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27章 长征路上的患难夫妻
长征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编在不同的单位，毛泽东随军委总部行动，贺子珍被安排在干部休养连，毛泽东经常随部队走在前面，贺子珍随休养连在后面行进。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很多。在一段时间里，贺子珍的身体不好，又怀了孕。毛泽东便要吴吉清留下照顾她。她也常常牵挂毛泽东，到了宿营地，只要有机会，她就放弃自己的休息，到毛泽东那里去，帮助毛泽东拆洗缝补衣服，或是帮助抄写材料，整理文件。弄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或是送给伤病员吃，或是装进饭盒里，送给毛泽东吃。有一次，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一起吃饭。毛泽东吃饭时习惯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书报，贺子珍怕毛泽东吃不饱，就悄悄地把自己的饭菜往毛泽东碗里扒，毛泽东因注意力集中在文件上，没有发现贺子珍的动作，但他感到碗里的饭菜总吃总有，想了一想，发觉了其中的奥妙，就幽默地对贺子珍说，“子珍，我的碗是个宝咧，怎么碗里的饭越吃越多呀！哪里变出来的？”贺子珍笑而不答。
贺子珍很关心毛泽东的睡眼。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常常熬红了眼，几天几夜不睡觉。卫生员和警卫员劝他早睡点，他不肯睡。他们就去“搬援兵”，请贺子珍来催，贺子珍来了，他还是说：“不行呀，我正等着前方的电话。”贺子珍说：“我来替你守电话，你先去睡一会儿。电话一响，我就喊你。”这样，毛泽东终于开始了睡眼。
毛泽东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他同中央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从不同贺子珍讲。但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生活多年，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很能观察和思考问题。长征期间，他与她之间也就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过交谈。
毛泽东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早就看清楚了，他曾对贺子珍说，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军事问题时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模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象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毛泽东也谈了李德，说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常常有一位全力支持他的好妻子。长征期间，贺子珍是毛泽东真正的同志，是毛泽东精神上的重要支持者和安慰者。因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了种种罪名，扣了许多帽子，一直到长征初期还没有取消，因此，许多人回避毛泽东。在离开中央苏区前，许多人因种种原因都不同毛泽东说话，毛泽东也避嫌，很少找人谈话。长征初期，许多人仍然不同毛泽东说话，而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开始打破沉默，主动找人谈话，政治局的同志，中革军委的同志，他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反复阐述自己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长征初期，贺子珍到宿营地后，有时去看望毛泽东，她的来到，都使毛泽东精神上得到安慰。比较多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同志们告诉她：主席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后来，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如果不能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我们党就要垮台，红军也要垮台。由于毛泽东耐心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终于争取到多数，实现了遵义转折。遵义会议后，他对贺子珍感叹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①
①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了解》，载：《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遵义，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在遵义时，为了给遵义会议做好准备工作，争取开好遵义会，议，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找同志们谈话，准备发言提纲。睡眼习惯也改变了一半，过去是晚睡晚起，这些天是晚睡早起，睡得极少。白天多数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得很晚，还得看一会儿文电报刊，写一阵材料。
为了支持毛泽东工作，贺子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毛泽东爱吃鱼，贺子珍用自己的津贴，到遵义街上买了新鲜的鱼，回来精心烹调，加上辣椒，做得辛辣味美，等着毛泽东回来一起吃。从傍晚一直等到深夜，毛泽东回来时贺子珍趴在桌上睡得正香，她睡眼惺松地埋怨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吃饭了没有？肚子不饿啦？”毛泽东说：“还没吃饭，顾不上呀！”贺子珍进一步问：“这么晚了，还忙什么？”“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毛泽东回答后，又歉意他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毛泽东吃得很满意，贺子珍觉得很欣慰。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为了争取遵义会议的成功，毛泽东不分会内会外都在紧张地工作。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战友和同志，贺子珍对会议的进展极为关心，她企盼会议的成功，以挽救中国革命的危局。她对毛泽东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渴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会议的尊重。在会议休息毛泽东回家吃饭时，贺子珍关切地问：“会开得可好？”毛泽东颇为高兴地说：“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会上都讨论了什么？”“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贺子珍已预感到到会议将会取得成功，中国革命即将出现转折。遵义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回到家里，兴奋地对贺子珍说：“王明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贺子珍也为会议的成功而非常高兴，说：“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
部队在贵州境内行进。一天下午，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苗族的村庄，准备翻越一座山峰。贺子珍突然感到肚子阵痛起来，她意识到就要分娩了。休养连的女战士赶忙为她准备生孩子用的东西，连长候政立即在附近找了一间破旧房子，把她扶了进去，并让医生和卫生员、女战士留下来为她接生。房子是破的，没有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锅、灶、柴禾，也没有水，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
贺子珍生的很慢，连长侯政守在“产房”外面。部队一支支地从这里经过，殿后的部队也过来了，他们说，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时前翻过这座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我们在后面顶着，你们分娩后赶快走。
孩子姗姗来迟，终于降临人世。这是一个女孩。没有现成的小孩衣服，只好用旧洗脸毛巾把婴儿包起来。孩子哇哇坠地，母亲愁绪满怀。在长征中，上级规定不许带孩子。毛泽东已到前面指挥部队去了，军情紧急，已经来不及与他商量了。贺子珍自作主张，当机立断，决定把刚生下的女孩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弟妹，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钩去办。她掏出了仅有的四块银元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扶养孩子用吧。”
钱希钧要贺子珍给孩子起个名字，或留点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贺子珍不假思索地说：“不用了。她是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这个孩子要是革命呢，我们就是同志，将来也有可能重逢；要是她不参加革命，就做个老百姓吧；孩子大了要是当反革命，她不会找我们，我们也不要她了。”
交代完毕，担架员就抬着贺子珍翻山越岭追赶部队去了。
到了宿营地后，毛泽东来看她了，她把路上分娩的经过讲给他听，并说把孩子送掉了。毛泽东安慰她，要她好好保养身体，并赞同她的决定，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这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00页。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指挥红军胜利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1935年4月上旬红军从贵阳附近南进后，突然一折向西，直向云南奔去。一天，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到达贵州盘县猪场，大家吃过中午饭后正在休息。突然，天际响起了嗡嗡声，敌机来了，司号员急忙吹起军号，通知部队分散隐蔽。休养连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贞连忙照顾老同志和大姐们防空。敌机越来越近，刹那间钻出了云层，数架敌机直向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而来。
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要贺子珍到路边的沟里隐蔽，但贺子珍却不顾个人安危，立即上前帮助伤病员隐蔽，敌机快速俯冲而来，吴吉清拉着贺子珍往路边跑。敌机失是用机关枪扫射，随后投下了一枚炸弹；在贺子珍、吴吉清的周围弥漫着巨大的烟尘。贺子珍发现一个伤病员正吃力地挣扎着起来，立即扑过去帮助他隐蔽。敌机这时又投了一枚炸弹，弹片向贺子珍袭来，贺子珍栽倒在血泊中，遍体鳞伤。吴吉清急忙背起贺子珍，轻轻地放在担架上。贺子珍昏迷了，鲜血染红了军装。吴吉清哭了，周围的同志都为贺子珍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
吴吉清骑马请来了总卫生部医生李芝，李医生给贺子珍打了止血针，然后进行检查，发现贺子珍头部、上身、四肢共17处中弹。因当时没有麻醉药，只服了几片止痛片，取出了浅表弹片，深入体内的弹片没有取出。一直镶嵌在她的身上近半个世纪。
过了好一会，贺子珍才苏醒过来，她见周围站着许多同志，用微弱而坚毅的声音说：“同志们，不要难过，血债要用血来还！”解放后，贺子珍回忆说：“离开遵义以后，在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我为了帮助伤员隐蔽，躲过敌机的扫射，负了重伤。”
部队就要出发了，然而贺子珍的伤很重，怎么办？休养连领导考虑长途行军，生活很不安定，想了一个妥善办法，想把她安置在一个老乡家里，便于养伤。贺子珍苏醒后，考虑自己伤重，得很长时间要在担架上行军，她怕增加组织上和同志们的负担，因而主动向连里提出，把她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她的意见和连里的想法不谋而台。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钱希钧，来到了贺子珍的担架旁，贺子珍吃力地睁开双眼，深情他说：“泽民弟、希钧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共同北上抗日了。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军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贺子珍的心情非常难过，但很真挚恳切。
毛泽民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安慰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了，请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着走！”
贺子珍在担架上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当她清醒时，她思忖着休养连老同志和伤病员多，担架和马匹少，自己躺在担架行军，对部队拖累太大，因而一再向组织上提出把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的要求。每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她思想上都产生了感情的波澜，她牵挂着毛泽东，感情上难以离开毛泽东，正象她后来说过的那样：“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是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人，她不愿拖累部队。
一次，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吴吉清在照顾自己，她微笑着开口了：“吴吉清同志，自从邓颖超同志和我介绍你入党后，你进步很快，我们都很高兴。希望你今后多照顾主席。”
停了一会，她强忍悲痛说：“前面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但胜利一定会来。很可惜，我大概不能和你们继续前进了，因为那样会拖累你们。希望把我寄放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不要继续抬着我走了。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件事情托给你。前几天，我们从国民常报纸上看到，毛泽罩被反动派杀害了。我妹妹贺怡和小毛，现在也不知道下落。革命胜利后，你要想办法把小毛他们找到。你是知道的，主席特别喜爱小毛这孩子。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告诉他：他的母亲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母亲的遗愿，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这一番话语催人泪下，吴吉清禁不住热泪直流。他哽咽着说：“贺大姐，怎么也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抬着您走！”
毛泽东来到了干部休养连，向连的干部询问了飞机轰炸情况，询问了贺子珍的情况。在谈到贺子珍的走留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①毛泽东一一看完了受伤的同志，逐个进行安慰，然后向贺子珍的担架走来，他先向李医生问了贺子珍的伤势，又向吴吉清间了负伤经过。吴吉清把贺大姐希望留下来的要求作了汇报。毛泽东走近贺子珍的担架，俯下身去，把她的被子掖好，轻轻地温情地问：“子珍，怎么样？”
①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了解》。
贺子珍在这最需要感情安慰的时候，听到了毛泽东那非常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心情异常激动，眼睛流出了晶莹的泪花。她想坐起来，毛泽东阻止了她。她柔情地望着毛泽东，声意微弱他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又感情丰富的人，他对贺子珍如此重伤深感悲痛，他深情他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毛泽东又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把她抬到目的地。”贺子珍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增强了与伤疼作斗争的力量。
毛泽东又把自己的担架派来给贺子珍使用，以减轻休养连的负担。
贺子珍在担架上躺了两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和军委首长一道指挥行军作战，到宿营地后，只要有可能，他总要来探望贺子珍，并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给她吃。毛泽东的关怀，战友们的情谊，医生的精心治疗，自己的顽强意志，终于，贺子珍的伤势逐渐好转了，她坚毅地走下担架，迈开自己的双腿继续长征了。
长征中的这一段经历，深深地铭刻在贺子珍的记忆中。尽管后来历经坎坷，她仍然没有忘怀。解放后当她回顾这一段往事时，她一往情深他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在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08页。
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和贺子珍谈心时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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