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2025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酣畅淋漓。盘点固然罗列了当年发生的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例，造成较为集中和具有震慑力的阅读体验，但劳动者面对的现状也已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该盘点文章从“平台经济与零工”、“社保困局”、“AI霸权”、“少数/弱势群体劳动者”，以及“薪资和工时”等多个模块论述国内社会劳动者结构的现状，毋庸置疑，在经济寒冬之下，劳动者处境日益窘迫，宏观上这并不是某一道政策孤立地导致的，也不是某一时期的若干政策导向造成的，而是全球化之后整个系统无力再拔住自己头发离开地面，这是在碳基文明必然性的重力常数作用下，城市劳动开始坠落的序曲……
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处，降薪、欠薪、高负荷工作、灵活就业人口大幅上升、求职骗局……本质上都是经济驱力衰退的表征。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又在推进延迟退休、强制社保，以及国企上缴一定比例利润用于支付社保等方式维持退休人群养老金的支付，显示了当前财政增长的疲软。再有，从过去多年的“非升即走”，到同济大学废除教职终身制，也意味着教师岗位僧多粥少，折射的是教育体系和社会实际生产结构无法适配的长期困境。真实新闻我不一一列举了，并不想制造焦虑，但现状是什么样人人都看的到。
重复一下人尽皆知的常识。
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经济由三驾马车拉动：投资、出口、消费。其中投资主要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而围绕房地产形成的土地财政-基建-城镇化的链条，是拉动经济的核心引擎。1998年住房改革至今将近30年，房地产财政走到了尾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尚可勉力坚持。出口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处于逆风。而制造业投资则逐步趋向于集中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精尖技术领域，传统制造业已进入存量出清状态。处于这一经济周期中的普通人，消费欲望和能力均大幅下降。2025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速在5%以下，同时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8.5亿左右，结构性萎缩带来较强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通缩压力，再叠加人工智能崛起后对中低端技能岗位的取代，就业市场已然面临衰退。
之前政府层面的应对主要是稳资产、稳股市，也就是先稳住中产阶级，也就稳住了社会金融层面不崩塌。但是，眼下不仅低端劳动力，许多中端劳动力同样面临出清。过去中产的塑造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产业链和互联网大厂产业链，而今这两条链条都断裂了。新能源汽车领域除了比亚迪等极少数头部企业，其余品牌价格都在倒挂甚至巨亏，这就说明社会上没有足够多有足够消费力的中产存量了，而车企库存难以消化，也就意味着相关产业人员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另外，人工智能对互联网行业的冲击，不再赘述。换句话说，除了研发人工智能的高级工程师，和一些新能源领域的高精尖技术从业者，已经几乎没有人还在桌上分蛋糕了。
我们来看几种直观上容易想到的调节办法，以及它们为什么不可行。
1，降低养老金
养老金是一条不可触碰的红线。在政治层面，保证养老金的支付是国家信用的根基，甚至合法性的来源。在社会层面，养老金是老百姓稳定的压舱石，是维持社会基本消费循环的重要工具。可以调整的仅仅是降低一点涨幅。
2，向富人征收资产税
为什么国家迟迟不能开启向富人征收诸如资产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奢侈品税、弃籍税?
有一些听起来似是而非的理由，例如：富人避税能力强、税基小、担心资本外逃、回报周期长、担心牵连中产、资产评估体系及国际信息交换机制不完善、监管难度大……再加上政策制定者往往和富人有同圈层效应，使得资产税始终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
然而，假如资产税无法落地，就会形成一个因为“因为具备了避税能力就可以不再被征税”的逆向激励。如果所有国家都因为害怕资本外逃而不向富人征税，那么就会形成“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e)，最后所有国家一起向资本投降。投资信心不仅取决于是否对资产征税，同样取决于这是否依然是一个把“公平”视作重要价值的国度。假如一直在等待一个“完美”的开启时机，或许那个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博弈平衡也是值得争取的。
3，全民基本收入（UBI）
全民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BasicIncome(UBI)的理论前提是，每个人自诞生起，就拥有在这个社会获得基本生存资源的权利。相比精准扶贫的低保，UBI会让人拥有较大选择权，而低保可能甚至把穷人困在穷人的身份里——他不敢争取报酬高一些的工作、不敢为了某项兴趣做多一些消费，因为害怕失去低保审查资格。而UBI不会让穷人有这样的困境。同时，对中产来说，他们可能永远没有资格吃低保，但UBI对他们来说是一张兜底网。
至今全球范围有少数局限的非严格意义上的UBI试点，比如芬兰、肯尼亚，比较统一的观察结论是，这些无条件领到钱的贫困者，没有丧失工作意愿，反而因为有钱去坐公交、买外套，而能够愉悦、积极地投入生活，甚至愿意创业了。
UBI无法执行的关键因素，在我国而言有两个：1，财政无法负担。2，穷人会产生较强的扶助被稀释感，产生社会结构层面的情绪。然而，UBI如果始终无法执行的结果也已经可以预见：AI时代大量工作岗位将被替代，村县没有足够的缓冲力，社会上将开始游荡大量的永久性剩余劳动力，没有去处。
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或许是：设立UBI试点。可选择少许资源枯竭、产业凋敝、收入贫瘠，并且对“平均分配”观念有接受度的县城，例如黑龙江鹤岗。
4，做四休三
很微妙的是，不久前我也是做四休三的支持者。事实上，假设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做四休三，对财政、就业、社会稳定的效果是不确定的。首先，如果企业判定做四休三后需要多雇人，比如一些传统制造业需要工人倒班，那么企业会因为需要多缴一份社保而增加负担，因此可能将全职岗调整为劳务派遣或零工。同时，被雇佣者可能因为工时缩短而收入下降，并在3天的休息时间中从事其他兼职工作。一些企业可能因为这一部门无法承担增加人力的成本，而索性改为自动化办公或砍掉这个部门。综上所述，做四休三可以减轻一部分劳动者的负荷，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确立一种社会不再固化地追求“增长”的叙事，然而它得以显效的前提也正是社会上大部分人能接受这样的认知：生活不是或至少不再是追求“增长”。反之，如果利润依然是大部分人行为的驱力，那么“做四休三”的结果不一定是正面的。
在此，我想继续指出的是，这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悖论——政府既不敢开征资产税，又没有钱补充养老金池子，更没有实施UBI托底的可能，也就不敢强推做四休三，那么结果就是，普通劳动者像猪八戒背小妖怪，越背越重。而到了眼下，AI犹如海上的掠夺者即将肆虐伊萨卡，失业潮即将席卷，“缩短工时”的倡议不再具备语境——我们已经错过了拥有对“过劳”说拒绝的权利的窗口期。
1，深化乡建
王童的电影《无言的山丘》里提示得非常清晰，当矿工是死，当长工生不如死，对庶民而言最实在的是“有一块自己的地”。土地本来就是人的根基。人可以依赖一块土地实现物质自足和独立。在古代，陶渊明得以归田园居，在当代中国，农村也在几次承担就业震荡期的缓冲带和蓄水池。
在政府层面，2021年房地产调整以来，就开始号召复垦复种，并部署“避免集中返乡潮”，可见并非没有预判。
在社会层面，以艺术家、社会学者、建筑师等为主的群体，已经亲身实践了十多年文化乡建。从2010年碧山计划确立了乡村艺术方法论开始，福建屏南龙潭村、浙江松阳、乌镇、云南大理、沙溪、山东潍坊、广西南丹等等村、县先后加入这一实践。根据DeepAI推算，我国平原地区可供恢复利用的土地在5000万亩至1亿亩之间，个人以为，“生态农场+文旅+艺术节庆”的共建模式依然有广阔拓展空间。
城市中心主义霸权的瓦解，是未来必然趋势，土地承接的远远不仅仅是耕种能力、粮食安全、劳动力返流，还有人的真实生活的回归，人与自然、他人关系的修复。
2，AI税收收益定向分红
本文暂不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威胁，仅假设未来3年内AI都将处于研发和逐步投入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无须讳言，难以预估的是究竟会冲击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时间节点爆发失业浪潮，能够对冲这一情况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对AI收税。
AI是否能作为法律主体有待讨论，但是可以对制作、研发、上架、售卖、使用人工智能的全过程收税。这些税种既可以隐藏在增值税、数字服务税、自动化补偿附加税中，也可以直接对AI全链条征收。既然人工智能代替了大部分人类岗位，那么就应当从其收益中征取一定比例的税负。
对AI收税所得的收益，不妨就给投入深化乡建工程的劳动力全体分红。因为，在我看来，土地正是人们可以对冲高阶智能体风险的唯一的也是根本的也是最后的屏障。
我本人对以硅谷为样本的前沿AI预判非常悲观。首先，我不认为存在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AI真正实现递归自我改进且世界政府无法形成强力监管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其次，就算这一天可以拖延而暂不到来，为了让AI实现产业升级也必须依赖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算力，维持算力需要投入大量的能源和资金，而这些能源和资金本来是可以用于保障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
3，生态城试点
更激进一些的想法，是在中部某个落后县、镇进行生态城试点。生态城的原则是居民共建、生态循环、无车、不可拥有房产、生态基金全民分红。本文无意涉及对任何制度/主义的辩论，所提方案主要是基于对冲人工智能爆炸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且不可逆的考虑。
重提乡建、重提社区救助、重提公共服务、重提生态修复……是为了让“人”归位。
增长或许真的可以永无止尽，人或许真的有天可以登上火星……但是我觉得那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普通人的快乐可能是夏日坐在躺椅上纳凉，和白日里并肩劳动的伙伴一起吃一颗在井水里泡凉的西瓜，讲一则山野趣事，然后一同开怀大笑。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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