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17.3 毛泽东得知小弟牺牲的消息是在一个傍晚
第一个知道毛泽覃牺牲消息的是毛泽民。
公元1935年10月，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七天。
一向老道持重的毛泽民，此时却迈着急匆匆的步子， 闯进毛泽东的住处：“大嫂，大哥不在吗？”
“你大哥正在开一个会，还没下会呢。”贺子珍迎过来：“有急事？”
毛泽民擦拭一把汗，说：“有急事。”
贺子珍没在问下去，便去倒杯水送到泽民手里：“你先喝杯水。”
毛泽民接过水杯长吁短叹，贺子珍感到纳闷，便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难受？”
“小弟泽覃牺牲了。”毛泽民喃喃地道。
说话间，毛泽东也回到了屋里：“你说什么？”
“小弟牺牲了！”毛泽民又重复了一遍。
晴天霹雳，毛泽东一下子瘫坐在长条板凳上，贺子珍上前扶住了他。许久许久，他没有说话。过了大半天，他才撑着腰立起来，审视着二弟毛泽民问：“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
“我是今天上午听到的。是小弟的一个部下告诉我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们缴获一个敌电台，是从电台中听到的。”
毛泽东沉重地一句一字地说：“这有可能。我们突围后，那里的情况更糟糕，比我们想像得更要严重。我估计，小弟的牺牲，决不是最近的日子，要有时日了。白色恐怖严重，有些消息传不过来。”
毛泽民心情沉痛地道：“这大哥没事，二哥没事，可老天不公，为什么事情偏要发生在小弟身上。”
“是啊。”毛泽东道：“母亲在世时，曾把我召到床前专门向我作过交待，一定要照料好小弟。我是没有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毛泽东又自责起来。
突然间，贺子珍由泽覃弟转而想到自己的小弟贺敏仁的惨死，也憋不住地尖声哭起来，边哭泣边诉说着：“泽覃死得可惜，可敏仁死得更惨啊！泽覃死在敌人的手下，而敏仁却死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原来是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追随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当战士，“扩红”时改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致，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分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还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上电才能发报，有时候充电不足还发不出去，总之，发这份电报，延误了些时间。师部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要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枪毙了。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小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毡，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说：“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
这时贺子珍也停止了哭泣，擦拭了一把泪水说：“想起了他们我就伤心，死了的就死了，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地活着。岸英、岸青、岸龙的事，泽民你要多操心，你大哥一忙起来，什么也顾不了啦。”
“大嫂，你放心，我知道白区不安全，等上海来人，我争取把他们三兄弟接过来。”泽民向大嫂承诺。
这时，毛泽东也对泽民讲：“中央政府准备恢复国民经济部，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挑更重的担子。”
“大哥，正职我不挑了，我任个副职就行了。”
“你不挑也行，这大军过冬的棉衣还没有着落，你要落实。”毛泽东道。
后来，毛泽民出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该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工矿科、农牧科、合作总社等。毛泽民历来关心干部，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成立国家银行时，他将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已判死刑的黄亚光要出来，让他设计苏区纸币和银币。后来黄亚光长期搞银行工作，成了专家。这次他又放手使用刚刚从关押中释放出来的蔡子伟，让他担任国民经济部秘书长职务。
当时国民经济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全军的过冬问题。他组织一些同志，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经济政策，终于突破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的封锁，从山西购买和运进大量布匹和棉花，动员边区群众为红军赶制了棉衣。同时在安定、永坪组织生产煤炭，解决了军民生产和过冬取暖的需要。
国民经济部领导发展了边区的生产建设。在工业方面，除开采煤炭外，还开采了石油、三边的食盐，建立了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在农业方面，提供农具种籽，动员群众开垦荒地，种粮种棉，并且大力发展了羊毛、皮革等土特品生产。在商业方面，边区各县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一面向群众廉价出售必需品，一面收购土特产品，方便群众。在外贸方面，以边区的食盐和土特产对外进行贸易，交换军民需要的物资，使红军在陕北稳定下来，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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