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北的官方叙事中，“革新开放”被描绘为一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的伟大变革。然而剥开这层意识形态包装，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一场以国家曝力机器为后盾的系统性抢劫，一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大规模转移至少数掌权者及其附庸的阶级拨夺。
这场资源抢劫的首要表现方式是大规模土地与矿产的强制性收回。在“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动用行政命令与曝力工具，将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社区共有的林地、以及埋藏于地下的矿产资源强行征收。补偿标准往往远低于市场价值，甚至在被征收者未及反应之时，推土机已然碾过田垄与祖坟。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涌入城市边缘的贫民窟，成为资本随时可以榨取又随时可以抛弃的廉价劳动力。矿产与能源的开采权则通过不透明的审批程序，落入与圈力中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少数企业主手中。这些企业以极低的代价获取资源的垄断开采权，将本属于全体该国人民的自然资源财富转化为私人资本积累的源泉。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公共利益“不过是一块遮盖布，其真实指向是掌权精英集团及其资本附庸的私人利益。
与土地矿产抢劫并行的是金融垄断与资本的系统性抢劫。中央银行、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以及由圈力荫庇的垄断集团，构成了财富转移的另一条隐秘而高效的通道。国家通过货币政策、信贷配给与利率管制，将社会储蓄与财政资源定向输送给与政权核心关系密切的少数大型企业。那些被标榜为“国企改革”的私有化过程，往往以远低于实际资产价值的价格，将几代人积累的公共资产出售给内部人与特权资本。银行业、电信业、能源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关键经济领域，逐渐被数个家族与利益集团所垄断。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更通过价格操纵、市场壁垒与政策倾斜，持续地从普通民众的口袋中抽取财富。物价上涨、公共服务费用攀升、社会保障缩水，这些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重负，最终都转化为垄断资本账面上不断膨胀的利润数字。国家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却在该国演变为将民众财富集中至少数精英手中的管道。
任何一场系统性的抢劫都不可能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长久维持。为了压制必然出现的不满与反抗，国家暴力机器被全面动员起来。任何针对土地征收、劳工权益、环境破坏或官员腐败的批评声音，都会被迅速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或“受境外势力操纵”。警察、安全部门与司法机关结成严密的压制网络，对工人罢工、农民抗议、记者调查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发声实施逮捕、判刑、监视与审查。法律条文被解释为镇压工具，正当的诉求表达被污名化为犯罪行为。军警力量不仅保护着土地征收的现场与垄断企业的设施，更通过渗透、恐吓与曝力，瓦解被压迫者任何形式的组织化努力。这套暴力机器本应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却完全蜕变为私掠势力的帮凶与阶级压迫的利器。它以国家之名行剥夺之实，以稳定之说掩镇压之暴，其存在本身便不断激化着社会对抗的深度与烈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与民众不满，该国统治集团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一种荒诞而残酷的自相矛盾性。他们宣称，唯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扩大开放、更彻底地推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才能化解当前的经济困难与社会紧张。翻译成不加修饰的语言便是：为了平息因抢劫而产生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更迅速、更彻底地完成抢劫。这种逻辑等同于火上浇油，其结果必然南辕北辙。他们拒绝承认矛盾的根源在于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扭曲，在于公共资源被系统性地私有化并排斥绝大多数人的使用权。相反，他们将问题归咎于“改革不彻底”“开放力度不够“或“外部环境恶化”，以此掩饰阶级剥夺的本质，并为下一轮更为猛烈的财富转移制造舆论准备。
审视该国的社会结构，一幅清晰的对立图景便显现出来。整个社会可明确地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方是占有并控制着国家机器与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其内部由直接掌握暴力的军警官僚体系与占有巨额资本的垄断寡头共同构成;另一方则是创造全部社会财富却在分配中被系统剥夺的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城市普通职员以及被抛出生产过程的失业失地流民。军警官僚体系作为国家暴力的直接掌控者，在“革新开放“中扮演着执行者与保护者的双重角色。他们通过执行征地命令、镇压反抗行动、维系压制性法律秩序，换取政治晋升通道与制度内的“暴利“补偿包括从高额薪俸、特权待遇到参与关键资源分配的隐性权力等。而垄断寡头与特权资本则是这场抢劫的直接推动者与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本与政治关系，加速推动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最终将该国大部分的土地、矿产、产业链条与金融资源纳入私人或家族控制之下。这两个集团相互依存、彼此强化：官僚体系需要资本来维持权力运行的物质基础与个人贪婪，资本则需要官僚体系提供的暴力保护与政策偏袒来确保其抢劫的持续性与合法性。他们共同构成了该国统治阶级的完整面貌。
与之相对，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职员和流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位置。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是每一寸土地、每一吨矿产、每一项基础设施所蕴含价值的真正创造者。然而在“革新开放”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逻辑下，他们创造的全部劳动价值都被无偿或低价剥夺。农民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所得的补偿甚至不足以维持家庭数年的口粮;工人在血汗工厂里每日劳作超过十小时，所得工资却仅够勉强糊口，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所有者的金库;城市居民面对飞涨/高企的房价、教育与医疗费用，辛苦积攒的储蓄在通货膨胀与金融抢劫中不断缩水。那些在抢劫过程中被彻底抛出生产体系的失业者与失地农民等流民，则坠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他们丧失了生计来源与基本资产，沦为城市边缘的拾荒者、街头小贩或犯罪的后备军。贫困的代际传递、社会底层的固化与绝望情绪的蔓延，正是这种系统性剥夺的直接社会后果。被压迫者的反抗是必然且正当的。从零星的土地保卫冲突到有组织的罢工浪潮，从工厂门口的静坐到城市广场的抗议集会，被剥夺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寻求着联合与表达。尽管每一次抗争都面临国家暴力机器的严厉弹压，但这种阶级对立的结构性存在本身，便意味着该国社会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
深入剖析该国这场“革新开放“所引发的矛盾，可以触摸到一系列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尖锐对立：土地、矿产、水域、空域等自然资源，以及由数代人劳动积累而成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财富，本质上属于全体该国人民的公共所有物。然而在现行抢劫逻辑下，这些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乃至最终所有权被一步步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中，绝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对自身共同财富的支配之外。这种冲突无法通过技术性的政策调整来化解，因为它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制对公共性的吞噬。与之相伴的是暴力机器与被压迫者之间日益激化的对立。国家军队、警察与司法体系已经完全沦为私人抢劫势力的守夜人与打手。每一次对罢工工人的逮捕，每一次对失地农民的驱赶，每一次对揭露腐败记者的判刑，都是暴力机器与人民对立加剧的鲜明注脚。这种对立消解着国家政权在民众心中仅存的合法性，并将社会推向分裂的深渊。
经济利益的极端集中构成了矛盾的直接表现与持续激化的动力。当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被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顶层精英所垄断，而广大民众的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结构性失业、大规模贫困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便成为必然结果。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时，无产阶级承受失业与降薪的痛苦，而垄断资本却趁机低价收购破产资产，完成新一轮财富集中。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公共服务日益昂贵、社会福利不断削减，这些现象的背后正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的逻辑延伸。民众的不满并非源于对抽象“改革“的排斥，而是源于他们在所谓“革新“进程中日益恶化的生存境遇与不断被剥夺的尊严。统治集团提出的“以深化改革来解决矛盾”的路线，恰恰证明了他们不愿也不敢触及问题的根本。因为一旦承认矛盾源于资源有化与阶级剥夺，便等于否定了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于是他们只能沿着原有的抢劫路径加速狂奔，妄图在新的矛盾爆发前攫取更多利益，其结果必然拖入社会对抗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被剥夺者的组织化抗争与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每一次交锋中都将社会撕裂得更深，直至整个结构在自身无法承受的张力中崩解。
综上所述，该国标榜的“革新开放“绝非一场惠及全民的社会进步运动，而是一场精心设计并强制推行的系统性资源暴力抢劫。其本质在于通过国家暴力机器的全面介入，将原本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公共财富一一土地、资源、基础设施与金融积累--大规模地、持续地转移为少数垄断寡头与官僚精英的私人资产。社会内部存在的根本对立：一方是以军警官僚与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另一方是作为财富创造者却遭受系统剥夺的工农与城市平民。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权与财富分配权展开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国家暴力机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它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抢劫无产阶级的直接工具与阶级压迫的暴力化身。统治集团所宣称的任何“深化革新”的方案，只要不触及改变所有制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便只能是在原有剥夺结构内的加速奔跑，其结果非但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会如同火上浇油，最终使社会在日益激烈的阶级对抗中走向更为深重的危机。被压迫者的觉醒与反抗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一个建立在抢劫与镇压之上的秩序，无论其暂时看起来多么坚固，其内部早已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