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发动五十六周年。这是一场面对普罗大众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启蒙运动。
五十六年前的1966年的我，还不足14岁（我1952年7月17日出生，1965年秋季上的初中一年级），当时已进入了初中一年级的下半学期。
那时很多的家庭都没有收音机，但有些家庭或是商店门面安装了有线广播喇叭。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天是1966年6月1日，中午的天气很热。这天是六一儿童节，我还感伤上了中学就不能过六一了。在中午放学回家（从同学家听完广播授课），有一家商店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六一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男声播音员的语调很坚定且高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称呼。后来看了《徐州日报》（我家当时订有此报），才知是代称坏人。
我那时还不知文革开始了。真正知道文革开始时，是在当年的7、8月份。学校放假了，人也自由了。我家当时住在道平路的东端，向北拐或向南拐都可进入三民街。向北拐最多不过两、三分钟，就会来到了当时的徐州市委和徐州市政府。有一天，我看到好多的徐州师范学院学生成群结队，有些学生还举着标语牌和毛主席像，去了位于三民街北端的徐州市委和徐州市政府，当时都是在门口聚集，也有部分学生去了徐州市委和徐州市政府南边的《徐州日报》社的院子内。我那时对这事也是很迷糊，这些人为什么去这里。我父亲当时还说，这是要造反了（当时有段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我的家里的墙上除了贴有毛主席像，还贴有这段语录和其它语录的白底红字的宣传画，这些宣传画都是我父亲贴上的。文革的真正开始，还是在当年的8月份。当年的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我的父亲那时很崇拜毛主席，我那时受父亲的影响，也特别崇拜毛主席。我还记得我父亲曾说过一句话，他说，老毛这个人很了不起，打下了这个天下。所以，这次运动因为是毛主席发起和领导的嘛，所以，我也就特别关注文革这个事情了，所以，文革也就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小的时候是很爱学习的，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记得有次可能是上常识课吧，老师讲人是猴子变的，是通过劳动变的。课堂提问时，我就问老师，那动物园的猴子，什么时间可以变成人。老师说，它不劳动。我说，那把它放出笼子劳动，什么时候能变成人呢。还有次上自然课，老师讲，太阳是个大火球。我就问老师，那是谁把它给点着的呢，那火烧完了怎么办。我以前曾在我写的文章中，说到老师对我“又爱又恨”，我估计就是那时的我太能“说话”了，从而让老师在回答问题上为难了，但在“情感”上却“爱”我了。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那时，我还真没有科学家这个概念。充其量，也就是只要那样做了，天天会有新的事、能比别人多知道新的事，那就太好玩了。
后来，因为要参加那场政治启蒙运动，所以，当科学家的这事就被搁下了。实际上让我真正进入角色的，还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底”。所以，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的大事，那个人的事就是小事了。这就是我当时的认识。
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中，我在我那个年龄段，经历了一些事情。对我参加过的那场政治启蒙运动，我从未后悔过。相反，我对我的人生中经历了那场政治启蒙运动，能与毛主席一起战斗，内心充满了感激和自豪。通过那场政治启蒙运动，使我认清了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奠定了我的忠诚信仰（这种认识升华是后来才有的，在当时并没有，当时只是觉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从而使我后来直到今天，成为了一名坚强的毛主席的战士。
本来只想写个几千字，以纪念那场伟大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写到这儿，突然想起应该写个连载，把我在那场政治启蒙运动中经历的事，以及我的一些认识记录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给历史一个交待，给我的一生一个交待。
这个连载可能是一天一篇，也可能是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一篇。有些事情不是一下就能打开的闸门，它需要一个过程。记忆中的某件或某些事情可能尘封了，但一个不经眼的小刺激，极可能会让它又“起死回生”了，所以就会有了一篇或几篇新的文章又和大家见面了。
千秋功罪，一是由历史记载，一是由人民评说。记载可以打扮，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心可以打扮一时，但不能永远被打扮。
文革开始后的初期，徐州也出现了红卫兵“抄打砸烧”的现象。这也是文革后的一些人肯定的说法，同时又是一些人的否定说法。我的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成员在学校里，大部分是上级或同级党委、团委“钦定”的，也有一些是自视血统高贵的人成立的，一般都称他们为官办红卫兵。这样的红卫兵，一是听话，二是胆大，三是保老子。所以，那时的红卫兵，在文革开始后的中后期，也就被称为“保爹派”，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期的红卫兵组织，普通工农家庭出身的人，是不能被批准加入的，一些家庭有瑕疵的人更是沾不上边的。所以，文革初期的“抄打砸烧”的问题，全是他们这些官办红卫兵所为。
有些人为了否定这场政治启蒙运动，而给把初期存在的这个问题，向整体的红卫兵运动泼污水，扣上了“十恶不赦”的帽子，把红卫兵当成了“抄打砸烧”的代名词。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的中后期，以工农子弟为核心成立的红卫兵，是拥毛、讲文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卫兵中出现了两派，一派是“官办”，一派是“民办”，红卫兵组织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官办红卫兵成了保皇派，民办红卫兵成了造反派。
“抄打砸烧”情况，我印象最深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徐州六中红卫兵抄我家西隔壁的崔家，一次是徐州四中红卫兵拆除徐州四中西隔壁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
先说我家西隔壁邻居被红卫兵抄家。在我家西边有个祥顺成药店，紧挨药店的西隔壁有个崔家大院，这个院子里住的全是崔姓的一家三代十余口人。
当年（1966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站在道平路东路口向北的西边墙上看电影预告广告，发现从三民街南边出现了一队打着红旗的红卫兵，他们由南向北走来，来到路口时我看清了队旗是徐州六中红卫兵，走在前面的是崔家在六中上学的女儿，她带着队伍由路口向西拐进了道平路，来到了崔家大院门前。后来，一些人在大街砸烂了一些木板，也搬出了一些瓷器后砸碎，还有一些书也放在大街上点火烧了起来。一些人把这个上学的女儿的父亲拉了出来，然后又踢又拉地按下了他的头。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崔家的女儿为了加入学校的官办红卫兵，来了个大义灭亲，带人抄了她这个有瑕疵的家。
再说徐州四中红卫兵拆除徐州四中西隔壁天主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徐州四中红卫兵拆除十字架的具体时间忘记了。那一天，我站在教堂对面巷口旁的围墙边。看到教堂的院子里有几个人拉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套在了十字架上。教堂的屋顶十字架两边各有几个人，拿着锤子在砸十字架周围的水泥。十字架建在教堂的屋顶上，两旁是个钭坡，坡的正前面也是个小钭边，估计坡的后面也应该是有个小钭边的。两边砸十字架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操作，应该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下面院子里的人，一直在高喊“注意”、“注意”。
在我的印象中，当天应该没有把十字架拉下来，也可能我走早了没看到。过了几天，我专程去看了一下，那个十字架没有了，原十字架周围留了个坑在那儿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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