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06章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完全出乎美国人意料之外。
本来，象中苏两国首脑人物举行四年半以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种意义重大的事件，按白宫惯例，都要及时报告给美国总统。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是从《华盛顿明星报》上读到这一消息的。这件事太突然了！他暴跳如雷，认为完了，他的战略构想刚刚开始实施，就完了，中苏缓和了。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基辛格也是刚刚看到，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未能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感到十分尴尬。
尼克松真是十分敏感。
即使是在世界大国中肩负重任担任最高职务，他也是社会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会有。尼克松生性腼腆，怯于社交，怯于面对陌生的人士，敏锐心细而易生疑感，内心复杂，心境孤独，对认准的事具有必定执著去完成的毅力。有这种毅力，使他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失败后，忍辱吞声，自强不息，默默地寻找时机，终于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东山再起。这类人正因为敏感，使他具有善于准确地把握时机的直觉。这种素质，使他明智地把握住了世界形势与美国的脉搏。他说过，一个领袖人物没有权力听天由命。他觉得，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历史提供的动荡的局面复杂的环境最大限度的挑战时，其远见卓识与非凡能力才得以充分展示出来，人们才能充分衡量其伟大的程度。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含糊地提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的新政策：“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愤怒的孤立”这个词组是他本人曾在一九六七年十月的《外交季刊》上写文章提到中国时用的，他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人没有被尼克松就职演说中一个简单的和解暗示所打动。第二天，新华通讯社就大骂尼克松要实现“美帝国主义继续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扩张的狼子野心”。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十二天以后，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些都表明，这是美国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还不是一种战略。
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在那个中国叫珍宝岛、苏联叫达曼斯基岛的冻土地带爆发了冲突的枪炮声的时候，他从这动荡、分化的世界局势中敏感地把握住了战略机会。尼克松不大关心细微末节，可是善于捕捉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决定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开始的时候，作为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理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赞同的；但是，他俩当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也都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进展，这种看法产生了动摇。基辛格在对比了中苏两边的实力以后，感到中国居于劣势，通常不会去进行无端的进攻而自招失败的。从春天到秋天，中苏边境从黑龙江到新疆，都不断发生冲突。尤其是五月份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推翻了基辛格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秤。基辛格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发现新疆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基辛格认识到，中国军事指挥者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将新判断报告了尼克松，说：“如果苏联是进攻者，对美国来说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尼克松早已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说：“要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造成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它不仅会破坏地缘政治，而且也打破了世界的结构平衡。”
基辛格马上提请总统注意：“对于一个我们既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又没有在任何一级建立有效联系的国家来说，要为它出面抵制这种入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会将怎么考虑？美国公众将会怎么考虑？”
一九六九年，美国的国家生活正处于一个特别复杂的时期。朝鲜战争曾使三十多万美国青年丧失了生命，至今在每个州的公墓中还埋葬着他们的尸骨，令人记忆犹新；越南战争又遇到了同朝鲜战争一样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已经又使美国牺牲了四万多人，这两场战争都在中国的门口进行，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在全球的威胁而使美国卷入的；也不能不说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的，再加上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使人至今谈起共产党还噤若寒蝉。在一九六九年，共产党中国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几乎是等于黄色的魔鬼。在如此复杂、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怎样转这个弯子？尼克松觉得，历史不会永远不变的，一个领袖没有权利听天由命。
当尼克松批准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中国马上释放了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在他七月下旬作“月辉”旅行，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传播了通向中国的信息。回到白宫没多少天，在八月十四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以十分明了的语言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的确象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正在尼克松授意基辛格探讨如何采取对中国对话的新行动的时候，发生了他事前一无所知的周思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的重大事件。尼克松的神经被触动了！他担心经过长期酝酿已经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想会不会由此泡汤了？
基辛格到底是城府很深的学者，在尴尬的情绪过去后，以冷僻透彻的分析回答总统的询问：“初步看来，关于中苏首脑会见的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有严重分歧。”
尼克松那下颏突出的脸拉得很长，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
基辛格那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说：“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不放心地又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是中国？还是苏联？中国是弱者，会不会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
基辛格思维敏捷，马上就回答：“我看中国给予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要他离开机场，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这可能意味着是苏联采取了主动行动。”
尼克松又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次会晤并不表明中苏冲突发生了任何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基辛格说：“我觉得程序性的协议是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的。这次会晤，不管是说明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说明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说明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他对基辛格的见地与分析是满意的。但是，石头还在他心中悬着。基辛格的分析尚需要时间来验证。
几天之后，九月十六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一篇预兆不祥的文章，证明了基辛格的分析。有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苏联自由撰稿记者，此人被西方认为是个神秘人物，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官方的一种代言人。路易斯在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路易斯也提到了苏联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他还宣称，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中国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将会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路易斯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完全证实了基辛格的论断：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险点！
尼克松看到这篇文章，反应非常敏感。他感到苏联正咄咄逼人地要实现它的统治，世界力量的平衡要打破了。他既恼怒，又焦灼。美国直接作出反应不会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而且可能加速他想要防止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
尼克松又要召请基辛格来商讨，美国要作出更多的反应。他对这位哈佛教授的信任，与日俱增。他在内心里很欣赏自己对基辛格的赏识与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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