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这里是子珩墨~
我是在清晨看到那句话的。
手机屏幕很亮，窗外天还没亮。专家说，刺激消费政策应当逐步转向调节收入分配政策;又说，在初次分配层面，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
这话写得端正，字也漂亮，像一张刚熨好的白衬衫。
我看着它，却想起街角那个总在天亮前出现的人。
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橙色马甲，扫帚比人高，腰却比扫帚低。
他每天出现得很准时，比政策还准时。
我忽然觉得，那句话说得很对，却又对得有些干净。
清晨五点的街道是安静的。
安静到你能听见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擦掉什么，又像在提醒什么。
地是干净的。
人却显得多余。
环卫工的工资，我后来问过。
一千出头。
有的城市，一千都不到。
而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
文件里写得清清楚楚，两千左右，数字端正，像一张合格证。
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最低工资标准原来并不低，它只是不落地。
人们喜欢说“制度”“结构”“分配机制”，
这些词很大，大到可以把一个人完全遮住。
环卫工是“编外的编外”，这是个很妙的说法。
编制之外，还有编制;
责任之外，还有责任。
他们名义上属于公司，实际上听命于市政;
出了问题，公司说是外包，部门说是市场行为。
于是，一个拿着扫帚的人，
站在了所有“责任”的夹缝里。
他低头扫地，
而所有人，都低头看文件。
专家还说，要推动企业不断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
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点头。
但我想问一句：
先从哪里推？
从私营企业吗?
那些至少在合同上、在账面上，还需要应付法律的地方?
还是从这些——
你不用担心他们投诉，
不用担心他们维权，
不用担心他们上网发声的地方?
环卫工年纪大了。
他们不懂最低工资，不懂仲裁流程，也不懂什么是“初次分配”。
他们只懂一件事：
要是这份活没了，就真的没了。
我见过一个环卫工，
被问到工资低不低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
他说：“还能干，就干着吧。”
这句话很轻。
轻到可以被任何政策文件压住。
可鲁迅大概会盯着这句话看很久。
因为这种笑，是被生活反复教出来的。
不是满意，
是认命。
我们现在谈收入分配，谈得很文明。
不吵、不闹、不拍桌子。
可越文明，越显得某些现实不合时宜。
比如，一个城市最早醒来的人，
却拿着最低线以下的工资;
一个被称为“保障民生”的岗位，
却长期游离在保障之外。
这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是财政算术，
而是一个立场问题。
你站在哪一边说话。
从马克思那里看，这是劳动力价值被系统性压低;
从毛主席那里看，这是群众路线被悬空。
因为真正的群众，从来不在会议室里。
他们在街道上，在凌晨，在灰尘里。
你若真想“调节收入分配”，
却不肯先看看这些人，
那你调节的，只是表格里的比例。
更讽刺的是，有人私下说：
“私企反而好告。”
这话听起来荒唐，
却是真的。
因为私企怕事，怕罚，怕舆论;
而这些环卫工面对的，是一个没有脸的系统。
系统不会道歉。
系统只会更换外包合同。
我越来越觉得，
很多漂亮的话，
之所以显得正确，
是因为它们避开了最具体的人。
它们从“普通员工”说起，
却从不点名“环卫工”。
就像谈苦难，却不肯说名字。
如果你问我，
什么才叫“落实调节收入分配”。
我会说，很简单——
先把环卫工的工资，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
不是补贴，不是慰问，
而是正正经经、写进工资条里的那种。
如果这一步都迈不出去，
那后面的“推动”“引导”“逐步”，
都只是修辞。
夜深的时候，我又想起那把扫帚。
它每天扫掉垃圾，
却从不扫掉问题;
它让街道显得干净，
却让不干净的东西，更容易被忽略。
鲁迅若在，大概会说：
有些脏东西，是不能扫的，只能看。
看清了，
才有资格谈改变。
所以我不太急着鼓掌，
也不太愿意转发那些“正确的话”。
我更愿意在清晨站一会儿，
看一个弯着腰的人，把城市一点点擦亮。
如果连他都不能体面地活着，
那么所有关于“消费”“分配”“升级”的讨论，
都还站在地面之上。
而不是地上。
扫地的人不说话。
但他们每天，用身体替我们问同一个问题：
你们说的那些话，
到底算不算数？
这个问题，
不该再被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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