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不悔的合作》第八章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反映的许多问题是符合实际的。但毛泽东决定不给彭德怀平反。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在挂甲屯闲居六年的彭德怀，告诉他说：你去三线吧，准备将来带兵打仗。
●红卫兵组织两支“专揪彭德怀战斗团”，争先恐后地奔向四川成都，彭德怀再遭劫难。
●在被报纸糊住窗户的黑屋里，彭德怀扯着被单大叫：我要见毛主席，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同江青继续留在庐山。紧张了那么多天，确实该放松一下了，作为名胜风景区，庐山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地点。
8月19日彭德怀飞往北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继续接受批判。这次会议从8月18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参加人数原定140人，后来增加到1070人，大军区领导除留1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还有508名有关人员列席。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都做了表态性发言。会议和在庐山上一样，万炮齐轰彭德怀。
他被指控犯这么大的错误，便不能不想到日后的工作和出路，果真是无官一身轻吗？在军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时，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表明自己的想法：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已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很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与彭德怀通了电话，说要把他的信转发全党，并在当天就作了指示，也算是答复：
此件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7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
最后，彭德怀被允许到北京西郊居住。
在9月9日写信之前，彭德怀已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了话，他说：我写了一封信，主席指示，变成了什么意见书，受到了严厉批评，国防部长不会叫我当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我也不想当了，我要回家种地去了！自食其力，你们放心好了！我这里不需要你们了，谢谢大家这几年的照顾。我会尽力帮你们安排自己愿意做的工作。
不久，彭德怀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浦安修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之后，他就交出元帅服和勋章——他有漂亮的元帅服和一大堆勋章，但他很少穿戴，他不愿意自己突出，所以这些东西都显得很新。他喜欢过平常人的生活。“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他的声音依旧掷地有声，彭德怀不顾警卫人员的劝说，把自己的元帅礼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画、猎枪和好一点的衣服都上交了党中央，留下的几乎全都是书，还有一些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即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和一包历史资料。他还拒绝给他安排护士和公务员：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真是岂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很好吗？本来，中央办公厅按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彭德怀的政治待遇不变，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办公室撤销，但保留秘书1人，组织关系安排在中央党校，生活待遇不变，仍然配备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司机、医生、护士、公务员、管理员等9人。对此，彭德怀表示非常感谢组织。但他仍多次申明希望中央接受他的请求。中央办公厅决定答应他的要求：人员从简，将斯大林送给他的灰色“吉姆车”重新配给他。9月30日，彭德怀坐上吉姆车，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
彭德怀挂甲在西郊吴家花园，开荒、种地、养鱼、积肥、读书。据说，这是当年杨六郎出征时凉晒战甲的地方，名为挂甲屯。看来，历史的安排有时显得相当恰当。
黄克诚、张闻天分别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和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受到批判。同时，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大批党员、干部因讲真话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再次发出持续超负荷的轰鸣，但结果却和人们的愿望相悖：
中国出现连续三年的经济严重困难。
历史精灵含着严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变化。
彭德怀不相信自己搞错了。他开了一片荒地，整整一分，作试验田。他把地全部深翻了三尺多，每个土疙瘩都敲碎，又用手捏过：“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说多下肥我就多下肥，说密植、说浇水，我都照着做，困在这块地里了，我看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
他所以这样做，是因当时都说这样做能夺高产。
当年参加过劳动、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这个问题对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和同学们在门头沟的花果山劳动，白天栽树，晚上帮助建丰产田，地要深翻一米，但山坡上土薄，半米就到了石头，不得不用钎凿，然后拣去碎石，再拉来土盖上，这样造成的丰产田亩产是100万斤，（这显然是假的，就是用麻袋堆一亩地也不一定能放下100万斤）。高产的原因是杀了两头老骆驼，煮烂后把肉汤洒进了地里。
彭德怀种的小麦收了，可以说是颗粒归筐——他成天的守护连麻雀也无法偷嘴。结果是九十多斤。是喜？是忧？“一亩地，八、九百斤，就算我们功夫不够，再加上一培，亩产两千斤，顶天了。亩产一、二万斤，纯属胡说。”他不明白，遍地的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
这样的生活让彭德怀变成了勤勤恳恳的农民，以至警卫员也很顺口地称彭德怀为“彭老头”，当然，他没有仅仅种地，还是中央党校一个老老实实的学生，跟杨献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那是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央名义找彭德怀谈话，算是对彭德怀9月9日信的答复。中央同意彭德怀读几年书的要求，并责成彭真、杨尚昆负责安排。彭真随后找到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彭德怀成为中央党校的学员。虽然彭德怀注重读书，但长年的战争使他无法坐下来，所以在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中属于文化较低的行列。特别是庐山会议上，有人责斥他不懂经济偏要干涉经济，是瞎逞能，彭德怀忍气吞声，决心花费精力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发誓说“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死不瞑目”。一开始，彭德怀曾试图按有关同志的劝告用读书来对照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越读书，越和杨献珍等人交谈，越发现自己思想上的矛盾越大，越认为自己的正确：“杨校长，我不知怎样感激你好啊！我更感谢毛主席给我学习机会，通过学习，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在庐山没有错，错在哪里呀！真不该做那个违背良心的检讨！”
1962年1月，负责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彭德怀虽然仍是中央委员，并渴望参加会议，但因会议报告中仍坚信庐山会议的正确性，彭德怀只好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会议。这样，作为中央委员、副总理的彭德怀，没能参加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比较谨慎的刘少奇提醒全党，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要不就散架了：“我们不仅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也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要实事求是地向群众讲清楚造成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四年工作中成绩与错误的关系。这四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较合乎实际，成绩是七分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群众才心服。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情，掩盖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翻箱倒柜统统倒出来，否则，人们不会服气。”
话说得相当尖锐，但他还没尽兴：
“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也许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还有一个三七开，就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略带湖南口音的话说得缓慢而清晰。
这些话说出来太让人震动，恐怕毛泽东也不舒服。实际上，刘少奇在半年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这样说了。
“不过，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坏事能变成好事，用不着悲观丧气，跌了跤子就爬起来，看清道路再前进。”
刘少奇采纳的措施既复杂也简单：经济上接受周恩来、李富春等提出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在安徽、广西等地试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政治上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打击的人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这些措施被毛泽东指责为刮“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地位迅速上升的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的论点很鲜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现在出了事情和困难，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真是另辟蹊径，别有奇香。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但他不服气，不认输，说话依然抑扬顿挫，诙谐自如：“我就不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这是他1958年1月就说过的话。此时，他仍坚持自己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阵地，并在同年10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论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和其他领导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了。这种分歧，简单地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内究竟以什么作为工作中心？在毛泽东看来，只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为最高任务，第一线中央领导人所执行的调整政策是对他的主张的挑战。毛泽东不能容忍，终于导致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冲突，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事实证明，被毛泽东当作“三风”批判的本来都是党内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看法和做法，他把其他领导人不同的认识看成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认为是党内在上层出现的修正主义。向全党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应该说这是很片面的。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接见外国客人时所说的他在“1962年就看出了问题？？”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确实和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国际上，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并鼓动支持印度反华，最后导致两国在边境交战，并策划新疆叛逃事件和伊犁暴乱。中美关系也日趋紧张。国内，台湾国民党猛叫反攻大陆，国内想翻天算帐的人也蠢蠢欲动，这种情况下，强调注意阶级斗争无可非议。但称之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千万不要忘记则显得偏颇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七千人大会虽然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信中有些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最后还是认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里通外国，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在对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毛泽东判断的错误又给彭德怀新的悲哀。
彭德怀等了三年，等着毛泽东转变看法，与他消除误会，没想到又给一个新打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他们都恢复了工作，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学所研究员、湖南省委副书记和陕西省副省长，唯独自己还是个反党头子。他愤怒，不是因自己是中央委员而不能参加扩大的中央会议，而是他不知“里通外国”罪名的由来。
彭德怀怒不可遏，心胆俱裂，立即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转告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声明，没有里通外国这回事。
“你给我去买纸，我要写信，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功，我的过，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气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怀命令他的警卫员景希珍准备笔和纸，他还对前来度产假而又劝他别再写信闯祸的侄女彭梅魁说：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对此该如何解释？是因为毛泽东的误解猜疑、偏听偏信？是因为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对中国会过分依赖苏联的恐惧？还是因为一些恰似巧合的事件使毛泽东判断失误？恰恰是彭德怀访苏回国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1957年签订的中苏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现代军事技术，其中包括一枚原子弹；也正是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信后，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讲话，首次公开指责中国的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那些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或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的幻想物。不久，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又公开为彭德怀辩护，说他没犯过什么过错；彭德怀元帅的撤职不说明他的耻辱，而说明他的正确等等。
所以，毛泽东说，现在是里外夹击。
毛泽东确实一直担心中国会过分依赖苏联，被苏联所控制，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警告全党：“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里所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抨击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直到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会议，他还劝同志们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馍。
具有这种观点的毛泽东当然不会赞同彭德怀吸收、借重苏联军事经验和技术的言行。而赫鲁晓夫，说话盛气凌人，天下老子第一，唯我独尊，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他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和感情。斯大林也是如此，使毛泽东和中国人感到苏联对中国与以前西方的殖民者没什么两样，特别是赫鲁晓夫，抛弃了列宁主义，又否定斯大林，是搞修正主义。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变得紧张了，至彭德怀被罢官后，两党两国的关系慢慢全面破裂了。
两国如何承担责任，历史尚未作最后定论，但在当时，赫鲁晓夫却被看成彭德怀的国外盟友。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直到今天，我们中还有一些人习惯于这种思维，而忘了外国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点分化共和国的力量。
彭德怀再次伏案执笔，写了整整三个月，像重走了一次长征路，体重减轻了十多斤，精疲力尽，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他只好把抄写任务交给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并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2000字的信递呈到中央办公厅，彭德怀亲自去中南海，亲自把信交给杨尚昆，并请他打印数份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要借此澄清历史，辩驳不公正的指责。
这封长信共有十个部分：一、童、少年遭遇。二、走出当兵。三、平江起义。四、反“围剿”战。五、抗日战争。六、解放战争。七、抗美援朝。八、国防部长。九、庐山会议。十、人物评价。
在信中彭德怀特别强调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样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也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也可以派人调查嘛，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的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有怨恨的？？
彭德怀在信里还谈了他对林彪和“理论家”康生的看法，提醒毛泽东主席保持警惕。
然而毛泽东并不喜欢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请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他在说这些话时带着不耐烦的口气。此时的毛泽东认为中国正在刮“翻案风”。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
彭德怀的要求被接受了，中央成立了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然而审查没有“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是更甚的罗织、更肆意的歪曲和更寒心的算账。
又是三年，彭德怀再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沉默似乎更好，再巨大的浪花也只能在心中的海里翻腾。
“这下好了，我终于被推上了另一极端，可我这个人总还有一点长处吧？那就是不忘本，国家之本、人民之本，如果人忘了这个本，还活在世上做什么？忘了这个本，地位再高，权势再大，对人民何益？与粪土何异？！”
彭德怀没忘国家之本和人民之本，他像普通公民一样生活，生活在人民中间。
他普通得有时让人认不出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作者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去校外散步，有一个傍晚，他碰上三位穿军便衣的人，年老的一位背着手，没戴帽子，样子很严肃，当时没留心，过去后才想到是彭德怀。他说真没想到彭老总的生活那么像一般人，完全不同自己想象中的高级领导人——此时彭德怀虽被罢官，但没有向全国公开原因。
他过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朴素生活。据他的警卫参谋回忆：他吃饭不用小灶而吃小食堂，打来的饭菜如吃不完，决不允许倒掉，下顿再热来给他吃；他的衣服特别是内衣好多是打了补丁的，有些衣服、袜子实在不能再补了，警卫员也不敢扔掉，说不定什么时候彭德怀还会追查要穿。有一次，警卫员没经彭德怀的同意就把他穿了十几年一双烂皮鞋扔了，搞得他念叨了好久，说“那双皮鞋很可惜，我穿着最合脚的，不该扔？？”由于他夫人浦安修在北师大做领导工作，只有星期日才回来，彭德怀就常常自己拆洗缝补衣服。他戴着老花镜，在廊檐下一针一线地缝着穿了很久的衣服。那情景，真真正正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形象。
彭德怀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利用职务占国家便宜。本来，他是可以配备医护人员的，但他以自己没为国家工作而主动拒绝。有一次他感冒了，发高烧，浦安修劝他去医院要点药，彭德怀连连摆手说：这点小病，吃什么药，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在我们家乡，感冒以后就劳动，出一身汗就好了。好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度。
彭德怀还把自己的朴素与严格标准扩展到自己的亲属身上。他的大侄子彭启超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学院授予他上尉军衔并请示彭德怀，彭德怀就把侄子划进中尉军衔的名单中，理由是在级别待遇面前手要短。他还对自己一个多次向他诉苦要钱的亲戚回信说：从历次信中看出，你思想落后，不愿努力生产，自力更生，不想办法去克服困难？？这种落后情绪，希望你加以反省克服。他没有给亲戚寄钱。
他从不愿突出自己。1954年9月，彭德怀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在国庆阅兵仪式上，中央安排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布向全军的命令。为保存资料，新华社要求彭德怀录音，他说：“我的声音不好听，也没有保存价值，不录。”经过多次解释他才同意，但要求过后一定要销毁录音，真是个倔老头。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流走了，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了好多年，尽管外面风吹云变，这里却总是平静，除了朱德、彭真、杨尚昆、杨献珍等人外，没人来看过他，彭德怀几乎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
然而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他。
素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就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风行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考虑了近两年，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默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批判理由就是它替彭德怀翻案，此项任务的负责者是江青、张春桥、柯庆施、姚文元。
尽管如此，毛泽东采取的行动还是出乎康生的意料，他让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1965年3月，美国出兵越南，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和彭德怀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彭德怀到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任副总指挥。彭德怀没有答应。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三反分子的帽子还压在头上，又被批得很臭！”话说对了说错了都受怀疑，而且自己水平低，不懂工业，又早和军队脱离关系，自己也不想搞和军队有关系的军事工业。最后，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一辈子农民，并请彭真向毛泽东转达，同时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决定亲自找彭谈谈。9月23日早7时半，毛泽东秘书给彭德怀挂电话让彭德怀前往中南海见他。8时15分，彭德怀乘车到达中南海。
颐年堂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双手再次紧紧握住，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和斑白的两鬓，说：几年不见，你显老了。彭德怀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然后他们走进屋内，长谈了五个多小时。
“你这个人真有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也不写信，写信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八万字，你累我也累，彼此都不满意。何苦？今天我们一起谈谈吧，吵架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委员嘛，还是我们的同志嘛。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会都来。周总理要见西哈努克，可能来不了。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还是合适的，李井泉为主，你为副，还有程子华，将来还可以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名誉！我不在乎。”彭德怀神情依旧，紧锁着眉头：“我还是不去好，背着这个臭身子，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再说我一直坚持做到自己说过的三条保证。”
“哪三条？”毛泽东边抽烟边问。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老彭，会议已过去了，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作结论吧，等几年再说吧，不过去西南工作还是去吧，你去那里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你为副，还有程子华。
“我们革命到今天不容易，大家要团结，要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我们共事几十年了，合作得很好，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对你的事批评过了，错了，真理可能在你手里，不过，你也不要记账，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我过去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怎么样，老彭，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个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最后，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去打仗，争取恢复名誉。”
彭德怀再次为毛泽东所打动：主席，我听你的，去西南。
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来了。颐年堂里，众人相聚，酒自然上桌，彭德怀喝了几大杯，满脸红光，他的所有委屈在同志间融洽的交谈和毛泽东的坦诚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宴毕，毛、刘、朱、陈、邓等中央领导送彭德怀出丰泽园，与他握手道别。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他决没料到，仅仅过了48天，上海《文汇报》就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一看就知道是冲彭德怀来的。此时，他仍没得到南下的通知，经多次催促才得以成行。11月28日，彭德怀一行乘33次快车起程。30日到成都，然而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月4日，彭德怀看到了这张报纸，气得他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判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的利益，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不要管它，我们干我们的，明天继续听各局的汇报，过两天我们就出发去工地。”建委工作汇报一完，彭德怀就到各地视察检查工作去了，直到第二年七月“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他奉命返回成都止，他几乎全部在建设工地上转。他走遍了从四川西部的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看过这个地区每一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口问笔录，从单位的原料、燃料、产品、运输等情况一直问到职工的思想、工资、住房、家属安置、子女上学等各方面的情况。
此时，大三线处在初创阶段，到处是一片竹席工棚或干打垒的土房。彭德怀总是去这些地方去问、去看、去听意见。也给大家讲西南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灿烂前景，鼓励大家把三线建设搞好。他每到一地，都是和工人们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哪儿最艰苦，他就到哪儿去亲身体验一下：正在打炮眼的高崖上他去过，随时可能塌顶的深洞工程他去过，头上一股股大水流着、脚下是深泥潭的隧道工地他也去过。每当他被人们认出来，就引起工地一片欢腾。一位铁道兵的干部就挥臂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彭老总历来是走到哪便把胜利带到哪！这回，我们大三线的会战一定胜利，大西南一定会很快成为祖国强大的战略后方。这话颇动人心，连彭德怀都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他的警卫参谋劝他注意身体，年纪毕竟大了。彭德怀回答很轻松，农村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还在犁田哩。参谋也不好再说什么。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越刮越强，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和“四家店”等，都联系到了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纵然可以骂他们是“奴才！挑拨是非的奴才！陷害忠良的奴才！”来解恨，却也清楚自己的工作将难以继续下去了，为了争取时间，他跑得更急、干得更多了。他还有一点“个人心愿”，在北京时他就说过“到西南，一定要去看看那些老地方，看看长征路，看看旧战场。”他到了会理和凉山彝族地区，到了安顺场，到了贵州的万山丛中和遵义城。在安顺场，彭德怀找到了一位当年为红军摇船渡河的老船工，倾心交谈。临别时，他给了老船工一点钱并再次握紧老船工的手，以当年红军的代表深表谢意。没想到此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个人揭发成“彭德怀在四川收买人心”的案子，把彭德怀气得勃然发怒：“混账话！收买人心！我们给了人家什么？给什么能把人家收买了？当年人家把我们多少人送过河去？人家是拚着一条命给红军干的。我们给什么也酬谢不了人家呵？？！”
但是，彭德怀的行为被归纳成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仅不能看中央文件，还遭受围攻批判，但他坚持不检讨，也不服气：“叫我认罪，叫我低头，无论如何办不到！我总算建委一名成员吧。为什么中央文件不发给我？我要告你们，我要给李井泉（建委书记）写信，给李大章（四川省委书记）写信，我要向毛主席告状。”
彭德怀仍寄希望于毛主席，但他不知道在他的身后，正在酝酿着一场席卷中国的、以批判吴晗为罢官海瑞——彭德怀翻案为发端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66年5月下旬，他奉命返回成都，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即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每天除看看书和下下棋外无所事事。后来，棋也下不了，书也读不下去，心事重重，从北京蔓延到四川的红卫兵们也不断地到彭德怀的住所质问他，批判他，要他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和邓小平、贺龙等人的“罪行”。本来，彭德怀还很高兴，认为毛泽东主席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伟大，可以实现自己分清是非的祈愿，现在却是这个样子，彭德怀那瞬间出现的兴高采烈又被苦苦的冥思所代替。
在北京，受江青、康生指使的戚本禹正动员革命小将来四川揪斗彭德怀。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封献策信，说：“我们觉得，分配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三线建委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对此，中央文革表示同意，并不断在毛泽东的耳边吹风说，不能让现代化海瑞在西南过神仙日子。结果可想而知。
有了尚方宝剑，戚本禹便亲自给名噪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韩爱晶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可以派人去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她对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凌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七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同奉中央首长特别命令来川揪彭的红卫兵进行了激烈交涉，最后经西南建委办公室负责人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知道这是江青策划的，非常气愤，但又阻止不了便答复如下：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就是这三条，就是这三条里出现的“同志”字样，使彭德怀激动地抽搐，热泪不止。
就在他们交涉时，彭德怀被关在成都地质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他没戴帽子，脚穿着他弟媳做的已经穿洞的棉鞋，双手操在磨得发亮的棉衣袖筒里——这棉衣是他在抗美援朝期间一次回国时为外出方便买来穿上打掩护的，质料一般，外头也没罩衫，他穿了十多年。低头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冻得全身簌簌发颤。
警卫员赶到地质学院，把自己的大衣给彭德怀披上，却被他一把甩开：我不要！冻死、饿死、打死、杀死、都一样！我不会喊叫一声！你回去，我随他们的便，怎么办我都不怕！
彭德怀被转移到省地质局。
当时，从北京来了两支“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如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的“专揪彭德怀战斗团”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的“赴川揪彭敢死队”等，他们都争相控制彭德怀，以回京邀功。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与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彭德怀先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和工作，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航、地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证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行，不允许搞逼供信。
到了北京，彭德怀自然想起了毛泽东主席，他在元旦给毛泽东写信（这是彭德怀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能知道自己的处境：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实为25日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实为25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实为28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彭德怀，1967年1月1日。”
由于周恩来的指示和傅崇碧的安排，彭德怀在卫戍区里的待遇一开始还不错，但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彭德怀的处境就开始变了。中央文革小组独揽大权，取代一切，江青也更加骄狂，她要显示她手中的权力，看看她的话有多大分量。关注点选到了彭德怀。在人民大会堂，江青接见了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下达了批判彭德怀的动员令：“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要把他批倒批臭呵！”
戚本禹也在一旁打气：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戚本禹还对彭德怀专案组训话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戚本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给他的权利？
实际上，彭德怀决没得到舒心的休养，而是被监禁着写交代材料。“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自问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急的关头上我没有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代什么罪行？？”他难以忍受看守关押，屡屡高喊“快放我出去，我要憋死了！”彭德怀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不是给他自由，而是遭受批判。
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六系楼里一间大教室接受批判，面对60多个红卫兵骨干、年轻闯将们提出的“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老实交代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等等质问，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巨大，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比我有学问多了。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不知要吃多少亏。但是我不同意喊那么多万岁、不同意喊那么多红太阳、大救星，这不好？毛主席也不赞成！你们说我这是反毛主席，我不同意，你们没有事实呵，我希望你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妄加罪名，给自己人胡乱定罪，那会使我们党毁灭呵，那会导致天下大乱呵！”
彭德怀安详的态度激怒了“革命小将”，韩爱晶走向前去一把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接着就是一拳，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其他人也蜂拥而上，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还摁着他的头往墙上撞，彭德怀头破血流，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闷哼一声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走出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一边还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场情景，当时的原始记录这样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五条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监护日记的记载如下：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他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之后，彭德怀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的《解放军报》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院红卫兵又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会前，周恩来嘱咐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污辱，但不为红卫兵所理睬。
那时的批斗会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场面：年轻的批判者们给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脖子上挂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牌子上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红卫兵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临结束批斗时，又强制彭德怀和批斗者们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很多人朝彭德怀、张闻天打着巴掌，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长时间的劳累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求地喊着喝水？？其景何惨！韩爱晶还仗人多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老元帅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对这些近七十岁老人的析磨，是“文化大革命”中迫害狂潮中的一斑，此时，是很难见到人道主义的。
然而对彭德怀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建军节刚过，彭德怀又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尔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受“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批斗彭德怀似乎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至二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批斗了100多场，然而他不屈不让的头颅虽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最后，已是风烛之年的彭德怀身体和精神几乎全垮了。
他所在的监护所也频频更换，以防止彭德怀和警卫战士建立感情。先在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接着是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因为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在这期间，他被审讯200余次。
与此同时，1970年7月2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向黄永胜起草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言：“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签上“同意”二字，与建议判处王光美死刑的报告一起上报。但毛泽东阅后指示：“暂时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犯人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专案组的人还不死心，于9月17日再次上报对彭德怀“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11月2日，专案组第三次呈报同样的意见。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一个在最危险的时刻加入共产党、抛弃高官厚禄参加革命且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在革命成功后失去了做党员的权利！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血雨腥风几十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竟然在新中国里永远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
1972年新年刚过，彭德怀就觉着肚子不舒服，他不知道，致命的癌细胞已开始侵蚀他的生命。
由于周恩来曾专门指示案犯若有病要住院治疗的，彭德怀专案组把彭德怀送到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4月18日晚，彭德怀正式“住院”。
在301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按彭德怀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还难受。他所在的病房不足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全部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都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按规定看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空旷、死寂。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
彭德怀常常仰天长叹，却又无可奈何。
1973年4月22日，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医院提出彭德怀必须做手术，但遭到他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他的侄女彭梅魁遵照要求来劝说时，彭德怀谈了自己的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了我最后的一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梅魁无言来安慰她伯伯那颗已被伤透了的心，她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来增加话的分量，“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会有机会再见毛主席的。您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恩来总理，他同意做手术。26日7时15分，手术开始，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大夫主刀，13时40分手术完毕。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咬着被单时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揣，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6月后，彭德怀便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他的话已变得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地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了昏迷状态。但他还是顽强地与死神抗争了两个多月。
1974年11月29日，14时左右，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很快，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身旁没有亲人，没有同志，他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窗外北风呼号，大地犹如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给中央写了报告，说：“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示：照报告所提办法办。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由301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00一二六九0。”火化后，专案组的人带着骨灰盒和介绍信抵达成都，向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三位主要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刘兴元说明了骨灰的由来，要他们绝对保密，骨灰盒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已经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考虑得多细致周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支付的。
1944年，毛泽东为追悼张思德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但彭德怀却没得到这些最普通的待遇：没有追悼会，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两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上下，一片悲哀。
他们都走了，走过了生命的历程，给我们留下的是辉煌的业绩、刻骨的怀念、沉重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给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时间？？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上面这些话，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
当然，这个权威性的决议也谈到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在此前三年的彭德怀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已经肯定了彭德怀是一位为党为人民利益献出了一切的真正共产党人：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贝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65年，担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他曾任党的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这才是最后的结局，尽管他们两人争吵过，碰撞过，但毕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们生前是合作者，同吃一锅饭，死后也是合作者，共处一墓室。本来，他们的遗骨应共同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但因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而改变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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