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不悔的合作》第三章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日军侵华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
●“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是能抢得来的，而是在实践斗争中锻炼成长受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的话。
●延安，领袖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
在中国，能成为革命领袖的人既不是单纯的理论家，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也不是象朱德、彭德怀、林彪等能独挡一面、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家，而只能是文武兼备的战略家，这就是毛泽东。他以坚实有力的实践击破外来教条，又以高超的指挥才能折服军事家们，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都是众望所归的领导人。
虽然如此，他仍受到挑战——来自王明的挑战。“墙上芦苇，头重脚轻很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就是以这种辛辣而又聪明的手法拉下王明理论家的外衣。更重要的是，他力拒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多次压力，开始摆脱共产国际中心的指挥而使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现在，他要制定新的战略，为即将到来的大发展阶段作好准备。日本占领东北已经5年多，中国的内部纷争仍未停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停止内战。历史正给毛泽东提供机会，这就是动员全国的先进力量一致抗日，并通过这种方式设法止蒋介石放弃对红军的“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新的扩展。
这就是最大限度地鼓动全中华各民族力量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政策。也许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确立的，但毛泽东3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行动：1932年4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后又发表宣言，愿意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但由于后来他的职权被王明派剥夺，其主张也就无人问津了。
1935年11月，张浩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随即，中共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它规定共产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是首先建立起中国西北地区的合作局面，蒋介石被排斥在外。不过，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确实没有一点美好印象。这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直到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押蒋介石时，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讨论和比较各种可能性，最后决定和平解决。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于12月16日赴西安。同时，共产国际也发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回宁的指示。此后，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共产党人得以出入蒋介石统治区，一部分人开始公开工作，但根据地始终禁止国民党势力踏进一步。
统一战线虽然是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也确实增加了共产党人的困难：昔日交战的对手成为今日合作的朋友，而且双方的力量又很悬殊。在如此迅速多变的情况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手足无措。有人认为这是阶级投降，以至去江南传达中央指示的陈毅差点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处死。尽管人们一直赞扬毛泽东像艺术家一样用又合作又斗争的微妙的手法成功地保持主动，甚至一些国民党人也这样看，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干部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带来一套抗日方案，他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但却得到许多中央委员的赞同。
王明是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加强贯彻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行前，斯大林告诉他：“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去，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言语背后，暗含中共在特殊条件下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全心全意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等右倾倾向。这样，中国就能更有效地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对日、德两线作战的恐惧。
彭德怀没有反对王明的主张，也没有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他与毛泽东在对日作路的方式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把作战方针的重点放在游击战上，而在彭德怀看来，要阻止日军的进攻，特别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需要表现自己的实力、诚意和抗日的坚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必须打几个大仗。他虽然对毛泽东的分兵进行山地游击战有异议，但也拒绝八路军打阵地战，主张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他的愿望和想法是有道理的。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蒋介石在抗日中削弱共产党的打算看得很重，或者说他也过分相信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力量。彭德怀一度认为太原能守得住，西班牙小小的马德里还守那么长时间，坚守太原两年没问题，还可以借此反攻，成为华北抗战的堡垒。他没有打持久战的明确认识，也确实没想到要打那么久，那么残酷，或许还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直到1938年彭德怀才改变看法。
这就是1937年10月华北军分会指示的背景，因为在此前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大家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不同看法。为此毛泽东还找彭德怀个别谈话，并在此后多次电告彭德怀，可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实际上彭德怀没参予军分会指示的制定和下发，当时他正随周恩来在保定、石家庄做统战工作。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在“自述”里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不相信蒋介石，他知道国民党固然开始了抗战，但它是片面抗战，中间包含极大的危险性，抗日的胜利最终要靠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和武装。但是红军目前只有几万人，在数量、装备和技术上都不如国民党军和日本人，八路军暂不可能在正面战场取得大的军事成绩。亦绝不能集中进行运动战和阵地战。红军一要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二要估计到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可能，三要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包括阶级革命的使命和民族解放的使命。因此，红军应以保存实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争取在战争中巩固和扩大自己，逐步取得实力领导地位。作战方针应是避免打硬仗，依山傍地，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
应该说这是长远和明智的考虑，蒋介石确实想在抗日过程中除掉八路军。他常常这样坐收渔人之利，曾成功地让许多地方军阀的部队损失在对红军的战斗中。此时，他的目的是在抗日过程中至少耗掉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五分之二。
但是，八路军还是打了大仗。平型关战役鼓舞人心，却因为双方的伤亡几乎为一比一，对于只有几万人的红军来说这种仗不宜多打。这可能也是后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不断地发出警告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整个华北必须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是游击战。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挑战来自王明而不是彭德怀，他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日见尖锐。
不过，毛泽东自己一开始也没有否定王明的主张，至少他没能有效地抵制住王明的优势。王明满足了军事指挥员们和部分中央负责人的愿望——他们都主张和国民党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的正规战争。同时王明的主张没受到怀疑和抵制还因为他的身份不凡，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带回的主张基本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毛泽东受到孤立，中央领导成员几乎一致赞同王明的主张。
年轻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专家杨奎松认为毛泽东处在无力还击的地位还因为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尚不成熟，虽然他已强调独立自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但中共毕竟只有三、四万武装和陕北一隅之地，如何既能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又能保证自己的力量不受损失，却是毛泽东的难题。王明关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议给毛泽东暂时同意采用“抗日高于一切”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选择了与王明合作的道路，这也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有很大权威，要确保自己在党内的领导，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甚为重要，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时刻警惕着蒋介石可能制造的不测，毛泽东主张统一，却没有忘记斗争。这一点早在洛川会议上已有表现，当时他说：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和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
1937年12月的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据说是因为负责起草决议的王明忙于统战工作没有时间来做。很显然，王明的意见占了上风。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会议认为国共两党的目标基本一致，决心同国民党进行亲密的合作，不仅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为抗战胜利后共同建国。毛泽东提出了与王明相反的意见，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刘少奇也保留看法，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在1936年就提醒人们注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常委会会议最后接受王明“一切均服从于抗日战争，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但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十二月会议后，中央批准成立三个局，即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项英负责的东南局和王明、周恩来、博古主持的华中局。他们的管辖范围内分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聚集地。华中局——素有第二政治局之称的重要工作是处理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
忽视毛、王二人之间的分歧是错误的。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不能忘记斗争，要以斗争求团结，不能力团结而不斗争。只是他还无法说服对方。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仍然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致力于阐明自己的主张，他开始更精细地研读马列著作——“有人说我是狭隘的经验主义，逼得我多读书”。这些著作由博古按毛泽东的需要圈定顺序后交给新成立的翻译小组。翻译小组的负责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吴亮平，当时他近30岁，经常面带笑容，他机敏聪明，在苏区内外都享有优秀党员的声誉，而且在党内已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望。毛泽东还非常看重于理论写作和普及他的战略策略观点。1938年前后是他写成自己代表作最多的时期之一，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他的分析是冷静和客观的，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中国不能速胜，也决不会亡国，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必定经历极为痛苦的过程。这期间，中国只能靠艰难的持久战来支撑危局。这种想法出自上过几年师范的毛泽东，却令军事家们叹服。它不仅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作战的指导，也为国民党将领所注目。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仔细研究，将《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连赞高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建议将《论持久战》作为必读书下发到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官佐，蒋介石加以采纳，当然，作者的姓名被划去了。不久，《论持久战》被译成英文。
毛泽东的观点得到现实的有力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和兵力迅速扩大，到1938年底，根据地（包括新四军在内）已有6块，兵力近20万，而无能的蒋军向西南的退却更使中共领导的军队成为华北抗战的主体。毛泽东为共产党带来的新希望使他重新赢得同志们的支持，也终于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实际上，共产国际并没有忘记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共产国际已怀疑它的顾问李德在中国所作所为的正确性，认为毛泽东有丰富经验，“是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今闻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颂扬为和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一样“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共产国际的刊物和苏联《真理报》专文介绍毛泽东，称他为“中国人民传奇式领袖，来自于人民，深深懂得老百姓的心理”，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在党、红军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显然，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是中共领导人的合适人选。所以，当王明回国后造成凌驾于张闻天、毛泽东和中央之上的局面后，共产国际警告王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问题：“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等，不要再争了。”
传递这个意见或命令的是王稼祥。
王家祥参加了长征，他拖着长征前就已受重伤的身子勉强到了陕北。由于红军当时医疗条件差，医生们没有把握保证他的生命，王稼祥不得不辗转赴苏医病，同时承担党中央委托给他的一项任务——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也谈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领导人的看法，在与共产国际的实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讨论中，王稼祥极力赞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实行一种与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只有统一战线中国才能经得住日本的冲击，而毛泽东又坚持党的独立性，所以也不会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右倾错误。
王稼祥的回国帮助毛泽东克服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错误主张。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共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但蒋介石没有忘记自己打击中共军队的目的。他知道“日本仅为中国身上之跳蚤，而共产党则为心上之毒疮”，不消灭共产党他死不瞑目。他试图把共产党合并掉（实际上他一直对外宣传共产党投降了他），在中国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一个领袖。不久（1939年），他的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山西新军即抗日牺盟军和决死队、八路军总部施加压力并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也不轻言退让，他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中警告国民党：不要太横行霸道了，要收敛一点。他命令各地武装反击自卫。这个事件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共关系的紧张恰恰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共产国际与王明设想的国共两党间亲密合作的关系化为泡影。毛泽东重新坚持自己的看法，放弃争取在组织上与国民党结成密切关系的努力，开始在军事、政治、根据地及民众领导权等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共产党来说，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在于同蒋介石相处的好坏，而在于能否扩大自己的力量，借此实现和拓展对全国大多数人的领导而成为民族领袖，把抗日的胜利与人民胜利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获得惊人的成功。
斗争的成效不仅在于阻止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分裂，而且还在于找到了日后的对付办法。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便是其中之一，“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等也是斗争的结晶。从这里看，称毛泽东为策略家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蒋介石也确实给共产党造成威胁，他控制的新闻机关指责毛泽东的部队医院里没有伤员，对日军是游而不击，而且专打友军。这种说法惹恼了延安的革命者们，数月之后，彭德怀负责发动的百团大战成为反驳蒋介石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一直定论不一。
1940年前后，德国成为世界的横空独马，它迅速吞并大半个欧洲，并有继续前进的趋势，这使与它的盟友日本作战的中国首脑蒋介石身价倍增，更得美、英、苏等国的看重。蒋介石在得以从容对外情况下，施加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压力，说他们不打日军专打友军，默许自己的军队制造摩擦事件，消灭小股的共产党武装；而日本也不失时机地加紧华北治安强化，以“三光政策”反复“扫荡”，到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日子越过越难。对此，朱德、彭德怀负责的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强有力的反击，组织大破袭战役（由于朱德赴延安，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总部一面电令各军区准备，一面以“十万火急”的电报方式报告延安的军委。
开始投入的兵力是22个团，但参加的部队越来越多，共计105个团，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听取作战情况汇报时脱口说出“百团大战”，没想到成为了历史名称。此后，大破袭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次大战在敌后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它取得的战果足以振奋全国人民，对日本和蒋介石也都是有力的反击。1940年8月，彭德怀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百团大战为华北创造一个新局势。当时他绝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将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人好像刚刚认识到共产党军队的厉害，本来就进行的“扫荡”更残酷了。虽然毛泽东早在他的《论持久战》中已预言到相持阶段到来后的艰难，人们还是有一种埋怨情绪，说彭德怀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使日军把重点转向华北，八路军作战中损失了许多兵力，造成根据地的巨大困难。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地的吃穿医药等都成了问题。黄薇，当时根据地唯一的华侨女记者，曾采访同情中国抗战并亲率医疗队援华；进入八路军作战区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告别时，黄薇问他有什么要求，白求恩的回答很简单：快向海外侨胞呼吁，捐些药品送到前线，这是我的最大要求。彭德怀则在1941年初把游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当年度的中心问题，命令各地完成自给自足状态。那时，他自己正在吃野菜、野果和树皮。他还建议部队把好吃些的榆树皮留给老百姓。
但是，对彭德怀的指责还是越来越多。彭德怀的指挥固然让日本人吃了苦头，许多人还是认为他加速了困难的到来，也增加了日本兵对根据地的压力，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1943年他到延安后，又被围批（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发言者的声音很刺耳：你目无组织，自傲抗上，一贯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自作主张，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彭德怀不服气，心里有情绪，他想发火骂人：这样做算什么！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更不能借此打击自己的同志，不然还叫什么共产党人，老子不服！
据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彭德怀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军事问题的专题发言中，除了总结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经验教训外，还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就百团大战等问题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却不太满意，说彭德怀“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
中共七大之后，中央军委又召开座谈会，对彭德怀继续进行了批评，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革命。
尽管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至今尚有争议，却没有人否认他对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勋。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前线指挥官，当时在延安学习的人都感觉前方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彭德怀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朱德总司令1940年回延安就留在延安指挥）。他们来去延安总是匆匆而过，甚至连见夫人的时间都不留，浦安修为此还大病一场。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正与彭德怀下棋的警卫当即以水代酒，恭恭敬敬地递到他手里说：彭总，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你为抗战出了大力，这些天地共知，如今胜利了，我和小刘代表我们的爹妈和村里的父老兄弟们敬您一杯水酒吧！彭德怀接过去，双眼含泪，一饮而尽，说：我彭德怀有么子能耐，一个穷娃子出身，人称我是有功之臣，“信得过的将军”，哪里担当得起哟，我只能一辈子做人民的上马石。
毛泽东的倔强世人皆知，他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据说这是一种喜挑战爱冒险的心理。由于他和王明的冲突在组织之外尚无定论，而共产国际又同情王明，劝告毛泽东顾全大局（实际上是顾全苏联利益），改变策略，毛泽东心生厌烦，硬性勃起：“这些人，不知中国国情，便要指手划脚。”他决心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抑制王明在党内的影响。皖南事变即是这个巨大工程的契机。
事变之前，国共两家正闹分歧，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反投降，警告人们不可过分相信蒋介石。毛泽东也屡屡要求新四军负责人项英执行他的指示，要敢于在联合统一战线中执行自卫原则，但一直不见实际行动。毛泽东十分生气：“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是指赞赏王明的项英不东进日占区发展根据地而向国统区扩展，而在向国统区发展时又不坚决地执行自卫原则反而欲与国民党交好而丧失壮大新四军前途的心态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新四军——作者注）不应向友党（国民党——作者注）后方行动，而应向故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在敌人后方，我方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共产国际的看法与毛泽东相反，苏联也是如此。它当时的最大恐惧就是日本和德国对它实行两线作战，中国若能缠住日本，当是解除苏联之忧的有效办法。朱可夫将军被急选为赴华军事总顾问，他的任务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劝说中共保证统一战线的不破裂，必要时不惜让步，以维持全中国的对日作战。这与王明主张同出一辙。
后来，毛泽东亦或自豪亦或不满地说：“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援助除马列书籍外，一无所有。”言外之意，苏联援华物资全给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并不领情，皖南事变使新四军九千人被围，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份被俘。毛泽东十分恼怒，坚决主张回击：“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不能怕分裂。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而季米特洛夫、朱可夫和苏联驻华大使均要求中共要保持冷静，不可主动破裂两党关系。毛泽东激动地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就是要与国民党打。”他大胆地直接抵制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对国民党针锋相对。首先，以不怕决裂的态度对国民党实行全国性的政治反攻，在严正抗议国民党行为的同时，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等进行宣传，揭露蒋介石反共面目；第二，重建新四军军部；第三，做好相应军事布置，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全面破裂国共合作的行为。在中共强硬态度和有效反击面前，蒋介石被迫妥协，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输了理，中共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这是中共力量上升的真正开始。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和满意，连续发表文章要求全党总结成功经验，尖锐讽刺某些人“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指导革命，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
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诉他“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6月9日，毛泽东再告彭德怀：“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及近后方之配合。”这正是当时复杂时局下所要求的正确对策。
对共产国际意见的拒绝意味着对王明观点的否定。实际上，当时王明在延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季米特洛夫警告过他不要与毛泽东争权，但并没有批评他，也没否定他继续做中共的领导人。六届六中全会后，他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一直参加中央会议，也提出重要的意见。人们固然佩服毛泽东，他总能面对实际提出正确的策略，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做法很聪明。但他没有留过学，人们心目中仍视王明为了解马列主义理论最多的人，有马列主义理论的解释权。1940年3月，延安第三版印刷王明六年前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准备作为延安各校的党史党建教材。同时，他的报告也很受欢迎，在苏联时他就具有这种演讲才能并因此在莫斯科工人中有一定名声。至1944年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才比较轻松地说如果没有整风运动他就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是毛泽东的谦虚之词。确实，王明在苏联学习多年，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很多，又有共产国际在后面的支持。而毛泽东则一直从事中国的实际斗争，环境紧张而艰险，无法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相比之下，王明的本本主义十分盛行。不彻底清理党内的思想不行了。
1941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毛泽东与王明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尽管王明拒绝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他在党的会议上逐渐受到孤立，这情况完全不同于1937年他刚回国的时候。他以生病为借口退出争论，据说是心脏病和慢性汞中毒。这也是王明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
整风运动由此发端，并给以后的中国革命带来巨大影响。整风运动使全党认识到，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全党在这样一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全党的团结首先是领导集体内部的团结。这一团结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选择，终于在延安形成，中共七大的召开确立和巩固了这一团结。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像众星拱月似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把他视为自己和全党的领袖，也无疑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必须承认，中国最终能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决不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了使中国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策略。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泽东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革命长期斗争实践的选择和必然结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以他在革命实践里表现出胆略魄力、领导才能、理论素养和个人魅力，吸引着中国革命的人们，团结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和坚强支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彭德怀等是其突出代表。他们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和据此作出的正确战略策略选择，从而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拥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首要领导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和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全上受到批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中共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领导干部共56人。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阐明了党的正确路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问题，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和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击败，他表示今后定要像星星拱卫月亮般拥护毛泽东。这仅仅是语言而不是行动，刘少奇在会上批评王明提议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他也许有批判的权利，因为他一开始就对这种观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插话说：“少奇同志说得对。”
在这次会上，彭德怀也讲了支持毛泽东的话：“领袖不是委任的，也不是能抢得来的，领袖是从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是在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斗争实践中证明其坚强正确因而受到群众信赖而产生的，我与老毛共事十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会后，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被撤销，增设中原局，由刘少奇接任书记，重新确立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即主动、放手、发展。这时刘少奇已认定中共的领袖只能应该是毛泽东。
“我们共产党员要成为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就要学习毛泽东，不要学王明。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却是披了外衣撞骗，是江湖上的狗皮膏药，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这是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开宗意旨，它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所有重要文章必须交毛泽东审阅，一般约一星期才能退回，但他只用了二、三天就阅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示说此书写得很好、很重要，提倡正气，压倒邪气，应尽快刊登。
刘少奇真诚地树立毛泽东的形象，尤其是在华中指导新四军工作时。据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当时任新四军师长职务的张爱萍回忆：刘少奇在淮北经常以报告、谈话等讲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毛泽东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反复阐明对比，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向人们解释说：“党的工作要一些人在那里动脑子，否则不行，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很会做实际工作，但要把马列主义应用到中国，并把丰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就要靠毛泽东。他是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师哲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十分信赖刘少奇，少奇也十分尊重毛泽东，他在自己的一切工作和活动中，总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原则，许多问题和事情，少奇都是事先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汇报。他不管事情办得如何，一旦发现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总是回过头来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设想去尽力办好。他们紧密配合，团结了全党同志。
思想、意志和权利正在集中。领袖集团正在形成。
延安的革命者都已经认同，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是较年轻、较成熟、较老练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位，大胆点说，公认他是毛泽东的坚强助手和将来的继承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毛泽东把1931年至1934年说成是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但越来越多的人争相颂扬毛泽东，包括与他出现过巨大分歧的来自于苏联东方大学的布尔什维克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
李维汉说，选择毛泽东做领袖是有所比较的，同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相比较，毛泽东显然高于其上。到1943年，毛泽东已确立领袖地位，除他和刘少奇、任弼时之外，其他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都被取消了。
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都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
王稼祥，第一位从教条主义宗派中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人。因为他在苏联学习五年而踏上王明开的班车。1931年，他自苏回国的第二年，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才25岁，他很快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对其深表敬佩。1932年，毛泽东在宁都被解除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是积极的反对者，他为毛泽东陈词辩护。毛泽东很感激，反过来安慰王稼祥：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确实与解职后的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虽然没有确切资料说明他们关系的程度，但许多领导人的回忆都肯定王稼祥对毛泽东很亲近。在随后的长征中，他率先批评博古，躺在担架上下定支持毛泽东上台的决心，他对聂荣臻说：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我看，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据说，聂帅同意他的提议。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38年—1943年间，他和毛泽东联名发出了数以百计的指示和文电。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处的地位，他的脑子很能思考问题，一脸的真诚意味着不爱出风头。他先后处理了大量的党、军、根据地的事务，提出过重要见解，不论大会、小会或个别谈话，他总是强调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作用，讲毛泽东是思想家、战略家，是全党的领袖。
1943年“七·一”前夕，毛泽东走到王稼祥的窑洞，告诉他是否可以写篇文章纪念党的生日，同时提醒他注重针对现实、总结经验。不久，王稼祥抱病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令人注目的是他在文章中开始论述毛泽东思想，他是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第一人。此时，他已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到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他竟也落选了。毛泽东认为这太过分，亲自向代表们解释，无论如何要选举王稼祥为中央委员：
“大家知道，遵义会议是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没有洛甫、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也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作用很大。”
最后，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他病愈重新工作，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他再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与王稼祥不同，江南才子博古一开始就和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他不相信穿山沟的领导者能弄懂马克思主义，他依恃李德完全改变了毛泽东的做法。但他最终还是倒向了毛泽东一边，在长征中，他激烈地反对过张国焘，支持毛泽东的北上主张。在延安整风中他改变了自己，重新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1946年，他因飞机失事而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毛泽东称他们“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这是中共第一批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高级领导人。
尽管博古在抗战后又和王明一起对抗毛泽东，但他敢于承担责任，正视和痛改自己的过去，因而得到毛泽东的宽容，他在中央委员会中一直处于受信任的地位。丁玲曾说毛泽东很爱惜博古。博古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他还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中共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4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的负责人。他埋头干自己的事业，但因和王明的关系，他的工作还是在整风中受到指责。说他没有贯彻党的路线、对群众活动登载太少、没能担负起整风中的组织者责任等。纵有过分之词，博古还是作了自我批评，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
事实上所有拥护赞扬毛泽东的文章都刊登在博古负责的《解放日报》上。
张闻天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他在19岁时就走进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行列，那时他还在文学创作、翻译方面颇有名气。后来，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至1942年间，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合作者。
张闻天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五年多，曾习惯于按苏联模式来思考和实践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但在长征中面对毛泽东时，他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身边，他帮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一直是让人注目的功绩。虽然他在此之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但他却没有权力欲望，这恰恰给毛泽东提供了他在与对手斗争时最需要的自由。因此，毛泽东虽然不是总书记，却取得了中共的实际领导地位。正是这种地位使毛泽东能在张国焘造成的危险面前镇定自若。他精思熟虑，否定张闻天和朱德愿把自己职位让给张国焘的建议，只允许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这个职务控制不了党也指挥不了红军，而周恩来本人正患重病，已无法担负重任。
王明回国后曾不满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一手控制局面，指责他滥用中央名义（当时，多数中央书记处成员不在延安，中央的决定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决定）。对此，毛泽东改用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人联名的办法发布指示，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无疑增加了毛泽东的力量和合法性。
后来，毛泽东高兴地承认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对此，张闻天说：“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1935年12月，张闻天在自己的窑洞里主持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刚从苏联回国的张浩带来的指示和国内形势及对策。领导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争吵激烈。博古不满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并引用斯大林的话证明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教条式的争论，他态度强硬，反驳博古：斯大林说，难道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孝、对祖先不孝吗？！张闻天的总结发言支持了毛泽东，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去北方局。
张闻天的个人品质换来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在延安，他先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主编、马列学院院长、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所有重要事情都要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为此他得到一个受讥讽的称呼“墙头草”。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们证明，他辩白的方式是常写对联：根深不怕风摇动，身正何愁月影斜。“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这是他一生的至真追求。
毛泽东一点也不放松寻找对王明要害的批评活动。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王明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他还坚持认为1931年—1934年间党的领导人犯的是“左”倾路线错误。张闻天深知自己应负的责任，他在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并请求辞职。不久，他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召集人和中宣部长职务。
他在整风运动中肯定受了批判，他的地位急剧下降，就连他那篇在党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论待人接物问题》也被说成不讲阶级观点，遵义会议上鼎力支持毛泽东的功绩亦被抹煞，不为人提。1942年1月至1943年5月，他因缺乏实际经验而到陕北和晋西北补课，实地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党史教授认为：张闻天对整风的某些方面不太理解，似乎有点逃避，但他确实体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的重要和正确。
此时，正是整风的高潮。
不过，张闻天并未忘记向人们宣传毛泽东。在中共成立二十一周年纪念日，他在陕西省神府发表纪念讲话，不急不慢娓娓道来讲了几个小时。全部内容都是歌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他反复强调，20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如果离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今后的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管目前多么困难，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20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经久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在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然而，17年后.他却又警告毛泽东：滥用权威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提意见的局面。”
在张闻天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朱德的文章《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他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和在他培养教育下的大批富有战斗经验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忠诚勇敢的干部，我们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支持者和负担者。我相信中共的胜利将是必然的。
一个人的作用只能体现于某时、某地或某种环境中。整风后，张闻天虽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中央职务，以后，他一直从事地方工作至1955年任共和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他在这个位子上干了4年，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他被撤职罢官。
显然，还有更多的人赞扬支持毛泽东，翻开1941年至1945年的《解放日报》便可一目了然。他们说毛泽东是正确方向的代表，总能在革命遭到损失的时候挽救革命挽救党，使革命取得新的胜利。这些话是出于真心，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选择，人们佩服、肯定和欣赏他的正确和远见。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任弼时在会议一开幕就直言毛泽东的伟大：“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有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英勇奋斗的最主要收获是我们党的主张获得中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旗帜，也是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作为大会的秘书长，他的话应该很有分量。
大会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刘少奇负责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它对原党章的最重要的修改是把毛泽东思想加进中共的指导思想中，整个报告中出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约100处，所用语言亦或空前，他说：“我们党的领袖与革命斗争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万岁？？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他把我们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全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朱德的报告同样承认了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伟大？？
受人尊敬的老将林伯渠、吴玉章等人也在交口称颂毛泽东。
历史注定要毛泽东开辟自己的世纪。
彭德怀很崇敬毛泽东。他自己说过：“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三部曲，开始把毛泽东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到抗日战争中逐渐坚定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他的话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他从没想过超于毛泽东之上。
这种反差体现在彭德怀身上，是因为他不同于毛泽东而受下层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则更多地接受了精典文化。所谓下层文化，实质上是自然文化，它的特点就是世俗性和民众性，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人往往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具体到彭德怀，他自幼尝受被压迫者的苦难，以一种为百姓创世界的心理走上反抗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信奉了马列主义并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渐渐地，他把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愿意为此付出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还有民主思想，更何况他信仰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要为中国工农大众谋福利。他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人人平等，反对搞特殊化。如果总结彭德怀的特点的话，力求使自己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也是一点。所以，他大骂在抗战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去看望他的妻子蒲安修是搞特殊，他能走上作战最前线，能吃野菜与士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能去田地收割、挖井、挑水，吃穿住行，尽力缩小与百姓的差别。当然，他也从不特殊看待任何人，包括毛泽东，这就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自我的心理基础。
我们不认为彭德怀对民主的理解就完全正确，也不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言不讳都起好结果，但这足以证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
有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本身就造成了领袖崇拜，以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体系像无数排列无序的马铃薯，他们无法代表自身的利益，只能依靠别人，绅权和皇权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崇拜对象，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屈辱使人们有一种恐惧感和希望感，盼望有人站出来代表中国、拯救中国，制止中外压迫者的残暴，带领人们走上富裕之路，这就是救星心理。
毛泽东正是人们所盼望的人，他是老百姓的解放者，深得人民尤其是解放区人们的爱戴，歌曲《东方红》、《绣金匾》都是为他唱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权威的认可和宣传在人们心中既有基础，又能建树。
这就是1945年的毛泽东：神采奕奕，面色红润，笑容中透着非凡自信，不像在井冈山和长征中那样长长的头发、瘦削的身材，也不再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东躲西藏，经历种种艰难。他已是数百万武装和一百多万党员的指挥者，被认为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已使中共取得空前的团结，他使自己获得从未有过的威望。
然而毛泽东谨慎于自己的威望。曾任他秘书的周小舟、胡乔木等都认为他在延安很谦虚，不耻下问，秘书们可以无顾忌地提意见，甚至可以改他的文章。1944年4月，《延安日报》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它列为整风文件，警告全党也警告自己不能骄傲，不能大意：蒋介石不是弱者，尽管他的政府和军队已经腐败，但他还控制着全国3/4的地区和400多万的军队，没有四、五年是战胜不了他的。外国还有个斯大林，他多次粗暴地把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加给中国，但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尊重他、尊重苏联。必须作充分的准备，今后与蒋介石建什么国的斗争并不容易。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渴望和平，而蒋介石欲发动内战，武力消灭中共军队和政权。但因他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保存实力的逃跑方针，使其军队散布在西南大后方，蒋军军事准备不足，一贯致力于剿共的蒋介石突然180度大转弯，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表示极愿与毛泽东谒谈，共同建国。他先拨好了自己的算盘：你来谈，好，我有更多时间用美国人的飞机、军舰送部队去东北。不来谈，也好，等仗打起来后别怪我师出无名。据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会谈。
毛泽东心里当然明白，多年的老对手了：你打三封电报，很催人，不过装装样子，收买人心，我偏要去，你有两手，我也有两手。这叫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去重庆，他们乘坐赫尔利张治中前来迎接的飞机于28日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下飞机时，身穿朴素的灰色制服，头带一顶遮阳帽，边走边向人们挥手。
“毛泽东的到来，使整个重庆改观，不只是在表面上，即在人民的心里上也起了剧烈的变化？？大家认为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这是《华西晚报》的报道。
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张群老脸啡红，满面尴尬。他们为中共代表真的来谈所做的准备太少了！
重庆谈判桌上，周恩来和王若飞极力周旋，毛泽东则在住处与各界名流畅谈。在延安，代行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方针，他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夜向北疾进，跑不动，就轻装，可以把枪扔下嘛，人到了就是胜利。九十天后，东北冒出十多万不带枪的八路军。
“少奇同志做得对，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后来，毛泽东这样说。
谈判的双方都清楚，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响。实际上，自谈判一开始。双方的军事摩擦就没有停止，“关外大打，关内小打”。
1946年7月，中共公开应战。在蒋介石看来，他有430万军队，有足够的钱和枪，而且有美国作后台支持，对付只有120万正规部队的共军不会有多大问题。他估计三个月至多半年就可以结束中国内战。然而毛泽东并不急于让自己的军队与蒋军决战、甚至允许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丢失防守阵地，不与敌人争夺一城一地，“失人存地，人地两失；存人失地，人地两得。”解放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气势汹汹的蒋军处处扑空，如重拳击棉花，徒唤奈何。而当他们稍有松懈时，几倍于他们的解放军便围上来将其吃掉，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已损失了71万。
蒋介石意识到要改变作战方法，他重新布置战场的兵力。在他看来，蒋军在东北没有问题，那里有两个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实在顶不住的时候，可以收缩至华北地区。全局的关键是与解放军争夺华东和打击中共首脑，最好是能把毛泽东消灭掉，使其群龙无首或者赶他到黄河以东，这个任务可以让西北虎胡宗南来完成。为了对付延安，1938年时就让他脱离了抗日前线，率第十七军团驻陕甘地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现在该派他显显身手了。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急电胡宗南赴南京，要他率西北防区34万人进攻延安。蒋介石手拿彭德怀的卷宗，警告胡宗南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对手：他这个人有两大优点，一是忠于信仰，二是有帅才。我要是有了彭德怀，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会这么壮大了。毛泽东很精明，他手下的一批猛将都能独挡一面，你要小心呢！
早在30年代，蒋介石就想变彭德怀为他的将军。他写信给彭德怀许诺。只要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事业，就保证其荣誉和报酬。他也给叶剑英、周恩来等人同样的保证，但均没得到任何回答。这些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蒋的革命行动。实际上，蒋介石从来未争取到重要的红军将领。
蒋介石特别向胡宗南说明了攻占延安的重大意义：攻占延安，则可“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蒋本人则亲赴鲁中指挥蒋军进攻山东陈毅和粟裕的部队。
毛泽东在考虑，谁有能力率领延安不足二万人的部队抵挡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进攻。虽然是老解放区、老部队、老将领，但条件差、装备差、部队少，所谓三老三少。搞得好，勉强维持现状，搞不好，只得重新打游击。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已经作了研究，决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帮助其他战场的解放军打击与消灭敌人。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来统帅军队。当时诸位将领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贺龙虽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不在延安。只有彭德怀是最恰当的人选。但毛泽东对彭德怀愿不愿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把握。不久，彭德怀被周恩来叫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当着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三人之面交谈由彭德怀指挥军队抵抗胡宗南军的问题。彭德怀很痛快地临危受命，为党分忧。可以说是彭德怀主动请战的，结果他的准备没用上，白忙了一个晚上的构思。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2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成为西北野战兵团的统帅。胡宗南和彭德怀分别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得力将军，他们在西北战场的较量亦可以说是中国两个政权前途的较量。毛泽东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汤恩伯兵团已经占领老根据地临沂和沂蒙山大部，参谋总长陈诚肯定说：“共军如虎离山，已无凭籍，不难予以个别击破。”3月19日，胡宗南进驻了中共占据13年的延安城，国民党上下一片欢呼。“延安经国军克服后，共匪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已失去重心，无异受一致命打击”。胡宗南预言陕西之战5月份即可结束。蒋介石则悠闲地回奉化老家扫墓，议订族谱。他根本没想到他的胜利缺乏实际价值。贝尔登在他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说蒋介石去拿延安，等于一个人花了一大部分财产去买一条钻石项链，它光辉灿烂，但一无用处。
不过这确实不是最后的结局。能干的彭德怀没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将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战役，三战三捷。彭德怀牵住胡军的鼻子，打起了磨菇战。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时期之一。而毛泽东，这时化名李德胜，虽然遇到过几次危险，仍坚决表示不过黄河。他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和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
当然。毛泽东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彭德怀总是那么呛人。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曾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呢！”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还在王家坪找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人开会。彭德怀很着急，几乎是吼着问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毛泽东说：不急，不急，我还要吃晚饭呢。彭德怀耐不住性子：“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
毛泽东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怀，固执地继续往嘴里送饭。彭德怀无奈，想夺筷子又忍住了，转脸向警卫人员和秘书发脾气，要他们马上收拾东西。
毛泽东皱皱眉，一声不响地走出窑洞，自言自语说：“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干，他让部队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走出窑洞时，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手指头对着彭德怀：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3月25日，彭德怀设伏青化砭，首战获胜.歼敌三十一旅2900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被当时新华社誉为“模范战例之一”。青化砭战役后，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三面包围战术已不能奏效，要求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对此王震稍有犹豫，被彭德怀抢白一通：只对毛主席的意见讲对、对、对或者是、是、是，乱弹琴。我们不能为了讨好而欺骗毛主席，虽然有人赞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我就没听他讲过他用兵真如神，我彭德怀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个老兵，我要对上级负责。
毛泽东最后不仅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而且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深为赞许，他说：作为一个指导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
3月26日，毛泽东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一分为二组成两套班子，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会上还分别定了几位领导人的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给彭德怀增加了很大压力：能否粉碎敌人的进攻，关系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甚至也是世界关注的事。彭德怀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是我彭德怀太无能，是对人民犯罪。辜负中央对我的重托。”
但随后的三战三捷却开了好头。
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地区全歼张灵甫的整编74师32000人，这是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其余四个是整编11师、第五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当时舆论传言“有74师即有国民党”，张灵甫自杀成仁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对将领们说：“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后，蒋军士气大降。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七个纵队越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成功。蒋介石防御体系的中心出现二位最难对付的对手。在华北，聂荣臻部队攻克了重镇石家庄。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行动，彭德怀的部队先后两次北上攻打榆林，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歼灭了钟松的整编36师。钟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部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该师是胡宗南部进攻陕北的主力师之一，曾对毛泽东紧追不舍，而且差点置毛泽东于死地，搞得毛泽东大发其火。为此，他在彭德怀部署战斗时亲自去听取作战讨论，而且抛却自己的化名李得胜，电话指挥作战。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前往彭德怀司令部祝贺：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硬是在侧水侧敌的困境之中出敌不意，仅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战场我军由防御到反攻的转折点。他磨墨挥笔，再次书赠彭德怀：
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本是长征路上毛泽东在彭德怀指挥吴起镇战役胜利后赠给彭德怀的，此时他将原诗中的“横刀立马”改为“横枪勒马”。
年底，彭德怀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即通过官兵的诉苦运动树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和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1948年2月，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包围宜川，围城打援，全歼刘戡率领的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30000余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又一个大胜仗。战后6天，毛泽东就著文说：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4月22日，延安解放。
13个月前，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曾说：只要你老彭能保证每月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出三年我们一定会回到延安的。他把困难考虑得很充分，没想到彭德怀仗打得那么漂亮，二万人的部队竟吃掉胡宗南的3.5万兵力，一年零一个月就收复了延安。
其他战场也是捷报频传，真可谓摧枯拉朽，撼天震地。奇迹出现了，毛泽东运筹帷幄，提前组织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55万人，创下中国和世界战争史记录。长江以北已无蒋军的影子，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他不愿做怜蛇反被咬的好心农夫，也不想成为沽名钓誉的楚霸王项羽，他欣赏鲁迅的一句话：痛打落水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不停步地前进，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力量。
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0日，西安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蒋介石一退上海，再退广州，当他9月份从成都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起飞赴台湾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大陆，再也没能回来。
彭德怀依旧战斗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他的任务是消灭精干的胡宗南部和善于流动精于骑术的西北马家军，而他手下的部队仅有十万人，担子显然不轻松，不过，彭德怀喜欢打硬仗。
他先后指挥了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并协助太原总前委指挥太原战役。攻克太原。1949年7月，为执行“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方针，彭德怀组织扶（风）眉（县）战役。此时，华北野战军的第18、19兵团已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以弥补其人数的不足。扶眉战役共进行了4天，消灭胡宗南军43000多人。使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此后，西北战场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恃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在乌鲁木齐握手，新疆和平解放。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理所当然，彭德怀首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他和毛泽东合作打下了天下，下一步，便是合作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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