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领袖毛泽东》第三部分
14、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
“过去，这里摆花，我管不着；今天，我住在这里，就不准摆这样多的鲜花。今后，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各地的官员，还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他们一看我这里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一定会上行下效的，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可就不好了。”毛泽东说罢看了看频频点头的程星龄，又接着说道：“我是一国主席，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不然，我们的新中国还会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这番话对程星龄震动极大，他似乎从这极普通的话语中感到了毛泽东那高深的精神威力。因此，他由此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是应该的。接着，程星龄随毛泽东走进那简朴的办公室，在转达了他的族兄程潜的问候之后，又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星龄啊，”毛泽东摆了摆手，“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程星龄说罢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似乎嘴也笨了许多，“不过，我有一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不管是什么愿望，都当说！”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格？”
程星龄这个愿望实在有点出毛泽东所料，他沉吟片时说：“据我所知，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在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又一直支持我党，连你的族兄颂公也曾怀疑你是共产党，应当说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是参加‘民革’。”
“为什么？”程星龄愕然相问。
“道理是简单的，”毛泽东掰着手指头说道，“一，‘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的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的组织；二，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听主席的。”程星龄明白了毛泽东的用心，但仍十分动情地说道，“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啊！”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一句话，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决不像蒋介石昔日对待颂公，今天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一会儿，方把请程潜出任军委副主席的事讲了出来，最后他郑重地说道：“我请你先给颂公通个风，有个思想准备，然后我再与他谈。”
程潜是一个靠军队起家的湘籍政坛耆宿，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几十年来，他所经历的荣辱沉浮，无一不是与他手中的军力强弱有关系。因此，他为了在蒋家王朝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都紧紧抓住那点属于他的军队。换言之，他视军权高于一切。也许是这种有军就有权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的原因，他一见前来拜访的毛泽东就有些惶恐不安地说：“润之，我是国民党元老，怎么可以出任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15、“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毛泽东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就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乡领导了秋收起义，并以此为基础，不仅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与他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很理解程潜说的上述那番话。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战略家，他还十分清楚军队仅仅是维护政权的工具，若想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唯有“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听了老乡长程潜的话后，有意避开军权之议，十分策略地笑着说：“颂公，你和我之间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的来了？”
“润之，军权从不旁落，自古亦然啊！”
毛泽东听后笑着摇了摇头，在讲了一番对军队的看法之后，又感叹道：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颂公当然也可以当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军政要人，绝大多数都存有所谓的名位思想。把话说白了，都具有论功行赏、论资排辈等观念。程潜明白他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相反还曾做过有悖于革命潮流的错事，当他获悉其他四位军委副主席的名字之后，就更有点诚惶诚恐了！他急忙摇着头说：“润之，这就更使不得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这就更说明我毛泽东对不住颂公了！在中南，让颂公位在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若想颂公出山，只有主席出马相请了。”毛泽东说罢看着依然蹙眉摇首的程潜，十分真诚地说，“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程潜的确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望着等待回答的毛泽东的表情，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毛泽东说罢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然、可亲；程潜也笑了，笑得却是有些尴尬、勉强。他们二人又闲谈了一会儿，程潜以请示的口吻问：“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何时回湘理政呢？”
“我看不要这样急，等恩来组完阁以后吧！”
程潜赞同地点了点头。
“颂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仇鳌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聚谈。”
“请放心！我一定把仇亦山先生请到北京来。”程潜说罢迟疑片时，又有点为难地问道，“润之，我可以向你讨教有关解放湖南全境的事吗？”“你已经答应出任军委副主席了，不问，我也要请教你。”毛泽东说罢掷掉手中的烟蒂，“来，我向你先请教有关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事情。”
接着，毛泽东与程潜谈起了我第四野战军在湘南发起的“衡宝战役”……
16、布下了三步大棋
建国伊始，毛泽东一是日理万机，再是如履薄冰，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都不敢走错一步棋，给国内外敌人以攻击新中国的口实。
虽说在衡宝战役、漳厦战役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但是，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尚未消灭，蒋介石还把西南诸省当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复兴之地，因此毛泽东还从战略的高度为我军向中南、向西南、向西北等地进军，并最后把国民党的残部消灭在大陆而制订作战方案。为此，他借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等高级将领即将返回前线的时机，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军事会议。首先，由朱德总司令发言：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政府迁到了山城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我们也就开始了以四川为重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今天的军事会议，就是主席给大家交待具体的作战任务。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消灭广西的白崇禧，主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解放西南诸省如四川、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等省，需要采用以军事手段为主，策动敌人举行和平起义为辅或两者相结合的形式。在这之前，毛泽东曾为消灭白崇禧集团给四野林彪等发过数电，迨至广州解放的前夕，又发去了《关于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的电文。他在详细陈述解放广州及消灭在粤之敌的部署之后，又对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作出指示。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为消灭盘踞在西南诸省国民党残部以及诸地方实力派的兵力，他布下了三步大棋：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两个兵团，由现在的驻地常德、湘潭一线迅速穿过湘西，出奇兵，由川东南进入四川；二、为歼灭由陕、甘南部退入川西北的胡宗南所部，由贺龙率部入川；三、二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在协同邓华兵团占领广州后，旋即挥兵入桂，协助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集团，然后经桂西进入滇南。完成上述部署之后，龟缩在川、康、滇、黔的国民党残部完全被我军合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即使敌军不缴械投降，也会被我军歼灭在西南边陲的高寒山地。为此，毛泽东根据上述战略部署，又向有关的野战军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说道：“中央军委已经作出决定：由你率一个兵团由川北入川，你看带哪个兵团入川好呢？”
贺龙心里清楚毛泽东如此相问的缘由：就其常规，他应当率领跟随自己转战多年的部队，这无论是对他这个指挥者来讲，还是对被指挥的兵团首长而言，都因相互熟悉而有利于作战。但是，贺龙清楚，以他当年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发展而来的八路军一二○师进而组建为第一野战军的老部队，已经在彭德怀的统领下向西北进军，正与敌军战斗在丝绸古道上。他若调回其中的一个兵团随他入川，势必影响大西北的解放。他稍许沉思后，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熟悉的部队，正随彭老总进军新疆，不可以调回。如中央同意，就把周士弟同志的第十八兵团拨给我吧！”
17、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这件事不仅看出贺龙的高风亮节，也的确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好评。为此，毛泽东当即答说：“可以！请你立即赶往西安接交任务，率十八兵团入川，要求于明年一月份解放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并布置明年的春耕，不误农时。”
贺龙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战斗任务。接着，毛泽东又说道：“这样一来，我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中央决定：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为此，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必须立即赶赴湘西前线，率部入川。”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刘伯承代为答说。
“另外，为切断西南各省的残敌退往越南、缅甸，中央军委准备命令陈赓兵团归建二野，经由广西插入云南。”
“务请主席电告林彪同志。”邓小平很是周到地说。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走到挂在墙上的军事地图前，沿着川、滇西部划了一道直线，说道：“中央希望明年的一月，战局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解放军压到这一线，让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向南败退。然后，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与会者听后非常兴奋。朱总司令接着补充说：“同志们可能都明白了主席的战略用意，那就是刘邓所部及陈赓的四兵团，等于为最后消灭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队，搞了一个更大的战略迂回。”
不久，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人的电文：根据退入广西的白崇禧所部有可能向西逃入云南的情势，他们提出“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的战略构想。实事求是地说，林彪提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仅仅是聚歼白崇禧残部的作战方略，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大迂回”的战略构想，是在大西南全歼国民党残部的战略决策，因此，是有着根本差异的。但是，林彪等人的这一“大迂回”战略构想，也的确促使毛泽东完善了他的“大迂回”战略的意图，并于十月十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认为“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领十八兵团则于明年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入极大困难。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18、令他震愕不已
根据林彪等人提出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多”。对此，毛泽东作了如下评估：“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敌军有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缺粮，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从上述可知，毛泽东对军事解决西南诸省问题已了然于胸。为此，他命令“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密令我第二条战线的同志，在残留西南诸省国民党军政两界进行策反，从而大大推进了西南诸省的解放。
毛泽东在部署完聚歼白崇禧军事集团以及向大西南进军之后，在他看来，不会再有需要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大战役了。我各野战军首长能够独立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相对地集中到内政外交方面来了。但是，出他所料的是，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了粟裕等同志发来的有关金门战役全军覆没的报告，令他震愕不已！
据军史记述：我军在完成漳厦战役之后，使金门守敌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为加强该岛防御，敌军将潮安、汕头地区的第十二兵团所属两个师先后增到大金门，该兵团后续部队也有继续向金门增援的迹象。”
我第十兵团在解放厦门后，兵团领导主要用于城市接管，仅“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在第二十八军首长指挥下，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三十一军一部夺取小金门岛”。要夺取大小金门岛，不仅需要有运送兵力的渡船，而且还须有掩护我军渡海作战的制空权，也就是必须要有空军相配合。那时，我军既没有渡海作战的军舰，也没有与蒋介石所部进行空战的飞机，仅仅“搜集到一次可运送三个团的船只。为求在敌第十二兵团尚未全部到达之际攻占大、小金门岛，第十兵团首长决定把所有船只集中使用，准备一夜间连续运送两次，集中五个团的兵力首先夺取大金门岛，尔后再攻小金门岛。二十四日夜，我军发起金门战役”。
是日夜，我“第二十八军二个团又一个营，第二十九军一个团，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起航，途中遭敌炮火拦击，受到部分伤亡，船队已不能保持完整的航渡队形。二十五日二时许，各船陆续在龙口、古宁头附近靠岸登岛。各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分头向敌勇猛攻击，大胆穿插”。一场惨烈的攻岛战役在大金门岛上展开了！
19、务必力戒轻敌急躁
就在这时，敌“第十二兵团之第十八军已到达该岛加入了战斗，协同原有守军，在坦克配合下对我登陆部队实施连续反击，我军被迫退至古宁头地区继续坚持战斗。由于我军登陆时已是退潮时间，所乘船只全部搁浅，进而被敌飞机及地面火炮全部炸毁，致使后续部队无船可渡，登陆部队处于敌众我寡、孤立无援之境地。二十五日，后续部队虽四出搜罗船只，但仅够装载四个连的兵力，于当晚起航登岛，与坚持古宁头部队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登岛的全体指战员仍临危不惧，顽强战斗，连续向敌猛烈的反击。但因兵力薄，后援不继，终难挽回败局。激战至二十七日，两批登岛部队共三个多团九千零八十六人（内有船工、民夫等三百五十人）一部英勇牺牲，一部被俘”，无一生还。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一次重大损失！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他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领导下，协助陈毅同志指挥过无数个大的战役，均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华东全境业已解放仅仅剩下攻占沿海岛屿的情况下，竟然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为此，他于十月二十八日致电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及福建省委，指出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他在接到上述电文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我全军将士在取得辉煌的解放战争胜利的时候，一种骄傲、轻敌的苗头在萌芽、滋长。为此，他决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并要求各部“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另外，他还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批语：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十月二十九日
20、对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
毛泽东在向全军发出上述指示不久，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于十一月三日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致使我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伤亡。毛泽东接到报告之后，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以及失利的原因，继而又对第三野战军有关解放舟山群岛作战方案进行审核，发出了《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的电令。他明确指出：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意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电令之后，他的战略思路进行了转移，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在攻击海岛的战役中迭次失败？自然，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我人民解放军主要是陆军，于渡海作战没有经验；另外，敌人不仅有着较为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美国人武装起来的空军。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及制海权的前提下，如何解放沿海岛屿以及攻占海南岛、台湾都成了我军战史上的新课题。换言之，必须审慎研究我军尚不熟悉的渡海作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据史记载，我军在攻占华东地区主要城市之后，毛泽东曾于七月与朱德总司令研讨过解放台湾的问题。那时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我军经过金门岛战役与定海战役的失利，审慎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半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骤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海峡，使得我不得不改变解放台湾的计划。
也正因为有了金门战役、定海战役的失利，毛泽东对解放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他曾于金门战役失利后不久的十月三十一日，明确指示林彪等四野首长：“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越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关（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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