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基于公开数据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深度分析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这首歌的旋律，今天的劳动者并不陌生。但一种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它更多时候被当作怀旧的符号，而不是劳动者对自身处境的真实描述。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仍高于《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上限。工时的统计数字没有继续走高，劳动者的疲惫感却没有同步减轻。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更能吃苦或更不能吃苦，而在于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结构性重组。
一、一个称谓的变化，一套逻辑的更替
要理解今天的劳动处境，需要回到一个被反复使用却很少被认真审视的词：人力资源。
这个词进入中国企业管理话语体系，大致与市场化改革同步。它的流行并非偶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劳动者在国有企业和单位中的身份是“职工”“主人翁”，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安排：稳定的岗位、单位包办的生活保障、职工代表大会参与管理，以及宪法层面对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确认。那时，一个工人进入工厂，不仅是找到一份工资，更是进入一个生老病死相互照应的共同体。国企改制研究指出，改革过程中，工人阶级“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
“人力资源”这个词所承载的逻辑，与“主人翁”截然不同。它把劳动者重新定义为一种可以计量、配置、优化和折旧的生产要素。这个定义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恶意，但它确实改变了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当人被定义为“资源”，资源的持有者就有权决定如何配置它、何时淘汰它、以什么价格使用它。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的异化劳动，在今天以更精密的方式重演。数字劳动研究指出，控制不再仅仅通过外在的法律关系实现，而是内化于劳动过程的技术手段，形成对劳动者全方位的支配，并带来劳动者主体性的危机。从“主人翁”到“人力资源”，变化的不是一个称呼，而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位置：从目的变成了手段，从主体变成了对象。
二、劳动过程的控制：从工头到算法，以及被剥夺的“数字地租”
传统工厂对劳动的控制，依赖物理空间和线性时间：围墙、打卡机、流水线节拍、工头巡视。数字平台把这种控制升级为一种更彻底、也更隐蔽的形式。
平台经济的算法控制，首先体现在对劳动节奏的实时支配。以网约车行业为例，算法根据司机的接单率、完成率、评分等指标，动态调整派单优先级，甚至影响司机的收入。外卖行业同样如此，算法不仅负责订单分配，还会计算从商家取餐到送达用户手中的预计时间，对骑手的行驶路线、配送速度进行管控。劳动者以为自己在“接单”，实际上每一单的路线、时限和收入预期，都在点击“上线”之前被预先设定了。过去监工站在流水线尽头看人有没有偷懒，今天监工写进了代码里，二十四小时不停，而且不需要出现在现场。
更隐秘的剥削在于“数字地租”。平台不仅拿走了骑手当下的剩余劳动，还无偿占有了骑手创造的海量数据。你跑的每一单、走的每一条路、甚至你摸索出的最优送餐路线，都变成了平台优化算法的数据资产，支撑起了千亿市值。劳动者在自己创造的数据资产面前，不仅分不到一分钱的红利，反而变成了被这套数据反噬和精准控制的客体。资本不仅收你的“体力税”，还在收“数据地租”。
这种控制的经济后果，体现在平台的抽成机制中。在网信办等部门推动的算法治理中，重点平台累计推出63项优化措施：滴滴将抽成上限从29%下调至27%，高德将打车信息服务费上限下调至9%，美团等平台取消了骑手的超时扣款。这些调整是真实的进步，但它们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此之前，抽成比例和惩罚规则长期由平台单方面设定，劳动者没有对等的议价渠道。规则的改变，是通过外部治理压力实现的，而不是劳动过程内部力量对比自然变化的结果。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去劳动关系化”的法律操作。平台通过将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众包”或“合作承揽”形式用工，在法律关系上切断了与劳动者的雇佣联系。后果是系统性的：社保责任、工伤责任、经济补偿责任，都可以沿着合同链条向外转移。劳动者在事实上接受平台的管理和支配，在法律上却不被承认为平台的“劳动者”。这是一种比传统工厂更精密的控制形式：它保留了支配的全部实质内容，同时卸掉了支配所附带的责任。
三、分配结构与隐形枷锁：劳动报酬偏轻，与代际透支
如果劳动过程的控制解释的是“怎么干活”，分配结构解释的则是“干完之后拿到多少”。
据资金流量表及学者测算，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7年前后曾落到约49.1%的低点，此后小幅回升，2023年约为53.6%，而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般处于55%—65%区间(学者测算口径)。不是增长没有发生，而是劳动这一端偏轻。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轻，本应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网加以补偿：税收、社保、公共服务把一部分增长成果转回劳动者手中。问题在于，当保障网尚未织密时，这部分补偿就落到了个人自己肩上。
收入差距的刻度同样清晰。国家统计局2025年公报显示，按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150元，高收入组103778元，相差约十倍;2023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0.47，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处于“差距较大”区间。平均数掩盖的东西，分组数据把它暴露出来：增长在发生，但增长成果的分布，并没有自动趋向均衡。
为什么在劳动报酬偏轻的情况下，劳动者依然不敢停下脚步?因为金融化与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通过杠杆提前锁定了劳动者未来的劳动力。资本在剥削你当下劳动的同时，通过房贷、消费贷，把你未来三十年的劳动价值也提前预支并拿走了。当劳动者背上沉重的债务，实质上就失去了对资本说“不”的底气。债务，成为了拴在劳动者脖子上的隐形缰绳，让你在遭遇不公时，只能选择默默忍受。
最庞大的劳动群体，恰恰处在保障最薄的位置。2025年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叠加超过两亿的灵活就业人员(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工等)，构成了劳动者的大多数，也正是社保覆盖最脆弱、议价能力最有限的一群。
四、用工双轨制与权力的错位：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根源
分配差距不只发生在劳动与资本之间，也发生在劳动者内部。用工双轨制是其中最具结构性的机制。
法律本有清晰边界，现实却被层层绕过。《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划出红线：派遣用工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且须同工同酬。据全国总工会2011年调研、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调研，修法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一度达6000多万(2012年修改劳动合同法后官方未再公布总数)，而欧美发达国家派遣用工占比一般仅1.5%左右。实践中，派遣工报酬有的仅相当于合同工一半，多数未完整参加法定五项社会保险。
更隐蔽的操作是“假外包、真派遣”。企业将岗位冠以“业务外包”之名，实际上劳动者仍然接受用工单位的现场管理和考核。2025年5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某网络科技公司以“服务合作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判令其与签约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欠发工资;该案被列入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典型案例。判决说明法律能够穿透这层包装，但它的前提往往是劳动者先得跨过举证、找主体、走程序这一道道门槛。
为什么“假外包”屡禁不止?为什么劳动监察常常失灵?因为资本的流动性与劳动者的固定性存在巨大不对称。资本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搬厂、撤资)，而劳动者没有。在“招商引资”和保就业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在劳资博弈中往往向资本倾斜。权力的错位与默许，是资本敢于肆无忌惮践踏劳动者权益的深层根源。用工双轨制，实质上成了分化工人阶级、削弱共同议价能力的一把利刃。
五、“灵魂悬空”：承认的缺失，比收入的差距更深
如果只从收入和工时理解劳动者的疲惫，会漏掉一个更深的层面。
德国社会理论家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提出，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个体获得社会承认的基本途径。他将承认区分为三个领域：爱、权利、团结。其中“团结”意义上的承认，指的是个体的能力和贡献被共同体视为有价值、有尊严。劳动者的不满，往往“不是因为分配不公，而是因为自我的价值以及对共同体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重视”。
老一辈工人讲起修过的机器、炼过的钢时眼睛会亮，不是因为当时的工资更高、条件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确认自己在一个更大的故事里“算数”。今天的劳动者缺的，恰恰是这个确认。加班费算得清楚，那是交易;系统给一个五星好评，那是数据。一个项目做完就被调去下一个，劳动被彻底“事件化”了：事毕即终结，没有沉淀，没有“这是我做的”那种可以带走的骄傲。最深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我做的这一切到底算不算数”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回答。
六、制度修补：现实与落差
承认问题的存在，不等于否认已经发生的改变。过去几年，制度层面的修补是真实的，但相对于结构性问题，仍处起步阶段。
在算法治理端，重点平台累计推出63项优化措施(如滴滴下调抽成、美团取消超时扣款)，说明算法规则并非不可触碰;在保障覆盖端，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至2026年6月底累计参保2990.2万人，并自2026年7月1日起在全国推开，采取按单参保方式，直接回应了平台用工“去劳动关系化”带来的保障真空;在集体协商端，2025年全国签订技能人才薪酬激励集体合同8.7万份、15家重点平台开展算法协商覆盖超2000万人。
方向是存在的：把分散的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但相对于数亿劳动者，覆盖仍是局部的。真正的变化不取决于发了多少文件，而取决于劳动者在面对算法和规则时，手里有没有真实的议价筹码。
七、可行的方向：把“主体性”重新种回去，直面未来的挑战
怀念历史上的劳动者地位，并不意味着主张回到物质匮乏的旧体制。真正需要重建的，是劳动者的主体性——劳动成果可以分享，劳动过程可以参与，劳动尊严有组织化的力量来守护。
1.把用工双轨制纳入实质性监管。劳动监察需要从“被动受理投诉”转向“主动穿透合同链条”，让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的企业承担法律后果。
2.让集体协商从“覆盖数字”走向“实际效力”。协商的价值在于条款是否对工资、工时、考核产生了可验证的约束，争议时是否有人可找。
3.把社保从“单位捆绑”改为“可携带”。扩展到养老和医疗，让保障不再取决于是否签了劳动合同，而是取决于是否在创造价值。
4.重新校准分配结构，探索“数字红利”与“AI替代”的应对机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更前瞻的是，在生成式AI快速发展的今天，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已从“异化”走向“冗余清退”。如果科技越进步，普通劳动者越面临失去被剥削资格的危机，那就必须在制度层面探索“数据分红”、“全民基本收入”或缩短工时等分配机制，让技术进步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而不是只进资本家的口袋。
结语：老工人眼里的光，是一个社会公正的刻度
如果你家里有一位老工人，听他讲讲当年。他讲起修过的机器时，眼睛会亮。那不是怀旧，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一生没有被白白消耗时才有的神情。
一个社会对劳动者最大的亏欠，是让创造价值的人付出一生之后，仍然不确定自己算不算数。从“主人翁”到“人力资源”，变化的是一整套关于人在生产中处于什么位置的回答。重建劳动者的主体性，是在制度上重新回答那个问题：劳动，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人为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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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口径说明
官方法律、公报与主管部门
·工时：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48.6小时，法定上限44小时。来源：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发布;《劳动法》。
·收入分组与基尼系数：2025年五等份低收入组10150元、高收入组103778元;2023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0.47。来源：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相关测算。
·农民工与灵活就业：2025年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来源：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灵活就业超2亿：国务院2025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劳务派遣：10%红线、同工同酬。来源：《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人社部);6000多万为2011全总/2013法工委修法前早期口径。
·“假外包”司法判例：假外包真派遣终审认定、两公司共同支付欠薪。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5月终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
·算法治理：重点平台累计63项优化措施：滴滴抽成上限29%→27%、高德信息服务费上限9%、美团取消超时扣款。来源：中央网信办《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实施通报(2026年5月)、光明网、人社部。
·保障与协商：职业伤害保障截至2026年6月底参保2990.2万人、7月1日全国推开(人社部、央广网);技能人才薪酬激励集体合同8.7万份、覆盖851.4万人(全国总工会、求是网、工人日报，2025—2026)。
学者测算(单独标注)
·劳动报酬占比：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2023约53.6%(2007年低点约49.1%)，发达经济体55%—65%区间。来源：资金流量表及蔡昉、北大光华研究，属学者测算口径。
理论资源
·异化劳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承认三领域(爱、权利、团结)：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自我限制
·本文为基于公开法律与资料的劳动权益分析，不预测政策落地，不否定市场改革与根本制度，不渲染群体对立;官方数据、机构调研、学者测算、理论经典严格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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