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2]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毛：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3]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毛：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
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一九六○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5]、三木[6]、高碕[7]、河野[8]、石桥[9]，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毛：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毛：非常有必要。
毛：这很好。
毛：反对很有必要。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10]以前，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11]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12]，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13]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14]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毛：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不管池田[15]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毛：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
[2]浅沼，指浅沼稻次郎。见本卷第206页注[2]。
[3]岸信介，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日本内阁前首相。
[4]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页注[3]。
[5]松村，指松村谦三（一八八三—— 一九七一），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前众议员。一九五九年以后五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一九六二年九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一九六四年继高碕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
[6]三木，指三木武夫（一九○七——一九八八），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一九五八年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对外关系上积极主张发展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7]高碕，指高碕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六十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日中贸易。一九六二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
[8]河野，指河野一郎（一八九八——一九六五），六十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职。
[9]石桥，指石桥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六十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两次访问中国。
[10]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11]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湖南善化二都（今属长沙县）人。一九○四年在长沙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一九○五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先后领导了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12]造神派，是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他们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主张“改善”马克思主义，鼓吹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宗教，宣称只有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一九一二年后，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造神派学说迅速破灭。
[13]南乡三郎，一九五五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一九五六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14]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5]池田，指池田勇人（一八九九——一九六五），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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