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按：最近看到了一篇访谈记录类的文章，介绍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工厂内部的许多情况，十分生动。这对于破除我们今天的一些对于那个年代的固有偏见、拨开历史的迷雾，大有好处。在此基础上，对照我们今天的现实，去思考未来，也极有帮助。由于原文很长，且都是访谈记录，这里仅给出网址：https://www.wyzxwk.com/Article/lixiang/2010/12/88378.html。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看。下面套用该文的十个题目，分别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也可以算是对该文的一个解读。以下为正文。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是如何当家作主的?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当家作主是谎言”“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口号”——这些主流舆论中的常见论调，似乎成了否定那段历史的“定论”。但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人，却用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经历，还原了“当家作主”的本来面貌。那时的工人，不是被动的劳动者，而是工厂真正的主人，这种地位渗透在权力、管理、待遇的方方面面。
人事权是工厂的核心权力，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部选拔，牢牢掌握在群众手中。不是领导一言堂，而是“三上三下”的民主程序：先在生产中发现积极奉献的苗子，政审后，组织部或干部处会找群众座谈了解情况，汇总意见后反复讨论，最终才决定是否提干。
棉纺厂有位女同志能力突出，但群众座谈时反映她爱说脏话，最终没能提干;××钢厂的处级干部，80%都是从工人中提拔，没经过群众认可的人根本上不来。这种选拔模式，确保干部“都是群众满意的人”，自然会把工人利益放在心上。
更关键的是，工人有充分的监督和罢免权。“一封信，八分钱，恶心你半年”，群众监督严到极致——重庆周师傅因8万多元款项中有3角7分钱对不上账，就被7人调查组查了半年;厂里副厂长利用权力多分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上反映后，他被严重警告、退回房子、降职处理。工人的检举途径很多，写大字报、找党委书记反映、在每月的民主生活会上提意见，领导还不能开除工人，只能虚心接受。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会，不是摆设，而是工人权利的直接维护者，是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老工人赵师傅明确表示：“那时候工人有权利，处理工人必须经过工会，工会最大的权利，就是你厂长不能随便处理、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要是通不过就行不通、你想开除也开除不了!工厂里的大事也都是在职工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工会的作用贯穿工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班组都有工会小组长，工人家里困难、爱人工作、小孩上学等情况全掌握，不用工人开口就主动解决。罗师傅没向厂里说父亲生病，只是偶然提起，工会就主动寄去50元救急;张师傅得胃病，工会安排他去疗养所疗养50天，个人只出9块钱。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工会领导必须上门关心;家里夫妻吵架、生活遇难题，工会也会主动介入调解，真正做到“无微不至”。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当家作主，更体现在空前的政治地位上，这种地位让工人真正感受到“领导一切”的主人翁荣光。
一方面，普通工人政治地位高。林师傅直言：“过去工人不但在工厂里有权利、在社会上也是最有地位的。那时候关于政治地位，上面提得也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工人为国家和集体作出贡献后，会获得国家给予的荣誉认可，申报劳模是极具分量的光荣事，这种精神层面的肯定，让工人充满自豪感。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国家坚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比如陈永贵、吴桂贤就是这样提拔上去的，这些人就能代表普通群众的利益”。他们来自基层、了解工人诉求，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时，自然会把工人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源上保障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当家作主的权利，离不开平等享有知识和文化的机会——这一权利彻底打破了传统制度对劳动者的束缚，更终结了知识分子垄断知识的特权。那时会从各个工厂、农民当中挑选优秀的积极分子，不经考试直接送到学校深造，摆脱了科举制度式的选拔局限，为工农打开了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门。
这些从工农中来的学习者，既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又对知识充满渴求。他们学成后大多返回基层发光发热，老三届毕业生就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带着文化知识扎根工厂、农村，成为生产建设和管理中的中坚。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育模式，让工人不再被“学历门槛”困住，更不再需要仰视所谓的“知识精英”。
当普通劳动者也能通过学习掌握文化、参与技改、投身管理，他们在心理上和心态上彻底挺直了腰杆——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自己同样能成为有文化、有能力的建设者。这种对知识的掌控感，极大提升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底气，让“主人翁”的身份从制度层面真正落到了思想层面。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重大事项不是领导拍板，而是职工大会讨论决定。73、74年，××钢厂想建5吨转炉，职代会讨论时，大家发现原料供应跟不上，一致反对“瞎指挥”，这个项目最终被取消。工资分成、福利政策、技术改造等关键事，都要经工会和职代会讨论通过，“厂长根本没有‘我先分’的权利”。
生产计划制定也充满民主气息。国家下达的任务会分解到车间、班组，再传到每个工人手中，工人觉得不合理就能提意见。有工人发现苏联专家规定的工艺浪费钢材，反复实验后坚持改进，最终冶金部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厂里的财务账目全部张榜公布，任何人都能查，连厂办买两包茶叶一包烟不符合规定，账目都能挂很久，没人敢乱花一分钱。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是口号。那时提倡“鞍钢宪法”，干部必须参加集体劳动：副处级以下干部有时全天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干部每周五也要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有车间主任、书记因一线劳动中暑晕倒。
毛主席提出，干部要与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三同”是密切干群关系的好机制。毛时代的上级领导来厂里检查工作，都是骑自行车，自己带粮票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余师傅回忆，自己1970年进厂后被选拔为车间主任，办公桌就在车间，有问题能快速解决，“不像现在(访谈时间是2009年，作者注)的领导，离工人越来越远”。
待遇上，干部和工人差距极小，甚至很多工人工资比干部高。8级钳工李孟虎的工资相当于县级干部收入，一个人能养活8个孩子还供他们上学;有单位发奖金，干部拿4块，炼钢工人拿6块。干部没有特权，“贪污1万元就可以枪毙”，吃饭排队时会主动站到后面，没参与劳动都不好意思和工人一起吃饭，自己带饭在一边吃。这种平等关系，让工人真正感受到“我们和干部是一家人”。
当家作主的底气，还来自全方位的生活保障。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生老病死全有兜底：“看病不花钱，先救人再说钱”“上学费用低，困难家庭可免学费”“住房由工厂分配，家具配齐”，一个人的工资能养活一家人。厂里有幼儿园、医院、小学、哺乳室，女工不用跑老远回家喂奶，孩子上学、家人生病都不用操心。
这种“大家庭”式的关怀，让工人能一门心思搞生产，没有后顾之忧。正如杨师傅所说：“我们不用愁失业、愁看病、愁子女上学，能安心钻研技术、建设国家，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当家作主。”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当家作主，更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富足。那时的教育倡导“大公无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每天1小时的政治学习，让工人明白劳动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国家建设作贡献。
大家的生产热情发自内心：“60年前后，几乎每个工人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领导来劝都劝不走”“星期天主动去搞义务劳动，没选上还会失落”“为了搞原子弹，8年就搞成了，靠的就是群众积极性”。工人参与技术革新的热情高涨，工厂专门设立机构落实合理化建议，“工人提了4万多条建议，形成400多项技术革新”，这种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让工人充满成就感和尊严。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当家作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根在民主权利、工会保障、政治地位、文化教育、生产管理、生活福利、精神尊严中的真实体验。他们能决定干部任免，能通过工会守护自身权益，能以高政治地位参与社会治理，能平等享有文化教育机会，能参与工厂决策，能监督干部行为，能共享发展成果，这种主人翁地位，正是那段岁月最珍贵的特质。
那些污蔑“当家作主是谎言”的人，从未真正走进那个时代的工厂，从未体会过工人阶级的家国情怀。老工人的经历证明，当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当工会真正为工人撑腰，当政治地位和文化教育权利给予充分保障，就能迸发出无穷的生产热情和创造力，这正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历史的真相不该被掩盖，那段工人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岁月，值得被客观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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