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伊尔库茨克,已经第二回了。十一年前的那一回,身份是团长,带的是一帮浙江作家,目的是玩儿,当然正式说法是“采风”和“开阔视野”,具公款旅游的嫌疑,也算是文人潇洒人生的一种。这一回的身份是随团团员,跟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目的也比较正式,与党史有关,所以严肃了不少,甚至被再三要求带正装,弄得我那天赶到北京后为一件西装连夜忙乱。
面见伊尔库茨克历史学家的地点,选在领事馆的会议室。那个会议室充满书香,四壁的书柜里都是介绍中国的书籍。领事馆是租的写字楼,租6、7、8三层,设了专用电梯。当然,最理想的是弄一块地皮,造一个独院独楼,这样也可以安排家属居住,交通问题与安全问题都便于保证,中国有的是买地的钱,问题是人家不给,人家凭啥给一方地皮变成你的领域!
其实伊尔库茨克最不缺的就是土地。在我看来,伊尔库茨克是这样一个城市,它的市中心全是城郊接合部,它的城郊接合部像是中国的新疆,而它的郊区就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的海洋,舍此无他,男性是松树,女性是白杨。
更不必说伊尔库茨克傍着世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那湖里的水比矿泉水还矿泉水,至于空气,那就是日夜森林浴的概念。总之这个城市绝对是绿色圣地,人们通过满洲里坐火车或者选择各种航班蜂拥而来,都是为贝加尔湖与西伯利亚大森林所迷醉,而不是像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书虫一样,为了什么寻访红色而来。
其实伊尔库茨克当年的红色印记很深,到现在也还没有褪完,走在街上你就能有感受,看看那些马克思街、李卜克内西街、捷尔任斯基街、斯维尔德洛夫街、十月革命街吧,至今都没改名,小广场上的列宁塑像也还保留着。领事馆的首席馆员那天请我们进入北京烤鸭饭馆之后,就打趣说,中国领事馆的办公楼,就位于马克思大街与十月革命大街的交叉口,有人说这就意味马克思主义一遇上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便成功了。
当然,我知道,现在的人们并不对街名的内涵发生兴趣,而只对这些街上的商场与酒吧发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红色与陌生几乎是同义词。
更厉害的红色印记对这个城市而言,是一个重要机关的存在,那机关称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是共产国际指挥东方各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部门。1920年开年不久,威金斯基就穿上皮衣,攥上一张掩人耳目的报馆记者证,从这个城市启程,先后前往中国的北京与上海,先见李大钊,再会陈独秀,力度很大地把中国的共产党组织给催生出来,两年后这个幼弱的党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性很强的陈独秀后来并不想事事听从来自北方的指挥棒,但是办法有限,极为苦恼。
对于这个重要的指挥机关,与我们对话的当地历史学家自然很清楚,但他告诉我们,所有的档案当地都没有留下,全给运到莫斯科去了,若要查阅具体的资料,就必须去莫斯科。这位名叫加特洛夫的教授擅长移民学研究,谈起西伯利亚的移民史口若悬河,而对共产主义,他则明确表示了他的当前看法,他首先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马上又说,他对共产主义学说表示理解,这种学说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人民有号召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这么大的失败之后,仍然能保持这么大的号召力。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优秀的人才都聚集在共产党内。
加特洛夫是个善良而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说话委婉而有力,就像流过这个城市的安加拉河,淙淙作响。安加拉河是唯一流出贝加尔湖的大河,由于流速快而在冬天也不结冰,一年四季生机勃勃。
这位历史学家是个绿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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