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人民日报当编辑的机缘,本书作者有机会拜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革命前辈的手稿。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诗词书简,从不用秘书抄录或复印件,都是亲笔手书,直接寄到编辑部,如普通投稿者一样。
毛泽东改诗
1958年6月30日晚上,毛泽东主席读到当天《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和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两文,不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于是写成两首七律《送瘟神》。
诗稿很快送到《人民日报》文艺部来,我们拿到那龙飞凤舞的手稿,都很兴奋,立即商量如何安排版面。总编辑有个意见:这两首诗不同于过去发表的旧作可以发在副刊上,这是新写的诗,而且鼓舞性、时间性都很强,以刊登在一版为好。我们同意他的意见,登在第一版,那么副刊上发什么呢?总该有响应、有配合。正踌躇间,忽然接到通知:暂缓发表,主席还要修改。
之后,当时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就不时传来毛泽东正不断修改那两首诗的消息。说毛泽东打印分送一些诗友,同他们推敲字句;又说为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原来写的“三万里”)那句,还征求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地球赤道全长四万公里,合八万华里,等等。我们就急切地等他将改稿寄来。过了四个月,直到国庆后一日毛泽东终于发来定稿,于是大家又忙了一晚上,在10月3日第一版见报,手迹刊登在同日八版副刊上。
修改后的定稿发来时,我们仔细对照,发现改动不少。原诗第一首末二句,原稿为:“牛郎欲问人间事:‘那个瘟公尚在么?’”这一问,问得十分传神,且有风趣。牛郎本是尘世中人,追赶织女上了天,但还是惦念着家乡父老,憎恨血吸虫那个“瘟公”,不知如今是不是仍在人间为害?现在改为:“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当然感情深沉,意境邃远,而且同全诗风格一致。
除了这两句外,还有几处文字上的改动。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一联中,“随心”原为“无心”,“着意”原为“有意”,这两个字的修改,对当时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气概描绘得更加有力,也更加贴切。
毛泽东在一些旧作重新发表时,常常有类似的文字修饰。例如《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句,“水拍”原来为“浪拍”。《诗刊》1957年l月号正式发表时,作者曾有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说明作者很注意遣词炼字,力求准确完美。
周恩来的一首“告废”诗
周恩来诗作不多,过去为人们熟知的只有悼念“皖南事变”死难烈士的四句愤激之作:“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去世一年之后,青年时代写的诗才得以陆续同世人见面,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和在日本写的樱花两首尤其脍炙人口,成为传世之作。
1958年11月17日,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中提到一件事:“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58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总编辑吴冷西来电话要我到他办公室,交给我一份稿件,是周恩来刚刚送来的一首悼诗,悼念近日在苏联上空因飞机失事而罹难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他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冷西交代:争取在明天副刊上见报。
我接过读了一遍,是一首感情真挚深沉的绝句,过去很少见到周总理的诗作,又是悼念老友的,尤为难得。
我拿着诗稿立即上四楼回办公室,在楼梯上就考虑第二天见报的副刊早已成版付印,需要重新拼版。四句诗放在头条位置,只有豆腐干大小一块,如何安排?最好将手迹制版,连同铅字排的一起加框,可以突出些,版面上其他稿件要找些气氛比较合适的,不能有轻松活泼的东西……
刚在办公桌前坐定,着手重新设计版样,冷西又追来电话,叫我带了总理原稿再到他那儿去。我以为大约要改几个字,不料冷西接过原稿,就说:“总理刚来电话,说先不发表了。”“为什么呢?”“大概还要修改吧。”
我怅然若失,只好回办公室。这时才想起刚才没有将原诗抄录一份,而且满脑子只顾考虑版面安排,仓促间竟没有记住全文。此后,这首诗再没有发表过,至今湮没无闻,每一想起,就追悔莫及。
董老改诗
董必武老人在公务之暇,或在外地视察工作有机会留连山水时,常常即兴挥毫,抒情言志。他擅长五言律诗,有很深的造诣。毛泽东主席曾对陈毅元帅说过:“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可见推崇之高。
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董老游阳朔诗二首:
漓江春水绿悠悠,细雨昙天结伴游。两岸奇山看不尽,碧莲峰下泊行舟。
冒雨去阳朔,难逢此胜缘。几程漓水曲,万点桂山尖。船下谈无碍,车回路不偏。地方再跃进,好景更增妍。
诗发表的当晚,董老就给我们寄来一封信,信中说:“这两首诗是在桂林吃饭时向同游阳朔的同志们口述的,没有留稿。后来录稿时有很大的修改,特别是第二首五言律,‘尖’韵和其他的几个韵不在同一韵部,为了留这一韵,把其他的韵都改了。我现在把录存的稿抄一份给你们存查,我并不要求你们照录存稿更正,那太费事,占报纸的篇幅太大。不过第二首五律中第五句‘船下谈无碍’的‘谈’字,原是‘湍’字,必须更正一下,不改就不成句了。”
董老对自己的诗作要求严格,倚声用韵,完全按照旧体诗的规定,不越雷池一步。他对“万点桂山”这一句有偏爱,为了保留一个“尖”字(在较仄的十四盐韵),宁可换了其余三个字(在较宽的一先韵)。此句本出于杜甫“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一个“尖”字,突出蜀山峥嵘突兀的气势。
董老虚怀若谷,平等待人,他并不要求照改稿更正,其实这首诗不过五言八句,在版面上占的篇幅很小。至于“湍”字误为“谈”字,是编校工作中的过错,董老却并不见责。我们在歉疚之余,就遵照老人意愿,没有重登改稿,只在版面上发了个简单的更正。
将军本色是诗人
陈毅元帅一生喜爱诗词,也写了大量诗篇。记得五十多年前上海解放以前,就秘密传过他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些慷慨悲歌的诗句,曾经鼓舞了无数青年人的斗志。
上海解放后刚几天,陈毅在交通大学礼堂同上海青年学生见面,那天他穿一身白衬衫黄军裤便服,在讲台上谈笑风生,说:“青年朋友们喜欢诗,唐诗里有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海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就像黄鹤那样一去不复返了,要靠我们大家来建设新上海。”话音刚落,顿时赢得全场如雷掌声。上海人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叱咤风云而又平易脱俗的儒将丰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初,陈毅同志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诗篇。怀人伤逝,感事抒情,纪游览胜,内容广博,体裁多样,旧体诗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齐备,还有自由体新诗。陈总诗作都是亲笔原稿,从不打字复印,寄来时大都有亲笔短简,用印有国务院办公厅字样的信封,下署“陈”字样,也从不由“陈办”代劳。我们一见到信封,就会欣喜相告:“陈老总又有诗稿来也!”
1957年4月28日李大钊烈士殉难三十周年之日,陈毅同志发表六首五言绝句悼念,第四首有句云:“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用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典故。诗发表后,有读者来信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并非柴市。我们当即转去陈总办公室,三天后就接到他亲笔复信,信中说:“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他们致谢意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
陈总对读者来信指正一处小差错表示谢意,对报社三年前的约稿“欠债至今”一直未忘,对诗的篇幅不少由编辑部决定如何刊登这类小事,都一一细心交代清楚,正是从这类细微处能见到伟人的风范。
元帅行吟
叶剑英元帅是一位善诗能文的儒将,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和建国以后军务繁重之际,都常有吟咏。早期所作如“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至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满江红·香洲烈士》,1925年作)。“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1940年作)“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凝颜色。最伤心河畔依清漳,埋忠骨。”(《满江红·悼左权同志》,1942年作)都是文情并茂的佳作。
建国以后,叶剑英元帅军务繁忙,常在旅途中,每到一处,仆仆风尘中登临纵目,兴到落笔,便成佳作。1958年叶帅访问波兰途中所作的一首《菩萨蛮·华沙公园怀萧邦》就极有情致:“金黄秋色华沙好,萧邦作曲巴黎老。风柳扫残阳,搔头念故乡。春来花竞秀,遗曲人争奏。莫叹少知音,伯牙悔碎琴。”
1957年他访问苏联回国后,将一组《西行杂诗》寄给总编辑邓拓同志,邓拓嘱我编发,但发现其中一首《忆王孙》按词牌少了一句,我即持邓拓亲笔介绍信去叶帅寓所面谒。那是个傍晚,叶帅可能正在另屋晚餐,穿一身中式便服进入客厅,他坐下来,仔细地看了邓拓的信,信上说到《忆王孙》一词,便放下信沉吟:“哦?少了一句?”随即背诵《白香词谱》中作为范例的那首秦观词:“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在此处略为停顿一下,我和他几乎同时背了三句“杜宇声声不忍闻”。叶帅爽朗地笑起来:“对对,这里少写了一句。我再改一下,明天就寄给你。”
1959年4月13日,叶帅又寄来海南行吟《蝶恋花》:“南海浮珠历万古,阅尽沧桑,挺作南天柱。五指峰高人宿露,当年割据红区固。旧是东坡留句处,椰树凌霄,扫净长空雾。海角天涯今异古,丰收处处秧歌鼓。”两首词清新秀逸,宛如两支小乐曲,两幅写意小品。这些借景抒情,缅怀故友、追叙往事的诗词,更能使人领略感受到一位老革命家宽阔壮美的襟怀。
红色诗词
副刊上的领袖诗 行吟者毛泽东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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