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运动中一种劳动的新型社会分工的出现，至少在某些职业化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产生出物化的思维方式和对手段——目的辩证法的颠倒。为了巩固对组织的拜物教，提出了一整套原则，其中有些是公开提出来的，另外一些则至少在一段长时期里非正式地存在。这些原则形成了一套或多或少成体系的偏见和诡辩，官僚头子们的行为以此为基础，他们还企图把这套原则作为一般规范强加于官僚机构的成员。
这些原则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官僚中间，要比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中少一些，但同样真实地存在着。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七点：
①强化传统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绝对条件。
②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无条件地尊重法律（“游戏规则”），以及把选举、议会行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作为可选择的手段，偶尔辅之以合法的罢工行动。
③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本质上应该是二元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以竟选为目的的政党的特权，工会则限于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④把令人满意的选举结果和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尊重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接受“国家利益”意味着接受“民族利益”，并将其凌驾于工人阶级利益之上。进而便是支持警察和军队、支持“国防”、支持对外战争（包括那些维护其殖民地的战争）。
⑤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团结和纪律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时不惜以报复冒犯者强行实现这一点。
⑥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领导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并要不惜代价予以维护，包括制裁或开除那些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贬损领导权威的人（或破坏所谓的“社会主义友爱”的人）。
⑦对这些规则构成威胁甚至质疑的任何实践，包括群众性活动在内，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反对，即使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深刻的分裂。这类实践活动包括群众性政治罢工、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法律秩序的公开挑战以及建立工人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这一套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逐渐加强，到了1914年8月，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和几乎所有的工会终于走上了不归路，以国防为名一致采取了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这些组织中传统的“中间派”，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以及后来在奥地利，对这些原则发起了挑战，但都归于无效。到20年代后期，这些原则被普遍接受并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转向俄共和共产国际中的斯大林主义宗派，就会发现有一套更为复杂的原则，这些原则在20年代逐步推行，到30年代臻于“完全成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这些原则的次要方面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些教条的基本核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直到80年代后期苏联实施公开性的第二阶段，一直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居于统治地位（南斯拉夫共产党部分除外）。这个可怕的束缚加诸诚实的共产党员、容易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政治上的同路人以及玩世不恭的帮凶。
这种梦魇般的逻辑的最终结果便是，共产党员和工人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客观上”为其所驱使为由，而遭到大规模的镇压。镇压工人事实上意味着镇压资产阶级。这样，“党＝工人阶级”这一公理就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条件下，“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办替代主义的那些原理和“逻辑”在理论上全都毫无根据，在政治上则完全服从于官僚的利益。很明显，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官僚专政的根源：并非斯大林集团的头头们所运用的马列主义版本使官僚专政得以在苏联建立起来，并进而推广到东欧。而是当热月政变在苏联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官僚集团才于事后提出这套观念，作为官僚垄断权力这一现状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说，在列宁去世之后流行的许多关于党的“季诺维也夫式的”错误观念，使斯大林获胜变得更容易；但官僚制专政绝不是由这套观念产生的。
社会阶级并不是均质的，因为各阶级中特定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经验和教育。因此一般来说它们倾向于形成不止一个党派。多党制与现实中的阶级是相适应的。消灭多党制意味着不只对其他阶级，而且对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制。
的确，一个先锋队党不仅能一贯地为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而且能最好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但是，若要充分实现这种潜能，那么这个党就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主要阶层的实际经验集中起来、通过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纲领和原则。没有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自由，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导集团或哪一个人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党的话——的唯一优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其“规则”或“规律”不可能从任何教科书上读到。社会和社会经验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各个社会领域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必须在最广泛的民主条件下争论并付诸实验。尤其是经济计划，倘若社会想要达到更高的效率，减少浪费和比例不平衡，那么政治民主——即可以在不同政纲之间进行选择——便是至关重要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自我解放和自治，而这要求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党和国家要严格分离开来。先锋队党不是借助于行政或压迫性手段，而是通过正确的纲领去说服多数群众，以实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作用。对于工人自治的一切限制都会造成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准下降及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变得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类似地，针对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越成功，工人阶级越能联合起来投入这场斗争，政治上也就越清醒、越主动。多党制和群众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对于建设这样一个统一的阶级阵线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我组织和先锋队党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向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迈进，不能与现实存在的工人意志相违背而强加于他们；从长期来看，这些统治手段只能帮助和安慰阶级敌人。它们是敌对阶级力量的表现，是拥有特权的工人官僚的利益的表现。罗莎·卢森堡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她临终前曾就这个问题说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
实践是认识真理的最终裁决者。判断党的决策和政策——从而最终判断党的性质——的决定性标准，是它们对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这在革命前动荡的环境中和革命起义中尤为如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经常指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以及工人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在此我们只限于援引一些语录。
马克思于1868年致函施维泽，谈及拉萨尔分子为他们所控制的工会起草的章程草案：
“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
1886年，恩格斯就美国工人运动写道：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
最清楚的莫过于恩格斯写于1890年的一段话：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的假象也应当避免。”
一般来说，把社会进步的基本机制转交给代议制间接民主机关的战略，对于广大群众会产生涣散斗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后果。当他们的自助力和自信心减弱时，当他们求助于资本家的“恩赐”并依靠政府对“增长的果实”重新加以分配时，他们融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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