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全年中，徐州“踢派”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现在，我们把时光的镜头拉回到1967年。
1967年3月18日“3.18徐革会”成立后，北京“三司”学生来徐串联。他们通过调研认为，“徐州市革命委员会”不是真正“三结合”的班子，而是一个“三凑合”的班子，必须踢开。
于是，一些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退出“3.18徐革会”。首先退出的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接着“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后徐州师范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里的部分不同观点的学生组织相继退出。一股踢开“3.18徐革会”的“踢派”力量开始形成。
后来，由“火车头造反兵团”司令杨正祥主持，在“火车头”总部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反到底联络总站”(俗称“踢派”)。自此，徐州市各机关、单位的群众组织中出现了“踢、支”两派。
在这个“踢、支”两派对“3.18徐革会”不同意见的过程中，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戌区扮演了不光彩的两面派角色，当然他们在以后也一直是扮演的这种角色。
由于“3.18徐革会”是在他们的扶持下成立的，也可以称为是他们的儿子。所以，谁反对他们的儿子，谁就是反对他们，也就是反对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反革命。在这种逻辑思想支配下，他们对反对“3.18徐革会”的人恨之入骨。但由于他们属济南军区领导，又不敢违抗济南军区要他们支持“踢派”的军令，他们就耍起了两面派手法。
他们表面上保持中立，认为“踢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却支持“支派”以武力打压“踢派”。
徐州有个“红农会”组织，它是以徐州郊区下淀公社、朱庄公社农民为主体组成成立的，是个“支派”组织。在徐州有了“踢派”组织后，他们联合徐州郊区下属各公社的“支派”组织，经常到市区进行游行，以此表达对“3.18徐革会”的支持。刚开始时还算文明，徒手上街喊口号，后来就扛锄头、扛铁锨上街了。临近“5.31”武斗前，他们全部是头戴柳条帽、肩扛白蜡棍(白棒子)上街游行了。呼喊的口号也变极端了，如“反对徐革会，吃我一棍子”等口号。这些人又被徐州市民称为“棒子队”。后来，他们就被称为“3.18棒子队”了。在“5.31”武斗后，当小孩哭闹时，大人会喊：“棒子队”来了，小孩立马就老实了。这绝不是抹黑，在当时确实是这样的。
在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戌区的操纵下，支持“3.18徐革会”的“支派”组织，开始了预谋用武力打压“踢派”。
5月上旬，“3.18徐革会”在徐州卫戍区召开会议。会议由“徐革会”主任、驻徐部队副政委刘汝贤亲自主持。会上告诫与会者，“徐州将有一场或几场大搏斗”，“要有准备”。(他们真是能未卜先知啊，在没发生武斗的前十几天，就能预测到“徐州将有一场或几场大搏斗”)
为了做好“准备”，5月11日“支派”成立“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为了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徐州郊区也成立了“批斗刘邓联络站”。要求“统一行动，分片联防”，从各个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逐级建立起专职“抓革命”的班子。并分为一线和二线，对一线人员进行专门训练，配备柳条帽、棍棒等做为联防武器。
在5月份的24、26、27、28、29这几天，“支派”连续召开了分片布置和战前动员会。
5月30日上午，郊区红农会指挥部调集朱庄、下淀、狮子山、奎山公社等地4000余名农民准备进城。“红农会”下淀人员主攻机务段和火车站;朱庄人员主攻“火车头”总部;狮子山人员主攻南货场;奎山人员主攻铁路医院。各路人马皆配备安全帽、棍棒等武斗器械。
当日下午，“红农会”及一些“支派”，因贴大字报与“踢派”发生冲突。随后，“支派”以“火车头”压制“四大”和要求放出被扣留人员为由，调动郊区其它地方“红农会”进城。
至此，“5.31”武斗拉开序幕，“踢派”遭遇“惨败”。武斗结束后，“火车头”司令杨正祥带领部分“踢派”组织中的部分人员逃往济南。
可能是在武斗的当天，徐州火车站被实行军管。随之而来的，是公安局、派出所在“支派”人员的配合下，对全市的“踢派”组织及骨干成员家庭和积极分子进行全城大清洗、大搜捕。长达十几天的大清查、大搜捕，致使许多“踢派”人员有家不能归，有厂(校)不能回。
客观地讲，徐州“踢派”一直是比较文明的。因为，“踢派”是听毛主席话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这也可以从“5.31”武斗中可窥见到的。首先，踢派没有所谓的“武斗指挥部”，第二，也没有“专职”的武斗人员。不然，也不会被打的溃不成军，而流落他乡。
对“5.31”武斗事件，徐州卫戍区、“徐革会”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他们认为，支、踢两派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支派”的自卫还击是完全正确的。
在“5.31”武斗后，徐州“红农会”和其他“支派”组织，在徐州实行了近一个月的白色恐怖。他们几乎天天头戴柳条帽，肩扛白蜡棒，呼喊着口号，在徐州市区的各个街道上招摇过市。
我家当时住在道平路东头(现在的人寿公司北门那条街的路北，现在叫建国东路)，在这条路上有四家工厂，一家是徐州刀剪厂，一家是徐州制镜厂，一家是徐州玉雕厂，一家是东亚糖果厂，还有一家是烟酒公司储酒仓库。
徐州刀剪厂“支派”多，所以徐州刀剪厂的“踢派”经常被“支派”抓住在附近游街，被游街的“踢派”，每个人都举起双手，嘴里咬着一根稻草。这种形式在徐州当时是个“标配”。
徐州制镜厂“支派”少，所以要借助其他工厂的“支派”来镇厂。有一天，要抓一个“踢派”游街，这个“踢派”年轻，跑得很快，最后跑到了奎河的下水道被抓了出来，也是举起双手，嘴里咬着一根稻草游街。
8月31日，两派又展开了一场武斗，又称“8.31”武斗。这次武斗中，“踢派”在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的支持下，将“支派”赶出了徐州。
在“8.31”武斗后的一段时间，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一直对“踢派”爱昧，一直不是旗帜鲜明的支持。这也就导致了1968年初的“支派”炸桥破路极端行为的发生。我估计，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对“踢派”的爱昧态度，是受到了南京方面许世友的压力。
在1967年“8.31”武斗后，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我记得这事应是由68军副军长郑统一或吴怀才做的一件事引起的，具体什么事我已忘记了。我只记得我们“踢派”当时办的一份报纸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大概是，“要警惕那个满脸绉纹的家伙”。印象中，在文章中还把吴怀才的姓名改成了“吴坏才”，还有“(郑)重其事假(统一)(指郑统一)”的文字描述。可见这件事对“踢派”的伤害之深。这件事直接就把“踢派”与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脆弱的“蜜月”关系打碎了。当时的“踢派”对此既失望又愤怒，没想到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这么的耍两面派手法。这让“踢派”的感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军人为什么会这样言不由衷呢?所以，才有了“踢派”对驻徐68军和徐州卫戍区，“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的这个提法及判断(以后的发生的一些事也证明，“踢派”的这个提法及判断是正确的，是有先见之明的)。“踢派”斥责吴怀才、郑统一和张铚秀(驻徐68军军长)，说他们就是徐州的“新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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