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不悔的合作》第一章
●英国外交大臣在议院会议上声明：“对中国，只能先揍它一顿再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强迫中国生下怪胎。
●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为自己取名“子任”。
●彭德怀饱尝苦难，讨饭、砍柴、挖煤、当堤工？？
1907年。秋天。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深夜。
满天繁星眨着眼睛俯视大地，万籁俱静。
辛勤劳作一天的农民们，沿袭着几千年来的生活习惯，日没而息。
有一个少年，他没有日落而眠，而在油灯下读书。书的名字叫《盛世危言》。为了不被人发现和打扰，他把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防止灯光漏出，否则，他那一心想发财的父亲就会冲进来把书夺走，再扔给他几本经书。这位爱读书的少年就是毛泽东。
他虽然没能亲身经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描述的一切，但已致力于了解中国并且感受到国运的衰落。
其实，中国的衰落在十四、五世纪时就开始了，直到清朝老将陈化成战死在吴淞炮台，英国人的军舰突破高墙进入黄埔江时，中国人才感受到切肤之痛。
中国社会自此改变了方向。
许多人都熟知马克思哲学中的范畴论，对其“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话更能几乎背诵。但是众多的中国人走上反抗和革命之路却更主要的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贪婪而不是别的原因。为此，毛泽东曾在1949年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来反驳美国的白皮公告，说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因为他认为中国所以发生革命的原因是人口太多，粮食太少，而且中国人爱斗。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只是改变了中国，想想中国的铁路、银行、机器等源于何方便可以意识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意义深远的剧变，只是中国人体会到的痛苦更多更深——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中国生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
压迫便孕育着反抗，因此西方入侵者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面对着一代又一代的反抗者。
英国的触角到处伸展，在它占领的殖民地上可以始终看到太阳，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首先是商品贸易——实际上主要是英国一国的对华贸易，在中国遇到了强烈的抵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禁止和老百姓的排外，因而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处于入超地位而没有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为得到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大豆等，他们不得不把大批的银元运往中国。
这种状况对追求利润的英国人来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她们敦促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于是，英国派往中国的马夏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先后到了北京。
马夏尔尼在北京呆了两个多月，其目的是通过外交方式减轻广州以外各地贸易的自由，但是在热河行宫万树园接见马氏的乾隆皇帝只把他当成来自远域异国诚心进贡的使者而拒绝了他的所有其他要求。
阿美士德使团再赴北京，他的结果比马戛尔尼更惨。嘉庆皇帝因阿美士德拒绝见他时行跪叩之礼而震惊，将他即日遣回。
英国依然无法达到目的。
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终于有了机会，就在使团赴京前后，鸦片——一种麻醉毒品对改变英方在商品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越来越显效果。它不仅换走了中国的大量白银（鸦片战争前22年中国共出超白银5539万两），而且摧残着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吸食者越来越多，流入量越来越大。
清政府也看到了鸦片给中国带来的祸害。1729年，雍正发布中国的第一道禁烟令。1821年，道光皇帝再次严厉重申禁烟令，均因鸦片的巨额利润和多方得益而收效甚微，甚至越禁越多。当道光下决心起用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后，英国以此为借口派出了远航舰队。
仅仅因为林则徐的禁烟，英国就派出军队到遥远的东方对比它的版图大39倍的中国开战。
确实，中国创造过文明，拥有过灿烂，但从理性说，它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永久的灿烂。
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给中国带来震动世界的礼物：四大发明，长城，大运河，众多的人口等。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创造的超越个体和群体力量的机器、炮舰和新思想新文化出现在中国沿海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失去了抵抗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重要性已被历史学者们提到很高的程度，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但在当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感到震动性影响，就连眼光先进的文人们也因沉浸在乾嘉以来的论古考据之中，“束发就学，皓首穷经”而视而不见变化，趋而避之国难。
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动荡却愈来愈明显，它终于警醒了一批主张今文经学的人，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包世臣、黄爵滋、徐宝善等。他们被认为是地主阶级中主张变革的思想家，也是当时掌握真理的少数派。除林则徐为封疆大吏外，这些人都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他们大谈治国之道。他们承认清政府在君臣关系、上下关系、中外关系中存在的弊病，反对当权者沿用旧的治国之术，要求改变政策和学习外国。尤其是聪明敏锐的龚自珍，言语生动，笔锋犀利，他写的《己亥杂诗》仍为现在的人们熟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不愿再像热衷于考据的前辈们那样远避现实，厚古薄今，呼吁同行们勿再“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还在《古今钓沉论》中巧妙地抨击现实和王权，指责能干的皇帝建国后往往以一人之力而仇天下之士，一人为纲万夫为柔而不尊众人所愿。他警告人们世风动荡，已是秋风将至，日薄西山。总之，他们都力求证明眼前的清朝是“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
继承他们事业的人究竟是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不论如何，启蒙者们的主张已经变成实际行动，并且扩展了内容的覆盖面：19世纪60年代，西方的机器开始在中国运转。不久，首批赴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者回到中国，他们和国内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一起要求在中国发展商业，改变皇帝专制和实现君主立宪等。
实际上，中国人挽救祖国的热情是在英法联合对中国的第二次打击后积聚起来的。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一条缝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才得以进入中国。不过，英国人确实为它的5000名士兵在中国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欣喜若狂。璞鼎查——在汉华丽号军舰上与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回国后说：整个兰开夏工厂的所有产品都不及中国一省的日常需要。所以，雄心勃勃的商人们运来了大量的钢琴、刀叉、织绒帽等。结果他们大赔其本，中国人不需要这些，确切地说，他们没有这种购买能力。
马克思说：1842年的条约对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丝毫没起作用。
英国要想走入中国，必须扫除三大障碍，清政府对英依然采取的对抗状态、中国百姓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坚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1856年，中西方第二次交锋，法国帮助了英国，清朝再次吞尝失败之苦。
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在中国找到了谅解者和朋友，清朝重臣奕訢等为洋人对情朝采取的保留态度而要政府“外敦信睦”，对外妥协。作为回报，英法俄等国公使保证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维护清朝的权威。1861年，那拉氏——这位在16岁时（1851年）选进宫的妃子以自己的聪明心计屡屡迁升为咸丰皇帝西宫娘娘的女性，发动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她掌权不久，就借师助剿，华尔率洋枪队加入对太平天国军队的战斗。至1864年，与清政府抗衡14年的太平军终于城破国亡。
洪仁玕临刑前曾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
后来毛泽东也肯定中国的历次革命都为帝国主义所绞杀，而使中国的革命者为此而抱恨终生。他和洪仁玕都看到了同一件事实：外国资本主义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
反洋教的案件到处发生。当清政府遵从主人旨意动用军队镇压时，却酿成一场规模宏大的反洋教运动——由八卦教、义和拳等发展而成的义和团运动，它最后的结果和太平天国一样，被中外反对势力联合绞杀了。八国联军的士兵们不仅大量杀死义和团团民和普通百姓，而且抢掠了他们所见到的能够拿得动的中国财富，甚至用刺刀刮下故宫作灭火用的水缸上的镀金层。
以上的内容只能作为毛泽东和彭德怀走向革命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无法对这些事件亲身感受因而亦没受到强烈震动。八国联军绞杀义和团的时候，毛泽东正住在偏僻而安静的乡村，而且只有6岁。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使他无法知道外界的巨大变化，像那拉氏和光绪帝死亡的消息毛泽东两年后才得知。直到18岁时，他才第一次走进40英里外的省城长沙，但他通过书本了解到中国正处在危机中，在劳动和完成父亲规定的记账任务后，毛泽东贪婪地阅读他能找到的除经书之外的所有书籍，为了防备父亲，他到晚上就将窗户遮起，以免被发现受到惩罚。毛泽东的父亲认为只有读经书在中国才最实用，他要儿子熟读经书。
就这样，毛泽东读到了《盛世危言》，到1936年他还对斯诺说他很喜欢这本书，他还读了一本很多人不知道书名的小册子，它开头的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一点刻在他的脑子里数十年不忘。此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渴望继续读书，当他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不重经学的新式学校后，他决定会湘乡上学。
湘乡东山小学的前身是东山书院，对毛泽东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第一次读到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读书；第一次接触留日学生并喜欢听他讲日本的情况。但是，他在这里被人看不起，被人讨厌，因为他不是本县人，而且穿得很穷酸，他自己说：在东乡，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这一点曾反映在他当时抄写的清古人所作的《咏蛙诗》里：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显而易见，他自幼就有的反抗意识里又溶进了一种极强烈的自尊。
尽管生活上不尽人意，毛泽东却在学习上出类拔萃。他逐渐赢得老师们的喜欢和同学们的敬佩，他因古文功底扎实，写的文章“似黄河之处，一泻千里，”被认为是东山小学的栋梁之才。他开始把康有为、梁启超当作自己的崇拜人物——他们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变法图强，虽奔波多年，收效并不很大。后来他们长期被当作改良主义者受谴责，特别是他们后期的保皇主张，更加重了史学界对他们的恶感。但是，他们变法救亡的主张吸引了毛泽东，他极爱他们主办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差不多能背诵下来。他曾在上面作批语说：“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专制之国家，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褚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盗窃得国之列朝。”
但是，他和康、梁一样，并不反对三岁登基的溥仪皇帝——后来他的共和国把溥仪送到功德林监狱改造。此时他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武昌起义胜利后，毛泽东仍认为孙中山当大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应该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担任，并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投笔从戎，参加长沙起义新军，在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当列兵，前后呆了半年，目标是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并剪掉辫子以示决心。
孙中山失败了，他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却没有华盛顿那样的成功。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抱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不尽的革命热情，而且从西方吸取了反对旧制度的文化，但他缺乏策略，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最后胜利。1912年，他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对手袁世凯。他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经验：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农村的大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就在这前后，毛泽东从他的同学肖子暲那里读到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德大帝等人的事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对肖子暲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不久，他为自己取名为“子任”，立志要救国救民。
年龄的增长使毛泽东实现自己报负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从军队回来后，他继续读书，但众多的招生广告使他难以选择：他本想考警政学校，却被一个不收学费、供给膳食且稍有津贴的肥皂制造学校所吸引，想成为一个肥皂专家。后来，他又渴望做一名清廉的法官或商业专家。毛泽东进入了一个商业学校，但只有一个月就离开了，那么多的课程用英语讲授使他感到太吃力了，除了字母外，他对英语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英语一直是毛泽东的弱项，直到50年代他还在努力学习，后来他终于能够在外交场合说些简单的句子和阅读译成英文的中央文件。
毛泽东最后进入了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一学期后，他退出了这所课程繁杂、校规苛严的学校。他认为自己读书、自己研究会比学习刻板的课程更有益些，这是他读完一位欣赏他的国文老师送给他的《御批通鉴辑览》后得出的结论。
他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图书馆，开始了他所说的“自我教育”生活。真是一片新天地！毛泽东像一头闯进人家菜园尝到美味的牛一样，拼命地吃。这种经历很像马克思，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坐位下登出两个脚坑，而毛泽东则是湖南图书馆每天最早进去和最晚出来的人。中午仅仅休息片刻，两块米糕就是午餐。他好像离不开书籍，即使在后来的转战时期也是如此。不过他看的书大部分是史书。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他读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和斯宾塞的《逻辑》等，读到了有关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书籍，还有诗歌、小说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中国的许多共产党人都走了这条道路——他们通过《天演论》找到了马克思，先学习西方，再反抗西方。先驱者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颇有道理。
对此我们这样解释：西方是侵略者和殖民者，但拥有先进的工业文明；中国的抵抗是正义的，可它又比资本主义落后数百年，这是一种双重逆向，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能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中国既要抵抗、争取和保持独立，又要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是，中国人必须在抵抗、改革、开放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步伐。
在湖南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并决心为全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天，他经过地图前都要仔细看看。1951年，他在北京对他的老同学们说过，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上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他在中国革命运动轨迹上的起点。
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士，现在又走来了一个毛泽东，他要进行历史上最艰苦而又最辉煌、最需要耐心意志而又最激动人心的斗
争，他将使中国发生震动世界的变化。
沉睡的雄狮就要醒来。
与毛泽东相比，彭德怀是一个更为贫困不幸的少年。他比毛泽东小五岁。他的家庭只能供他读两年私塾。当毛泽东1913年考入长沙师范时，彭德怀刚刚结束小煤窑上做童工的生活，因带领乡里饥民闹祟而被通辑。可以说，他比毛泽东品尝了更多的人生艰辛。
中国农民的生活惨况曾被广泛介绍，尤其是中国最先革命的地区则更穷苦，更悲惨，更绝望。（今天，他们仍然是经济上的落后地区，一般称呼为老区）。大部分山区使他们的收成很差，没有足够的粮食，即使是平原的北方亦是如此。许多人因借高利贷而几辈子或子子孙孙都还不清，永世为掌握土地的有钱人做牛马。他们的锅里几乎没有一滴油，常常是把买来的一点盐或是从盐碱地里刮来的白硝盐溶在一碗清水里用青菜蘸着下饭。他们衣不遮体，形容枯槁，住的是又黑又脏的小屋，泥墙上往往没有窗户，一扇小门还不一定有好的门板。他们目不识丁，极少人能供起子女读书。对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终年劳累，贫困穷苦，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
彭德怀体验了这一切。他1898年10月24日生于湘潭县西南乌石寨的彭家围子，按族谱排坐，他属清字辈，父亲为他取名彭清宗，字怀归，号得华，乳名钟伢子。为了自勉，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分适合他的号“石穿”。这是他1916年堤工闹事后逃跑去长沙投军的路上取的，当时他因躲雨进了个山洞，里面正好有中国谚语“水滴石穿”的事实。
彭的父亲彭民言（号祥顺）是一个极为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他所创造的财富就是几间茅屋和山坡上开出的八、九、亩地，全家八口人——80开外的伯祖父和年近70的祖母，父亲，母亲（她在彭德怀8岁的时候病死），大弟金华，二弟荣华（他们分别在1940年9月4日和1940年9月11日牺牲），三弟因母亲病逝无奶而饿死在襁褓之中。他们的生活全靠种麻作茶和当雇工维持。后来情况更加恶化，为治父亲严重的哮喘病和养家，家中的土地和一切用具、床板门户等一概卖光，几间破茅屋亦作抵押。全家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冬天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彭德怀说那时的生活就和原始人一样。
《彭德怀自述》第1页中记载：我满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花子。
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当叫花子。他受不了屈辱，不愿对富豪之家说贺喜话。后来他饿昏在地，祖母能给他做的只是煮点青菜汤。为了生存，他不得不砍柴、捉鱼、挑煤卖。十三、四岁时，他到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去做童工。
黄碛岭煤矿在湘潭县，它曾被描写得非常凄惨：野草丛里掩着大大小小的黄土堆，如乱坟岗一般，土堆下是黑乎乎的地洞。许多赤身裸体、四肢着地的煤工从里面爬出爬进，因为洞口太小，许多人挤在洞口，赤条湿淋的身子在寒风吹袭中不停地发抖。这里，人与牲口之间消失了界线。
为了多挣钱，彭德怀挑了人们最不愿干的活，即站在深水里摇孔明车，把水从煤洞里抽出来。除此外，他还凭借自己身体的强壮每天到煤窑里挑一、二次煤，这样他每月可多拿好几块钱。结果他变得“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彭德怀在这干了两年，没料到煤矿亏损倒闭，厂主破产逃跑，他只领到一年的工资——4升米。这里的经历给彭德怀的印象很深。五十年后他还回忆说：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但我知道了资本家们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窑回家不久的彭德怀很快又成为“聚众闹祟、扰乱乡曲”的饥民头子。1910—1913年，湖南省连年遭蝗灾。水患，遍地饥馑。富户囤粮积奇，饥民被迫起来“吃大户”。彭德怀成为饥民“闹粜”行列中的年轻一员，他带领着没有粮食下锅的人枪粮仓、吃大户，被团防局通辑追拿。他只好拿着堂叔彭五爷刚刚卖掉小猪崽的800文钱作路费逃至湘阴县的西林围，又干了两年堤工。
当堤工时，彭德怀仍然感受着遭欺压之苦，他还记得伯祖父五十老倌告诉他的话——这位老人年轻时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军。他把自己用过的大刀送给彭德怀并教他练习武术，结果彭德怀对付二、三个小伙子不成问题。他还给彭德怀讲太平天国替天行道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平田土啦，人人平等、共享天国啦等。但是彭德怀却从没有感受过平等。他的表妹，一位叫瑞莲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并准备结婚，却因地主逼债而跳崖身亡。她曾扒在彭德怀肩上哭着问他世上为何诸多不平时，他无言以对。后来他充满疑惑地求教舅舅：“如今这个世上究竟哪个怕哪个？”
他得到了回答：没钱的怕有钱的，有钱的怕有势的，有势的怕有枪的。
彭德怀决定扛枪当兵去。1916年，他痛打过堤工头子后说：妈的，穷人尽受气，老子不挑土了，当兵吃粮去。为了寻找穷人的道理和穷人的出路，他投奔了湘军。
彭德怀渴望这是他变化的开始。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久，他和同乡毛泽东都成为了革命者。但年轻时不同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以后脚下不同的道路。毛泽东广学博览，开辟创新，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开国者，而彭德怀在自从参加革命后则从未脱下过军装，历经征战，成为仅次于朱德总司令——毛泽东另一位亲密合作者之后的十大元帅之一，首任国防部长。
但是，他们走过的路却是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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