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武汉江夏区的工业轮廓在夜色中逐渐清晰。一片片厂房里，白炽灯连成流动的光河，淹没了窗外柔和的月光。工人们穿着深蓝色工装，在生产线上有序忙碌，并肩挑战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规律。在这里，他们年龄不同，家乡各异;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不得不进厂的理由。
程文轩，17岁，来自湖北襄阳，留一头飘逸长发，嘴角的唇钉在灯光下不时闪动。今年九月他来到金亭，一干就是三个月，几乎从不请假，能加班就一定加班。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说是为了让妈妈和女朋友过得更好。他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12岁那年，他从亲戚那里得知父母早已离婚。没有惊讶，也没有悲伤，他只是不解——离婚的两人仍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却像陌生人一样。他恨父亲，那个在外大手大脚包养别人、走亲戚时却连他的压岁钱都要借走的男人。父母相继离家后，他被寄养在奶奶家，学习自然荒废了，抽烟、谈恋爱成了家常便饭，初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学。上了两个星期职高，他头也不回地离开学校，在家宅了一年，昼夜颠倒，每天二十多块的生活费，除了一包方便面、一瓶水，剩下的全拿来买烟。
今年，妈妈乳腺癌复发。在手术室外漫长等待后，他独自来到武汉。夜幕降临，都市霓虹闪烁，他无心欣赏。提到赚钱后的打算，他说想带女朋友去南京玩，给妈妈买个金戒指。“哪怕过年前一天再回家，”他顿了顿，“自己越来越出息了。”
吉克尔布，26岁，来自四川大凉山，彝族。黝黑的皮肤，高鼻梁，眼睛闪烁着光芒。家里六个孩子，作为老大，他一天学也没上过，早早担起家庭的重担，一直在山上放羊。16岁那年，吉克结了婚，彩礼十五万，对象是从小订娃娃亲的表妹。两人没有感情，婚姻只有名，没有实。三年后他提出离婚，按习俗赔了女方家双倍彩礼，二十七万，随后离开大凉山，出门打工。
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内蒙古放羊，黑龙江摘松子，新疆架高压线，安徽工地干活……吉克很能吃苦，他说在草原放羊时一个月一万二，天不亮就要骑摩托车追牛羊，风又大又冷，“那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今年夏天，他从工地摔下，左臂骨折，刚好不久就又出来打工。
虽然没上过学，吉克一直自学汉字和彝文，写得不错，还说想学英文。他也是个好焊工。可最近几年，他迷上了赌博。先在老家打牌，输掉十多万积蓄和一辆丰田越野车，后来一直输，直到负债累累。他说恨自己，真想把手剁了，“如果不是打牌，我绝不会变成这样子”。
吉克也找我借过钱，可我囊中羞涩，只能掏出几十块给他。他说一定要坚持干完这个月，至少让带他进厂的堂哥拿到介绍费。他还说，明年去东北摘松子叫上我，“厂里没有未来，也太不自由”。我想，大哥要是能戒赌，未来一定光明，可未来是什么样，谁又看得清。
同样被一次摔倒改变命运的，还有徐官，他23岁，是湖北房县人，初二时因为床位紧张，和一个高个子胖子挤一张床。半夜他从上铺跌落，摔破头骨。学校赔了五千医药费后，他再没回去。因为住院，父亲花了半生积蓄。他在家养伤到18岁，随后跟着父亲去深圳的自行车厂，从此开始进厂生活。后来又在安徽、东莞的工厂干过，直到东莞的配件厂倒闭，老板跑路，他只好和父亲回到老家。他说，最可恶的是那个老板还欠他们五十多人工资，他自己也有七千多没拿到。
回到县城，他去亲戚承包的工地做小工，一天一百八。过完年，活越来越少，他只好再次离开家乡，来到武汉，进了厂。
我问徐官：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笑：哪有什么梦想。我又问：那你天天加班挣钱是为了什么?他说：买车买房，娶个媳妇呗。我说：牛逼。
和工友们相比，郭炳超算是高材生。他21岁，湖北孝感人，瘦高个，眼睛不大，透着一股冷静的自信。今年六月，他从荆州一所大学的新能源专业毕业，一毕业就进了厂。其实去年他就来实习过，做最累的包胶带。今年先做样线，因为学得快，被调到轻松的电测台——检查线路能否正常导通。
我问他：你一个大学生为什么选择进厂?他反问我：大学生进厂难道很光荣吗?我又问：你进厂的理由是什么?他说：那他妈能有什么理由。我问：你有什么爱好吗?他笑：好色算吗?我笑：当然算。
厂房的白炽灯还在亮着，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这河流的源泉是心脏，不知疲倦的泵血，这河流的水声是如此微弱，一如血管淙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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