，赶走了身边的卫士延永生。我11岁当兵，十来年一直当特务员（即勤务员）、警卫员和卫士，组织上选中我给毛泽东当卫士，本不足怪。可是，与我同年当兵的人有些已经是营、团级干部。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地问了这么一句。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不行呀，我不想去，干这个工作于太长了。”
叶子龙和汪东兴始料不及，有些惊诧，有些尴尬。我也感觉到话讲得太满，不妥。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我相信你会干好。”叶子龙松口气。
“今天你先去，”汪东兴皱着眉头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于是，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一天行车，我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毛泽东始终不曾理睬我，甚至不正眼看我一眼。
我多心了：“准是叶子龙和汪东兴限主席汇报了，主席生了我的气。他们是怎么汇报的？我的真实心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两个多嘴的领导！……”
雨一直在下，我们几乎是彼水冲着跌跌撞擅跑下山。山下的小河也发了大水，汪东兴指挥会水的战士架桥。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又有些慌乱。
“我看还有没时间么。毛泽东望望架桥的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架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队伍立刻安静了，那种军心浮动的情况再没出现。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一道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天空响起嗡嗡声，有几架敌机临空，在头顶上盘旋。大家忙劝毛泽东去山脚下隐蔽。毛泽东眼睛不离电文。铅笔头朝云遮雾绕的山上指指：“他不要命吗？我看他比你们乖巧。”
果然，敌机哼哼半天，始终不敢下来，也不投弹，最后没精打彩的飞走了。
浮桥架好了。岸边垫上了土，河里垫了大石头，又将几根粗绳拴在两岸的大石头上，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扛来，铺在石头和绳子上。战士们几人一组，脱剥得赤条条，也站立急流中作“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立住了脚。他望望河中的“桥墩”，显然深受感动，眼圈都湿了。他迅速回头。望着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齐声喊。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呼唤。
毛泽东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岸上水中便响起一阵阵呼喊：“请李德胜同志先过！”虽然只有几百人，可是在山谷中，那喊声便显得惊心动魄，沸人热血。周恩来踏上浮桥，迅速走了一个来回，确信安全后便立在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的喊声始终未停。毛泽东的眼光在河里岸上一扫…这时，只有这一时刻，他才正眼望了我一眼。我的脸腾一下子燃烧起来。与这些呼喊着的同志们相比，我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羞愧，隐隐还藏了一丝委屈。我简直想跳进黄河。
毕竟没有跳，我紧随毛泽东走上下浮桥，走过了洪水咆哮的急流。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闰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盘腿坐在炕上，借着油灯的光亮查看军用地图。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闰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小李，快扶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吭吭”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德胜同志，透透气……等烟散散，再看图吧。”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然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着墙壁走出窑洞。
雨停了，云散去大半，露出灿烂星光。毛泽东立住脚，迎风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踱步。他走得慢，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步子时大时小。他明明听到我的脚步声紧跟身后。却不回头看我一眼。看来误会深了……我一阵阵难过。
突然，毛泽东立住了脚，两眼望天，慢条斯理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一愣，立刻环顾左右。没有第三者！一股热血涌上来，毛泽东终于跟我说话了！我迅速振奋起精神，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望天。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噢呵，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帐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毛泽东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片刻，脚步一停，重新望住我：“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那一刻。我的心脏一定停跳了，竟怔怔地没出一声，接着低下头。怎么回答？种种迹象告诉我，毛泽东一定知道我不想干的情况了。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限睛说真话……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
随之而来的一阵沉默，真难熬啊！我一生再不曾遇过比这更难堪的场面，身体血肉好像都不属于自己了，变成了没有思维的木头。
一声轻咳震动了我的心，恢复了我身上的血液循环。毛泽东打破沉默，话讲得有些吃力：“嗯，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38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当勤务员。我想到部队去。”
“嗯，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叫了起来，并且急出了汗。“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恩来那里已经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习惯就有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手里这根柳木棍，那算什么？不过是孙振国扛行李包袱的木棍子。离了延安他送给主席用，主席一用就再不肯换。掉到山下，宁愿等人捡回来也不肯换根新的。一根木棍子还这样，我可是个大活人呢，主席用惯了还肯放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大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作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个手势：“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会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有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我便退下。他独自回了窑洞。
后来据传，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听说了我不愿干的消息。他当时怔了怔，忽然把手朝外一指，大声说：“你们不要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
我嘴里说不愿干，心里也这么想，然而一旦干起来，还是全力以赴。对工作热情负责，是我参加革命后养成的习惯。不懂偷懒，也不去偷懒。我干特务员、勤务员、卫士，有十多年经验，善于察颜观色，善于理解领导意图。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的习性很快便熟悉了。要茶、要饭、要书、要笔，甚至是见不见客，他只需递个眼色我就知道该怎么办。有时他刚想到我就替他办了，连眼色都不用递。这种默契配合使毛泽东大力欣赏，几次抚着我手背说：：“我们很合得来。你是善于发现规律的人。”
于是，我的预言被证实：毛泽东同我有了感情，舍不得放我走了。
1948年2月，中央前委机关住在杨家沟。一天，我给他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像是思考什么重大事件。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悄然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主席有什么事？”。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搬着指头：“8月到9月，9月到10月。…今天是2月19号，半年，整好半年……”他望住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我垂下头，心里很矛盾。最后还是选择了讲实话：“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神情。我有些不安地：“如果主席……”毛泽东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吧，说：“不，咱们有约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前边订的约算是结束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定约。”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看我打败胡宗南。”
不久，彭德怀便向毛泽东报捷：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五个旅，击毙敌29军军长刘勘。
到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对我说：“银桥，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彻底打败蒋介石。”
我说：“主席，不用再借了，我不想走了。我愿意随你一辈子。”
我说的是心里话。三次借用，追随毛泽东左右，目睹他以超人的智慧、毅力引回力量扭转乾坤，那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日夜夜啊？毛泽东的魅力和人格深深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心甘情愿去服侍他一辈子。
1953年。我担任了毛泽东的副卫士长。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银桥，当官了，不值班了，可是老不见面也不好吧？我们再定个协议，你一礼拜值两个班，让我经常可以见到你。”我说：“行，就这么定了。”
1956年，我担任了毛泽东的卫士长。仍然坚持一礼拜值两个班，侍候老人家的衣食住行。
1962年，我要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了。那天，他照习惯躺在床上办公。床栏上搭条毛毯，毛毯下垫了枕头，就那么靠着批阅文件。我悄悄来到门外，想等他办完公再进去。可是，屋里响起他的召唤：“银桥，你进来。”
毛泽东怎么知道我来了？我想，他一定是用心灵感觉到的。或者是如你们现在习惯说的那个第六感官吧。
我站在毛泽东床前，他用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在我手背上轻抚。就这么无言地守着，谁也不说话。
我先哭了。我一哭，毛泽东立刻也落泪了。我抽泣着说：“当初我不愿来，你借我来，现在我不愿走，你又撵我走。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毛泽东流着泪叹息：“我也舍不得你走啊。我和我的孩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只有我们是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可亲。可是，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误你的前途。卫士长，地位够高，可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低了。”
“我不嫌低，我不要离开你。”我哭出了声。
毛泽东用手一拉，把我一下子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银桥。我死以后，你每年到我坟前来看看。”他不停地用于拍打我的后背，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我怕他哭伤身体，先禁住自己哭，再会劝他。一句话没劝完，我自己早又哭出了声。
几天后，我终于洒泪离开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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