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31章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关于“五极中心”的演说
当飞机飞越冰雪皑皑的喜玛拉雅山的时候，旭日东升，曙光初照，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映衬着被映得一片通红的天空，景色格外壮观迷人。那个对基辛格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就在眼前，他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未卜，由此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觉得回到了童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象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中国人告诉他们飞机正在飞越中巴边界的时候，斯迈泽正好被基辛格叫到后舱去商谈工作，就剩下洛德一人独自坐在比其他美国乘客都更靠前的位置，对洛德来说，这次中国之行另有一层值得兴奋之处，这是他妻子贝蒂出生的祖国。所以，一听说下面就是中国边境，洛德自豪而欣喜地喊了起来：“我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我比你们领先五码！”
在飞机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闲谈，礼貌周全，态度友好，气氛和谐；在两千四百英里的航程中，在四小时四十五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大家谈的范围很宽广，也很随便。从窗外的景色谈到日内瓦会议杜勒斯为什么不和周思来握手，从乒乓外交谈到巴基斯坦渠道和热情友好的叶海亚总统，从中国人讲的标准美国英语到基辛格为什么不能当美国总统……闲谈的气氛使基辛格觉得，“好象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十五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还有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曾经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资料影片，均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也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开始工作。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六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盥洗换衣服。基辛格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象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于，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为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俄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稍歇。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四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思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雷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思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等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
“从一七八四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八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只好将开场白念完——
“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干脆撇开材料汇编，显露其口才，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象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光。从目光的交流可以感觉到，他们长久以来为台湾问题担心，一会谈就吵架敲桌子而吵崩——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卸落了一半。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块多次地商量过，认为世界从五十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大三角”的说法，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谈判以后，在七月六日，尼克松又正式地在公开的场合发展到“五极”理论；事前，并没有给他打招呼，就是七月七、八日他到伊斯兰堡，尼克松还打来过电讯，三番五次地讲在出发前就讲过不知多少遍的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就是在他起飞飞往北京之前几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基辛格，要他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在七月六日总统已经对全世界作了“五极中心”理论的讲话。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这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这件事及演说内容，他都一无所知。
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无形中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二十多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了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象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象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制铁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七月十一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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