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崇屈原、贾谊纪事——“年少峥嵘屈贾才”

1913年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离骚经》（部分）

    毛泽东25岁那年，写诗送罗章龙东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这里的屈即屈原，战国楚人，遭谗被放逐时写出的《离骚》，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抒情诗，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贾指贾谊，西汉初年洛阳人，汉文帝时任太中大夫，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所著《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策论，所著的《惜誓》《吊屈原赋》《鸟赋》成为楚辞的一部分。

    由于他们同在楚地生活过；有相同的被逐、被贬的遭遇；有相同的志向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品；同是文学巨匠、楚辞大家；加上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有“投书以吊屈原”的事，所以司马迁将屈贾并称，在《史记》中作《屈原贾生列传》。

    毛泽东喜欢优美的楚辞，终生珍爱；崇尚屈原、贾谊的才志，终生赞扬。他对屈原、贾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诗表达了对屈贾的惋惜之情。

    诗惜屈原、贾谊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仅有四首。其中，写屈原、贾谊的占了三首，足见屈原和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在毛泽东胸中占有很高的位置。毛泽东不仅仰慕屈原、贾谊的才志、人品、情操，而且对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对贾谊英年早逝，诗吐着深深的惋惜。

    《离骚》抨击黑暗，具有极强的战斗威力，是刺向邪恶势力的尖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七绝·屈原》前两句中写道：“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令人惋惜的是，楚怀王和顷襄王不能认识这把尖刀，没有接受这把尖刀，反而听信谗言，放逐了屈原，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毛泽东在诗的后两句写道：“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在历史人物中，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是唯一独享毛泽东两首诗的殊荣之人。

    贾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十八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年二十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诸律令所更定，乃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后来，贾谊还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七律·咏贾谊》中所写“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贾谊的境遇怎么样呢？他英才盖世，深得文帝赏识，“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但是，“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扰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文帝“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但“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这就是《七律·咏贾谊》中所写“壮志未酬事堪哀”，“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贾谊的命运和屈原一样，毛泽东叹息道：“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如何评价贾谊？毛泽东认为贾谊之才史上少有，“《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在长沙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写下了《吊屈原赋》，实际上也是在写他自己。所以毛泽东在《七绝·贾谊》中咏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但是，毛泽东对梁怀王堕马而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而死，深为惋惜。“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语评屈原、贾谊

    毛泽东在与人交谈的言语中，在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在书信中，都会不经意地想起屈原、贾谊，评说起他们来。

    早在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同罗章龙谈起屈原，讨论起《离骚》，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后来，毛泽东一直认为屈原是继《诗经》之后“首屈一指”、“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回忆了毛泽东与他谈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楚辞》，谈屈原的情景。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他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人民吃粽子。粽子是把糯米用一种叶子包起来制成食品。人民把这种食品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评价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毛泽东完全同意司马迁的观点。1959年1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评价贾谊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色的政论家。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上谈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又评说了贾谊。

    文接屈原、贾谊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大源头。毛泽东终生酷爱屈原、贾谊等人的《楚辞》，尤其酷爱屈原的《离骚》。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是经常读《离骚》、读《楚辞》。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便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 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不仅爱读《楚辞》，精通它，而且善于应用它。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两句诗出自《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这是毛泽东对《楚辞》运用之妙的一个例子。

    晚年毛泽东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楚辞》，运用《楚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那是南宋朱熹收录的《楚辞》和对《楚辞》注释的一本书。

    毛泽东诗词更是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接承《楚辞》浪漫、奔放、瑰丽的艺术特点并发展之。

    据张贻玖先生在《毛泽东读史》中介绍，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贾谊、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个朴实，“切中当时事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写道：“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文章既文采飞扬，又质朴无华，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也同他的诗词一样，吸取了《楚辞》的精华。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爱用《楚辞》，而且在党内和他的朋友中提倡学《楚辞》、用《楚辞》。毛泽东对周世钊、蒋竹如说：《楚辞》“有一读的价值”。他还劝张治中读《楚辞》，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8年1月中央南宁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志扬屈原、贾谊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第一位伟大的爱民爱国的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之志的内心的表白。司马迁说屈原志洁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毛泽东爱屈原、贾谊之文，更敬屈原、贾谊之志，重视发扬屈原、贾谊之志。毛泽东认为屈原、贾谊的精神两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是永远不会死的。正如他对费德林所说，“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喜爱《楚辞》不仅因为《楚辞》既质朴又有文采，更因为《楚辞》有人民性，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向和情怀。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写道：“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楚辞》其他作者人民性精神的颂扬。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大会评出了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名列其中。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与毛泽东积极颂扬屈原精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莫斯科途中向费德林介绍并赞扬了屈原。世界和平大会上正是费德林院士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直接影响了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的结果。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对进一步弘扬屈原精神，对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在以屈原为榜样的贾谊的文章当中，不仅收入《楚辞》的《惜誓》等与《离骚》一样 “有民主色彩”，《治安策》和《过秦论》同样有民主色彩，同样受到毛泽东的颂扬。毛泽东多次颂扬《治安策》，就是因为《治安策》与无病呻吟的文章不同，是散发着革除时弊的爱国爱民之志的好文章。贾谊的另一篇文章《过秦论》，总结了取与守不同术的规律。毛泽东虽赞赏秦始皇的贡献，但赞成贾谊“攻守之势异”，“取守不同术”的认识。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看到朱敬则上书武则天表达的与《过秦论》大抵相同的见解时，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薪火相传，精神不朽。毛泽东诗惜屈原、贾谊，语评屈原、贾谊，文接屈原、贾谊，志扬屈原、贾谊，屈原、贾谊的精神在当代中国是深入人心的。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