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11.1 毛泽东被捕
词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出自《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所填，它热情豪迈地描述了当年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和秋收起义的文物一起永存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且说1927年9月初，34岁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他先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约5000人，由部分北伐军部队和工农自卫队组成。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王新亚、苏先俊分任团长。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出发，进击长沙，在城内工人的响应下，会攻长沙。起义计划为“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时间敲定，争分夺秒。接着，毛泽东亲自去铜鼓，准备如期指挥第三团起义。
会后这天，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
毛泽东坐下来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共党”的团丁。团丁大队长肥头大耳，见毛泽东虽是商人打扮，但他面目清秀，地颔方圆，猜测他是共党分子，喝令道：
“给我带到团部审问，若查出是共党，哪怕是嫌疑分子，立即就地正法！”
一帮团丁不由分说，便将毛泽东以“共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
毛泽东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有捆他。但是毛泽东被脱去鞋（浏阳迷信传说，处死的人无法从阴间回来报复），赤脚走在押送队伍的最后边，其前后各有一个背着大刀的团丁看守着。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他们向团防局走去……
事情十万火急。毛泽东边走边想，认为赶到地点等于送死，便决计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毛泽东想，这样做是可能成功的，因为团丁是雇佣兵，枪毙自己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团丁不会错过捞钱的机会。
于是，毛泽东开始和团丁唠近乎，问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在与两团丁谈得相当投机时，团丁也放松了警惕。恰在这时，毛泽东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山林旁，毛泽东瞅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毛泽东钻进了山林，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而两个受贿赂的团丁只喊叫，并不去追：
“跑了，跑了，快追啊！”
其他几个团丁手持梭镖追来。毛泽东翻过山岭，发现一个水塘四周长满高高的荒草，便潜入草丛，把身子全没在水中。
毛泽东后来描述了当时的险情：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 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七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天黑了，敌人走远了，毛泽东爬出了水塘。
第二天，深知农民心态的毛泽东在山上巧遇一位打柴而归的农民老汉，数语之后，互相引为知己。老汉接过毛泽东交给的两块大洋，到山下代买了一双鞋、一把伞，还有吃的。在老汉的帮助下，毛泽东化险为夷，逃脱险境。
经过毛泽东历尽艰险的各方奔走，组织、宣传和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轰轰烈烈，一时成为全国起义的中心。
9月9日，湘赣边界的起义从破坏汉粤铁路开始。
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大动脉。一直到15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通行。
同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长寿街进军。11日，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当行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即第四团，与敌第八军密谋取得了联系，投敌叛变，致使第一团损失惨重。总指挥卢德铭当机立断，率残部退向平、浏边界。后闻第三团失利，准备协助第三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的来信，嘱“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部队遂转向浏、铜边界，随着第三团跟进。
9月10日正是中秋节之夜，在安源的第二团按部署攻打萍乡。但9月11日激战一天，城未攻下，伤亡不小。宜春之敌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二团决定弃攻萍乡，改攻老关。12日，二团在占领老关后乘胜进扑醴陵。在与当地安福县起义农民军王新亚会合后，起义部队分三路攻城，旋即占领之。第二天，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敌人在震惊之余，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将起义部队围歼于醴陵县城。
情况紧急，二团领导改变原定由醴陵取道株洲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遂于9月14日主动撤出醴陵，16日占领浏阳。在胜利形势下，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损失兵力达2/3之多。
第一师第三团于9月7日接到进攻长沙的通知。10日，毛泽东到达三团驻地。他和三团干部见了面，向大家传达了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分析了当前有利的革命形势，号召全国按规定日期起义，而后，毛泽东同干部们一起参加了中秋节聚餐。
9月11日凌晨，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检阅了起义部队，然后指挥部队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白沙三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人遭遇了，三团即兵分三路进击，与敌激战一时许，敌军不支，仓皇逃窜。毛泽东高兴地说，真是旗开得胜，老天助我成功！
9月12日，三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接火，击毙敌排长一人，东门守敌闻讯向达浒方向逃窜，三团胜利占领东门市。三团进驻东门市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和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并将他们就地处决。14日上午，败退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同时，由于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平江之敌两营也迅速向东门市扑来，敌军分两路包围，夹击三团，形势非常不利。
此时部队正值疟疾流行，官兵患病过半，战斗力大减，但仍英勇抗击。一直打到下午天昏地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三团干部研究决定，部队分三路撤向浏阳。当晚，驻扎到上坪。
此时，第一团派往第三团的联络员，将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即在陈锡虞家召开第三团干部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让部队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起义部队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湖南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突然复入湖南浏阳境内，与第一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通知第二团迅速向第三团跟进，并写信报告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计划。随后，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于1927年9月19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胜利会师。①
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历史就在这里转弯。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做特别的交待。1927年9月19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起义军的余部的师、团负责人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余部何去何从的问题。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余洒渡师长为代表的多数人的意见，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意见，主张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去做“山大王”。
对方一听到毛泽东要上山做“山大王”，就跳脚质问道：“做山大王，那还算什么革命者，干脆还不如说回家哄孩子去吧！”引来讥笑声一片。
毛泽东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我这里是作个比方。我们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有作为的山大王。这样的山大王有何不好呢？”
何去何从的问题争论不休，毛泽东的意见没能占上风。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却得到了一个人的坚决支持。他就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卢德铭同志。卢德铭慷慨激昂地说：
“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但我更倾向党代表毛泽东的方案。如果现在攻打长沙，那等于鸡蛋撞石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秋收起义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山，无疑是一种生存的选择，则利于今后的发展、壮大。”
总指挥的表态中止了余、毛的争论。卢德铭的个人表态，才使毛泽东“井冈山道路”主张得以实现。中国革命没有再走弯路。
仅在三天后，起义军余部在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遭到了国军的追击。卢德铭作为总指挥，亲自断后，为了保存这支“井冈星火”，血染芦溪。牺牲时，年仅22岁。
这次部队伤亡惨重。毛泽东不得不把部队从芦溪带到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休整，视情况再上井冈山。这就是党史上称为“著名的三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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