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政治启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连载12)”中，讲到了“5.31”武斗事件。我们现在再来讲讲“8.31”武斗事件。
在“5.31”事件以后，由于“踢派”的主要成员逃往外地，徐州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7月5日，中央文革委派王效禹等人来处理徐州问题。早在5月15日，王效禹等人在济南华侨旅社就接见过从北京告状回来的徐州“火车头”司令杨正祥等20余名“踢派”代表，王效禹说：“你们是坚强的造反派，是经过‘二月逆流’考验的，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踢派”回到徐州后召开大会，誓把“3.18”徐革会踢到太平洋去。
王效禹到徐后曾到一些单位和地方发表谈话，他对“徐革会”人员说：“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是不是红色新政权?要经受起考验嘛!真正的无产阶级新政权，是踢不垮的，不是的，踢倒了也没有什么。”
7月19日，王效禹在淮海大学(今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当时又称淮海大学，简称为“淮大”)接见“支派”及“淮大8.31”负责人时说：“卫戍区、市革会本来就是一回事，市革会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造反派一个个地被压下去不可，保守组织又会起来，最后把革命势力吃掉。”在王效禹讲话后，“支派”中的一些组织便纷纷退出了“3.18”徐革会。
王效禹此次来徐，将主要精力放在做部队“转弯”工作。他亲自主持召开军、师、团、营四级军队干部会议，要求部队由支持“支派”，转向支持“踢派”。他说：“卫戍区在支左中犯有严重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由你们自己讲，如果自己不讲，到一定时候我就要讲了。”此后，徐州卫戍区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卫戍区新党委。
王效禹在徐期间，还下令逮捕了一个“5、31”武斗事件前线总指挥(姓名忘记了)。王效禹于7月24日离开徐州。
就在王效禹离开徐州当天，徐州又发生了“7.24”武斗事件。
7月上旬，驻徐空军后勤学校(空字008部队)在《给徐州市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中，检查了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复电中指出：“空军29师所做的检查很好，…….是全军学习的好榜样。”电报是由王效禹向驻徐部队和徐州造反派传达的。
24日上午，就在王效禹刚刚离开徐州时刻，“踢派”在徐州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复电”。会后，沿徐州主要街道进行游行，当游行队伍来到淮海东路火车站一带时，与“抓革命、促生产3.18战斗兵团”等徐州“支派”组织发生冲突。先是相互推搡谩骂、接着是砖头、瓦片、棍棒大打出手。双方不断地增加武斗队员。武斗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直至驻徐部队出面制止，武斗才得以平息。
这场武斗伤200余人，死亡1人。大概就是在这次武斗中，踢派组织在市交通局医院附近抓住了参与武斗的支派“娘子军”的头头解秀梅(大概是这名)，一番“痛打”之后，衣服也被打掉了。幸亏驻徐部队闻讯赶到，才将其抢救出来，并送到驻徐部队“八八”医院进行治疗。
8月21日，徐州卫戍区主持召开为“红总”及其下属组织彻底平反大会。驻徐州部队主要负责人和“红总”、“火车头”、“抗大公社”、“淮大反到底”、“徐州三司”、“机关反到底”、“小教红总”、“政法公社”、“金融公社”、“野战军反到底”、“总字263部队”、“空字008部队”等群众组织和单位参加了会议。军长张至秀代表徐州卫戍区和徐革会，亲自宣读“平反公告”。
在驻徐部队转弯期间，徐州“支派”也没有闲着，也在积极地寻找对策。8月5日，原“批斗刘邓统一指挥部”通知“造反野战军”、“红色前卫军”、“八一红卫兵”、“文艺界总部”、“淮大8.31”等“支派”组织开会，共同商讨退出“徐革会”。并认为，退出“徐革会”是一步棋，将“徐革会”这个包袱甩给“踢派”来背。并且说：“我们退出就主动了，让全市人民看看‘踢派’踢了几个月，丝毫没损伤‘徐革会’一根毫毛，而我们‘支派’一个统一行动(集体退出)，‘徐革会’自然就垮了。最后这个帐还要算在‘踢派’头上。”
8月14日，徐州“支派”召开会议，宣布解散“抓革命、促生产‘3.18’战斗兵团”，成立“徐州市热爱毛主席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热爱指挥部”)。下设五个区指挥部：
东区指挥部负责徐州黄河堰以东;
西区指挥部负责徐州西关一带;
南区指挥部负责徐州南关一带;
北区指挥部负责庆云桥以北，铜沛路、环城路一带;
中去指挥部负责黄河堰——中山路和老市委——庆云桥范围。
各区指挥部的中心任务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维护“四大自由”、“文攻武卫”等。
“支派”在退出“徐革会”，加深恢复和强化组织的同时，又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否定王效禹处理徐州问题的路子。说：“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22’复电不是真的，没有行文”，“周总理说，徐州5.31以后，‘3.18’兵团在抓革命、促生产，维护交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应表扬。”“拘留某某人(“5、31”武斗事件前线总指挥)是错误的”，“北京出现打到王力的大字报，”“王力是王效禹的叔叔”，“卫戍区新党委又犯了新的路线错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必须彻底批判”等等。
8月27日，支派故意印发《特号消息》，无中生有地称“周总理接见了《热爱指挥部》赴京代表团”“卫戍区下通知已转弯的刹车，没转的不要转了”、“总理责成王效禹检查，王已调职”。这种种的舆论、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一时间在群众中谁也说不很清楚。但确实起到了蛊惑大众的作用。
8月31日上午，“踢派”和驻徐部队在云龙山西坡的徐州体育场(当时已改名为“红卫体育场”)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中午12点左右，当游行队伍行至徐州东站“徐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总部”门口时，与从“淮海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方面开出来的“支派”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先是相互谩骂，接着双方就一拥而上，乱打一气。此时此刻，广场上砖头声、瓦片声、铁锨、棍棒相撞声，雷管的爆炸声，夹杂着痛苦的嚎叫声响成一片，令人痛心的武斗开始了•·····
与此同时，在复兴路和四道街也发生了类似武斗事件。
武斗发生后，6057部队400名战士奉命跑步赶到现场制止武斗。13时左右，7229部队(空军29师)和6074部队也奉命赶来制止武斗。驻徐部队首长亲临现场指挥，将参与制止武斗的1200多名战士手挽手构成三道栏线，把支踢两派隔开。第一道防线设在四道街处;第二道防线设在徐州饭店附近作缓冲;第三道防线设在复兴路与淮海路交叉路口。在制止武斗过程中，虽有许多群众对来制止武斗的干部、战士不十分理解，骂他们是“刘邓兵”、“稻草兵”、甚至以砖头、瓦块投之。但战士们仍然手挽手、肩并肩、严守防线。
16时许，卫戍区制止武斗指挥部召集支、踢两派代表在徐州饭店进行谈判。经军队耐心做工作，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各派代表负责说服本方武斗人员撤离武斗现场。然后后方代表再与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分头去说服本方执行协议。就在双方开始行动时刻，宝兴面粉厂及市内其它地方，突然汽笛狂叫起来，当制止武斗的军代表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第一道防线已被红农会(支派)冲散。许多战士遭到毒打，甚至被绑架。紧接着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也被冲破。支、踢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交锋——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又开始了。军方的劝阻已无济于事，石块、砖头、瓦片、棍棒、雷管、炸药、匕首，总之有什么武器就使用什么武器。6414工厂一名武斗队员，身上被刺28刀，有的武斗队员当场死亡，武斗之火越烧越旺，增援的“后续部队”潮水般的不断涌向武斗现场，救护车满街狂叫，担架队川流不息，徐州上空汽笛不停的狂吼，整个空气异常恐怖。
下午接近傍晚时，“支派”又下达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复兴路、重型厂、新生里制药厂、6414工厂、工程机械厂等地集结大批武斗队员，并调郊区其它地方的红农会进城，决定当晚7点30分，以长笛一声为号，各路集合人员向“踢派”发煎全线进攻，将城东区的“踢派”围歼在黄河桥附近，城西区的“踢派”围歼在中山路口一带。
此时的“踢派”明显地处于危险境地。随着双方武斗的不断加强，徐州卫戍区新党委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化了。用“踢派”的话来说：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们和‘踢派’心连心、肩并肩，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卫戍区新党委的一些成员告诉“火车头”司令杨正祥把“踢派”人员集中在一块，不要分散，并发给他们棍棒做武斗工具。又打电话给山东枣庄市等地人民武装部，要求他们组织力量来徐支援“踢派”。徐州卫戍区并将徐州这一严峻形势报告王效禹，并请示，是否发枪支持“踢派”。
晚7时许收到了济南的答复：同意徐州卫戍区的请求，要支持“踢派”，与“踢派”一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踢派”的安全。卫戍区新党委随即调用坦克车和军用汽车到部队拉枪。当夜凌晨一点左右，1750条长短枪和大批子弹发到“踢派”手中。
当“支派”得知卫戍区发枪给“踢派”，加之枣庄、临沂、兖州等地的“援军”也将陆续赶到时，预计徐州将是“踢派”的天下了。因此，“支派”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分头头带人去上海、南京等地避难，留下一少部分人集结在各区固守。
至此，徐州“支派”彻底消失去了抵抗能力。
1967年9月1日上午八时左右，卫戍区新党委在狳州医学院(现徐州医科大学)教学大楼三楼召开紧急会议，驻徐部队首长和“踢派”的各造反派头头参加了会议。卫戍区新党委成员在会上讲：“左派已经武装起来，我们受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自卫反击了。”接着布置“反击”任务。有的头头问：“如果打起来，我们可不可以开枪?”军方人员回答说：“有枪不用，那不等于烧火棍嘛”，“可以开枪”。于是，“踢派”在驻徐部队的支援下开始对“支派”全线出击。对城内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以及城郊九里山、下淀、朱庄、大黄山等地的“支派”进行清查和搜捕。卫戍区还直接配合了“踢派”的行动，各路清查人员均配备对讲机，可以及时与卫戍区取得联系。“清查”工作至9月3日基本结束。
4日，“踢派”10万人在徐州体育场召开“抗暴自卫祝捷大会”，庆祝将“支派”赶出徐州城的胜利。徐州驻军也参加了会议，驻徐部队首长在发言中说：“中央委派王效禹同志为首代表团处理徐州问题以来，徐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操纵保守势力，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8月31日，我们驻徐部队和大家一道，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在大会结束游行的时候，遭到‘3.18’棒子团的袭击，并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围剿革命造反派，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徐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奋起自卫，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这个行动是对的。在自卫反击斗争中，你们立场坚定，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硬骨头精神，为徐州人民立下了新功。你们不愧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不愧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革命战士。我代表驻徐部队全体指战员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8.31”这次武斗，就人员伤亡来看，也大大超过了“5.31”事件的数字。当然，两派公布的数字差距很大。支派造出的舆论是：“支派”被打死270人，被抓走50000人。而当时的踢派根据全市16家医院的调查所公布的数字是：
类别踢派支派解放军总数
死亡310013
重伤
轻伤
抓捕669
这些数字虽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两派的心里，都是想把对方伤亡情况说的轻一些，而把己方说的重一些，但有一点可以相信，“8，31”比“5.31”伤亡的情况更为惨重。
武斗确实使“徐革会”发生了变化。“5.31”事件后，是“支派”一派掌权;“8.31”事件后，又变成“踢派”一派掌权。原“徐革会”不得不于1968年3月1日重新改组(俗称“3.1”革委会)。“火车头”反到底造反派司令杨正祥当上了“3.1”革委会主任。
为彻底解决徐州问题，中央调支、踢两派头头到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长达10个月之久的“灵魂深处革命”，终于使两派达成了协议，于1969年8月1日，第三次成立“徐州革命委员会”(亦称“8.1”革委会)。
客观地讲，从1967年的“8.31”后，至1969年的上半年，在“8.1”革委会成立前，由徐州踢派主导的“3.1”革委会掌权的这段时间内，徐州市的社会秩序及生产秩序均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
【说明】文中所列出的一些人名，除朱林、田超这两位外(因我与他们见过面，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田超的家还与我的家相距不远)，其他的人因年代久远，而无法复原其姓名了。另外，也希望对当时情况熟悉的人，提供本文疏漏的内容，及对文中谬误之处进行指正。
文中引用的数据，全是我20年前从网上搜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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