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4.11 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从内战开始以来未曾有过，这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2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中央代表团一成员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袁血卒回忆写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
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①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②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③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光洋）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立，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都暴动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说明对这支部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①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页。
②《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页。
③《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页。
毛泽东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
正当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粉碎敌军三次“围剿”的时候，城市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后，不顾这种严酷事实，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他既不愿将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根据地，又害怕在城市里被捕被杀的危险，于是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此时，恰好共产国际需要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王明趁机向米夫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批准。
为了确保四中全会制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能够继续下去，王明受宗派主义驱使，避开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精心挑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博古为临时中央负总责，总书记之名先以空额留着。
王明于1931年9月下半月离开上海，去到莫斯科，10月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如果说，他在国内时，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用外国人的东西吓唬中国人，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台阶，那末，他到苏联以后，又伪造历史，谎报成绩，用中国的东西去糊弄外国人，以图不断往上爬。例如：
王明出席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各国支部任务，总结失业者罢工斗争的经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王明在讨论中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讲了国民党的迅速崩溃和苏维埃及红军的重大胜利，连抵制他的路线而取得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及建立中央根据地都说进去，借以夸耀四中全会后苏区的革命成绩；讲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与在工作中的弱点，借以掩盖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还讲了反帝运动的高涨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组织（只要下层统一战线）问题。王明的发言得到会议的充分肯定；在他第一次发言的第二天，他被破格提拔担任了这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又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成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物。
王明狠批“立三路线”，借以抬高自己。他是靠反“立三路线”起家的，到莫斯科后，即使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已告一段落，也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据《李立三传》写道：“通常的作法首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①
王明再版《两条路线》，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为四中全会树碑立传。这次再版不仅将书名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加写了近5万字的《再版书后》，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以后“党内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继续鼓吹过左的政策，城市中心论。其中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1930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王明写道：“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1至4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粉碎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是毛泽东、朱德抵制“左”的错误，指挥红军作战取得的胜利，怎么能把这些挂到四中全会的账上呢？
①唐纯良《李立三传》第11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明于1933年冬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反对法西斯主义，如何认识世界革命危机的新形势和战争危险，确定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主持过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夸大红军的胜利和成绩。他说：“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实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40个师的军队，其中18个师差不多完全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8万人？？夺获敌人14万支步枪，1390架轻重机枪，20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门炮，6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3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到红军方面来。”事实上，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的数目远远没有这么多。那么，王明为何要夸大胜利和成绩呢？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临时中央是正确的，讨好共产国际，标榜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王明、博古打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达四年之久，反对、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人达到无情、残酷的程度。这完全是破坏党章党规的。他们不仅破坏了党规，而且也破坏了常规，逆“胜利者不受谴责”的常规行事，毛泽东胜利、成功一次就给打击一次，在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全部抹掉后，还想给他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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