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2 《国际歌》
8月28日晚上9时,毛主席找了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的韦国清和我谈话。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主席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毛主席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毛主席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接着,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毛主席在讲到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时,又提到了刘仁静、彭述之的名字。毛主席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做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毛主席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作者注),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主席说: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毛主席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作者注)。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毛主席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毛主席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毛主席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主席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毛主席问韦国清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作者注),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作者注)算第四。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
毛主席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毛主席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指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作者注)有没有参加呀?汪回答毛主席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毛主席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主席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毛主席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讲到打锦州,毛主席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毛主席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毛主席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主席沉思一会,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主席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毛主席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丁盛继续讲他打锦州的事。谈到将俘虏补充部队的情况时,毛主席说:是的。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嘛!我们历来有这个政策。打天津,第一个师伤三千,死亡也不过几百人,一下子就补充了四五千。在西藏平叛时,你们打急了,应该抄敌人后面的退路,堵住它,就好消灭它。中印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毛主席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毛主席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主席说:你们(指广州军区——作者注)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指林立果——作者注)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毛主席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28日,毛主席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我谈话后,为了领会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们座谈讨论了一次。8月29日,我将这次座谈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边听我的汇报,边插话,边交谈。当我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主席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毛主席问我: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我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毛主席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回答说:主要是学习问题。毛主席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毛主席对我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我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主席听我讲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毛主席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毛主席多次这样说,为我“解脱”。我说:我还是有错误。毛主席说:当然,你发了言嘛。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下放了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主席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毛主席还嘱咐我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当时还考问我,要我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回答说: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毛主席见我很快回答出来了,表示满意。毛主席又对我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三十岁左右。你看人家!毛主席鼓励我刻苦学习,不断上进。毛主席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两点论也是辩证的嘛。针对我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主席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注);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毛主席对我了解得很透彻,有时他甚至笑我: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我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其实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他要求太严格了。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彭德怀听我一说完,马上就说:是呀,吃得这么好,像个土豪一样。土豪有时也吃不上呀。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毛主席围绕为人做事对我说的那些话,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我还牢牢地记住它、实践它。
8月30日,毛主席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大家:你们谈了两天了吧,怎么样?我们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主席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作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作者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接着毛主席谈到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他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指民主革命时期——作者注)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
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毛主席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毛主席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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