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上以男性为经营主体、通过家庭性别分工合作得以实现的家庭茶园管理模式,在市场化、精品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影响下,正日益转变为以家庭女性成员为经营主体并通过扩展的乡村关系纽带形成的女性佣工关系网络模式。通过对同为“留守妇女”身份的理解和共情,以及在合作劳动、同吃同住、日常往来和情感联结中形成的关系实践,女性雇主、“中间人”和雇工之间在既有的乡村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平等、灵活和多元的弹性佣工关系。这种弹性关系的实质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多重劳动的向内压缩和彼此之间的互助支持。这种合作关系在部分推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和村庄地位提升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女性“零工化”的趋势。
一、“采茶女”的现代佣工关系何如?
清代程淯在《龙井访茶记》中写道:“大概清明至谷雨,为头茶……采茶概用女工,头茶选择,极费工。”[1](P606)每年的清明至谷雨前后,青年女性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在坡地茶园中忙碌的“采茶女”形象也广为流传。那么时至今日,绿茶采摘又是由哪些劳动者、以何种方式完成的?本文以安徽省舒城县S镇为例,试图呈现大别山区家庭茶园的采茶雇佣和组织方式。
通过这一案例,本文想要回应的理论问题是:在男性劳动力外流,农村中老年女性日渐成为家庭茶园经营产业链的核心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过程中,绿茶采摘佣工关系网络是何以有效组织的?已有的“关系资本”抑或“关系本位”研究视角[2][3],是否足以解释此种农业佣工方式?在茶叶采摘这样的女性劳动力高度密集的农业佣工领域,是否会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关系模式?这种以中老年留守妇女为主体的佣工关系的社会影响与后果何如?
二、文献综述
乡村社会的农业经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其复杂性既根植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独特生物和自然属性,也受制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伦理体系。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深化,传统的家庭经营、亲属互助和性别分工等原有的乡土社会逻辑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与调整。
(一)农业佣工的类型与特点
农业佣工模式的社会基础是农业经济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高嵌入性以及不同于工厂管理制度的时空属性等特点,导致农业生产劳动雇佣管理难以实现统一的外部监管约束,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建立起某种内部约束机制[4]。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地方规范和人情面子等乡土逻辑则成为约束雇佣双方行动实践的重要社会基础[3][5]。
1.农业佣工的类型
家庭经营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3]。农业家庭经营常见的佣工方式包括帮工、换工和雇工。其中“帮工”多发生在关系最紧密的亲戚、朋友和近邻之间,双方基于共享的地方规范和长期互惠的原则,在长期合作与多项农业事务中相互协助。“换工”通常是在季节性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以彼此对等的原则,相互出工出力协助对方完成某一项或几项具体的劳动生产,通常对换工的时间、工作内容和质量有比较明确的商议。“雇工”则是指具有相对明确劳动任务、劳动标准和劳动报酬约束的货币—劳动交换方式。与前两种家庭佣工方式相比,佣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和单一[5][6]。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与经营规模的扩大,一些内生型规模经营主体也需要借助自己所在乡村和周边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工资+人情”的方式对工作进行内化监督,并通过挖掘和培养“领队”的方式对工人分而治之,以减少监督成本[7]。“关系化用工”“关系劳动”“关系控制”等概念的提出具有相似的经济与社会意涵[5][8][9]。
当缺乏在地社会资源的外生型经营主体进入村庄的时候,也往往会通过主动嵌入村庄社会的方式来复制上述机制:一方面,他们与雇工建立人情往来,将自己融入本地社会关系网中,实现策略性的“本地化”;另一方面,他们寻找本地“代理人”来化解劳动雇佣和劳动监督难题。通过与雇工和当地权威人物建立人情往来,以及寻找本地“代理人”等方式,外生型规模经营主体都需要将农业生产活动深度嵌入村庄社会活动中[7][10]。
近年来,在资金、劳动双密集型的市场化“新农业”中,相比于难以标准化管理的本地劳工,资本化农场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包工制雇佣外地专业劳工。在农业商品化进程中,以外地劳工为主的用工体制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工厂式的标准化劳动管理体制。然而,管理者对这些外来劳工的管理仍然需要借助亲属关系、人情往来等传统乡土逻辑[11][12]。
通过上述对各种类型农业佣工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由于农业生产和管理本身的特殊性,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基础的现代延续、转化和变迁,一直是学者持续关注和探讨的核心议题。
2.关系资本与关系本位
已有的农业佣工研究可以分为“关系资本”与“关系本位”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关系本位”的研究大多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密切血缘、地缘关系的雇佣双方为对象,他们基于乡土社会中已有的社会关系采取行动,并将这种关系本身作为行动的目的和指南[2][3]。而“关系资本”的研究视角大多针对外来资本在下乡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监管困难与沟通不畅的问题时如何将乡村中已存的“人情”、“面子”和“关系”作为策略和手段,从而将自己变为“内部人”达致利润获得的过程[4]。
尽管社会关系本身并不必然与经济利益存在冲突,但当二者的逻辑发生矛盾时,以“关系本位”为立足之身的小农会倾向于关系而非利益,这也是乡土社会关系约束性作用的体现[2]。徐宗阳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民普遍持守和遵循的是‘内外有别’的传统伦理,他们对家人、亲人、朋友和‘外人’采取有差序的对待”[3][13]。因此,很多农业佣工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与佣工之间以及在佣工内部尽量建立或拟合起某种“(准)内部人”之间的关系和准则。而“关系本位”的视角则提醒我们:“关系”未必只是实现某种利益目标的工作,“关系”本身也有可能意味着责任与负担[2]。
综上可见,不同形式的农业佣工关系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嵌入既有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然而,已有研究往往仍然将这种关系默认为已有的乡村父权制伦理关系,缺少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对乡村女性关系的搭建及其特征的系统考察和研究,抑或将之简单地等同于传统“关系本位”或现代“关系资本”中的一类,缺少妇女/性别视角的关注和切入。
(二)从“留守妇女”到“乡村社会建设的多维行动主体”
早期的留守妇女研究往往将其视为“被留在乡村中的弱者”,关注其所面临的一系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境。然而,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动和发展,农村留守妇女已然成为乡村全面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行动主体。
1.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和组织者
伴随着市场化以来农村男性劳动力外流,很多留守妇女承担起原本丈夫负责的播种、施肥、喷药、收割等农业劳动[14]。女性对水稻、茶叶、有机蔬菜等农业生产的参与,提升了她们的个人能力(如科学文化素质、市场意识、沟通能力等)、可支配经济收入、社会资本和家庭地位[15][16][17]。已有研究表明,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是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提升综合能力和家庭决策权的同时,也面临着农业劳动和家务负担的增加[14]。
农村留守妇女日渐成为规模化农业佣工的重要参与主体,并形成了自发的佣工自组织。这种佣工自组织是指农村妇女之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其成员之间关系比较松散、自由,以亲缘和地缘为联系纽带,为彼此之间提供劳务信息交流和务工支持[18]。特别是在林果、蔬菜、茶、花卉等乡村产业领域,已经出现“女性领班人”这样一种新型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形式,在劳动力信息集散、资源配置、生产协作和团队管理等方面发挥着独具特色的重要作用[19]。这些妇女被组织起来后,为合作经济的实践提供了组织基础。在实现妇女个体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促进了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的增加,并进一步推动妇女从劳动合作走向生活合作[20]。
2.家庭生活的照料者和维系者
如果说十余年前的留守妇女主要是出于家庭农业生产的经济考量,那么当下的很多农村妇女则主要是出于照料老幼等其他家庭成员的考虑,选择留在乡村[21]。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年龄阶段的农村妇女,不仅要承担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转,还需同时承担起照顾家庭中更加年长的老人以及孙子女等多代家庭成员的社会再生产职责[22]。她们的劳动和付出也成为家庭得以“在城乡之间撑开”[23](P45)的重要支撑与维系。
家庭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承担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功能:它既是人们的情感所系与动力所在,亦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养老抚幼、资源交换和互助支持等功能。在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长期缺席乡村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作为家庭主要照料者的中老年妇女不仅维系着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资源交换,更起到了凝聚家庭之间以及家庭与村庄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
3.社会关系的改写者和搭建者
在丈夫外出导致家庭社会网络弱化的情形下,留守妇女通过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写、与娘家联系的增强以及女性之间的互助、往来和交流,开始更多地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并在乡村社会中重新搭建起以女性为主体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22][24]。新宗族主义的兴起也改变了以往以男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已婚女性通过与娘家建立联结,经营自己的亲属网络、社会关系以及人生意义,从而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再组织方式[25]。而上述妇女行动的基础则是她们既熟知并灵活运用乡村地方性知识,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和重新搭建着基层乡村的运行规则和逻辑。
正是基于农村妇女在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的多维重要角色,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更多地着眼于对其在应对社会变迁背景下主体性和能动性的考察。尽管这种主体性的发挥仍然存在种种代价、限制乃至风险,但仍然为我们了解乡村社会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洞察。
(三)家庭茶园的经营特点与性别分工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符号,茶具有超越经济作物本身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象征意涵。对茶的鉴赏与把玩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精神文化品味和实践的重要构成,在普通民众之间亦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人情往来馈赠的重要物品。茶叶的价格浮动极大,上可作为国宝贡品、礼赠外宾,下可兼及田园街头走卒凡夫的日常饮用,具有兼及日常实用和文化象征的双重意涵[26][27][28]。
茶叶产业链包括茶树种植、茶园管理、茶叶采摘、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尽管也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的压力,但家庭茶园在茶叶采制和经营方面具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和灵活性[29][30]。在以丘陵地貌为特征的安徽地区,家庭经营的茶园更是占总面积的八成以上[31][32]。
传统上的家庭茶园经营往往需要夫妻二人的分工与协作:男性一般会承担重体力和危险系数更高的工作,同时承担茶叶销售和经营的主要工作;比较精细的劳动,如采茶、拣茶枝和其他的辅助性工作则由女性承担[33]。
由于茶叶采摘和制作具有较强的地域和季节性特征,且茶园维护本身并不需要专人长期投入,因此家庭茶园的种植者往往具有比较明显的兼业化特点。对于小农家庭经营而言,茶园经营往往只是家庭农业经营生产的一部分:男性家庭成员往往还会从事粮食作物种植或外出从事其他生产,而女性家庭成员亦会兼顾农业生产、人情往来、养老抚幼等其他家庭职责[26][34][35]。
尽管自古以来,茶叶的采制、践行、审美与文化都与女性息息相关[36],但在传统上,茶园的经营、管理和销售的主体仍然以男性为主。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市场改革的逐渐深化和男性劳动力的外流,部分村庄中的中老年女性开始不仅局限于传统上的采茶和辅助性制茶工作,而且逐渐替代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成为茶园管理、劳动雇佣甚至茶叶经营和销售的主体。伴随着女性在家庭茶园中的角色转变和收入提升,也极大改变了她们在家庭关系和村庄中的角色和地位[33][37]。
综上所述,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却缺少对以女性为主体的农业佣工模式的系统研究。本文将以茶叶采摘这样一个高度女性化的农业劳动为例,考察农村中老年留守妇女在农业佣工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及其行动特征和社会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地点与背景
本文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S镇为实地调研地。舒城县地处大别山东麓余脉,地势起伏大、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早在唐宋年间就开始种植茶叶。其中,创立于明清年间的“舒城小兰花”更是安徽省十大传统名茶之一。“舒城小兰花”具有兰花形、兰草色、兰花香的“三兰”特征,意指:外形芽叶连枝、形似兰花;汤色鲜绿明亮,色如兰草;清香持久,显兰花香;滋味鲜醇爽口、回味甘润。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发出了“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茶叶的发展。
S镇位于“舒城小兰花”的核心产区,该地土地贫瘠、人均耕地面积少,比较集中的农作物产品有茶籽、玉米、栗子和杂交水稻等。S镇村民一直有种植茶叶的传统,在当地脱贫攻坚战略的推动下,茶叶产业不仅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更是地区农业发展的核心支柱。
(二)资料收集方式
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和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本文的第二作者出生并成长于S镇,家里的中老年女性亲友大都有过种植和采摘茶叶的经历,目睹并经历了近年来茶叶种植女性化的趋势,以及这一变化给女性的家庭生活安排、社会经济地位和乡村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S镇家庭茶园的女性雇主、中间人(既采茶也帮助招募和管理其他工人的雇工)和普通雇工开展了深度访谈。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些被访者大多五六十岁,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茶叶从业经历。家庭年收入集中在4万-8万元。除了两名家庭茶园雇主外,其他被访者的茶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低。除了采茶、制茶之外,绝大部分被访者还承担着务农、照顾老人和孙子女等其他多重家庭劳动责任。
表1被访者基本信息
四、家庭茶园的传统性别分工及其变迁与困境
(一)传统家庭茶园劳作中的性别分工与协作
市场改革之前,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深山中的茶叶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S镇的茶园种植、管理、采制和经营主要由家庭自有劳动力完成,较少雇工甚至不雇工。茶树是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一旦种植成活,寿命可长达数十年。每年5月前后,茶农需要对山上的茶园进行修剪、整枝和除草,以便刚采摘完的茶树能更好地生长。这类劳动并不需要占用太多时间,大多由家庭成员利用闲暇时间完成。
春茶采摘时间因各地雨水和温度的不同而具有一定差别,皖中S镇一般在清明到谷雨时节进行茶叶采摘。采茶是一项精细、密集却不需要耗费很大力气的劳动。茶树的高度大约在100厘米,高度正好达到成年女性的腰部;对于身材高大的男性来说,反而需要弯腰采摘。因此长久以来,“采茶”也就成为一种充满女性气质的劳动。尽管在采茶的密集期也有男性家庭成员的加入,但总体上“采茶女”的社会文化氛围限制了男性进入这项劳动。
绿茶的炒制需要徒手在200-220摄氏度的热锅中快速翻动,既有一定的危险性,也需要相应的技艺,一般由有经验的男性家庭成员完成。而茶叶的销售需要走出深山、借助外部的社会纽带和联系,所以传统上也是由男性家庭成员来承担。可见,传统的S镇的家庭茶园经营是一项以男性家庭成员为主导、依赖家庭成员性别分工与合作完成的模式。
(二)市场化进程给家庭茶园带来的变化
进入21世纪,舒城县大力推进茶叶良种化种植、品牌化经营和地理专用标志打造工程,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传统茶叶采制和经营方式。2007年,安徽实施民生工程,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舒城县开始对农民进行茶叶产业培训。2015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给舒城县茶产业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和持续的财政投入。2016年12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舒城小兰花”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产地范围内的生产者可向舒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申请,经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报质检总局核准后予以公告。2018年,舒城荣获“全国茶叶百强县”称号。2020年,“舒城小兰花”品牌价值已达9.16亿元,被纳入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在舒城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作为“舒城小兰花”核心产地的S镇立足特色资源,加快发展高品质良种茶叶的规模化种植。全镇培育“舒茶早”“山坡绿”等国家级茶树良种3个、省级良种1个。截至目前,全镇新培育产业发展带头人6人,拥有100亩以上的大户16个,同时,通过茶业大户有效带动散户茶农4000人,人均年增收5000元。
随着市场需求和政策倡导开始日渐倾向于带有地理专用标志的品牌化、高品质茶叶经营模式,S镇的家庭茶园种植开始出现基于垂直地理空间位置的差异化分布趋势:由于具有更高市场价值的名优品种有机绿茶往往生长在海拔相对较高、人口聚集度低、生态较好的山地区域,因此高海拔的山区居民往往会选择规模化茶园种植,并逐渐将其作为家庭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山下的村庄则主要依赖其他农作物或产业为生,每户仅种植少量几株茶树供家庭自饮。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是,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务工潮”使得农村家庭中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其中,男性劳动力大多外出从事瓦工、电缆铺设、油漆涂刷、木材加工等劳动。其中也有部分男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人际网络,升级为装修承包商。这些青壮年男性仅在春节和秋收的农忙季节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甚至不足一个月。S镇村庄中的青年妇女大多会选择去东南沿海城市的服装厂、电子厂以及食品厂等行业务工,或陪孩子在县城中学读书。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价值相对较低的中老年妇女(45-65岁)成为家庭中兼顾农业生产和家庭再生产双重职责的农村留守群体。这也意味着,那些传统上以家庭性别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家庭茶园经营的重任留给了这些中老年留守妇女,她们不仅需要独立完成如修剪、整枝等技术性较强的劳作,还要承担招募雇工、联系售卖茶叶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经营性工作。
(三)茶叶采制的系统性及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佣工困境
茶叶采制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复杂体系[27][29]。
“天”指的是“天时”。绿茶采摘是一个高度季节性的工作,只集中在每年清明前后的15天左右。由于采摘时间很短,且此时村庄中并没有其他需要男性外出务工人员专程回乡的农业劳动(如每年10月前后秋收、栗子和茶籽成熟的季节,由于所需的家庭劳动更加迫切,一般外出务工的男性家庭成员会专程返乡务农),季节性短期雇佣就成为大多数家庭茶园的首选。
我们这个绿茶最值钱的就是头茶,然后(二茶以及更次的茶)就没那么值钱了。如果天气好,大概能摘半个多月,两个星期就可以解散雇工了。如果下一场雨,那山上就没什么茶了,10天左右就可以解散了。(访谈编号:1雇主)
“地”指的是地域。在当地推动生态茶种植的政策影响下,“舒城小兰花”的种植开始更加集中于当地海拔300-800米的山坡地块。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终年云雾缭绕,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人口居住密度低,方圆14.6公里的茶山仅有居民306户。在茶园规模较小时,山上村庄的经营者之间会相互协作,以传统小农帮工或换工的形式完成采摘,但随着近年来家庭生态茶园经营规模的日益扩大(每户种植茶叶4-10亩不等),同一村庄中的小农户都面临着采摘人数不够的情况。因此,高海拔的家庭茶园经营者便需要寻找新的雇工来源。然而,当地的高海拔地区交通不便,且尚未开通公共交通。从人口相对密集的平原村庄至茶园密集的山地有十余公里路程,且以山路为主。单向步行需3-4个小时,骑摩托车或开车需0.5-1小时。
“人”指的是茶叶的采制对劳动者手眼配合的技艺和采摘速度有着较高的要求。绿茶制作对茶叶采摘的形态要求极高,讲究“小而完整”。雇工需要在极短的时间中,大量集中采摘茶叶的嫩芽,使之呈现出“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嫩茶形态。由于高质量茶叶的采摘时间有限,因此对劳动者的手速要求极高,且务必确保一次采摘成型,否则返工成本极高。每颗茶叶不足1克,需要每位雇工一天工作12小时、采摘2斤原料以上,才能获得一天150-200元不等的报酬(报酬以平均市场价为基础,雇主依据雇工能力、采茶量酌情增加)。经营者会偏好那些有着数十年绿茶采摘经验的当地雇工。
“天、地、人”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对劳动力雇佣提出了高要求,而三个因素的彼此重叠又进一步增加了家庭茶园的雇佣难度。第一,家庭茶园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男性劳动力的外流,使得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无法适用于新形势下的茶叶采制和经营。第二,高海拔山地居住人口稀少,茶叶采摘的时间又高度密集和重叠,无法通过传统村庄中最常见的亲友间彼此帮工与换工实现茶叶采摘。第三,家庭茶园的山地分散性、交通不便利性、采摘时间的高度集中性和雇佣的超短期性,使得茶叶采摘行业不足以支撑起类似于从南到北大面积流动作业的水稻“麦客”这样的专业化采摘队伍[12]。
因此,对大多数家庭茶园的经营者而言,如何在每年的4月上旬,稳定、高效地聚集起具有相应的采摘技术和经验、能够在短期内高质量地完成密集化的季节性劳作,且能够在非劳动时间保持持续的联系以利于来年再次合作的佣工队伍,就成为他们在茶叶经营过程中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五、高选择性下弹性关系网络的基础、搭建与衍生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山下村庄中承担着照料家庭和务农双重责任的中老年留守妇女成为解决上述采茶雇佣困境的重要劳动供给。在劳动密集且技术要求高的茶叶采摘过程中,这些中老年留守妇女以惊人的勤勉、坚韧、技艺与协作成为维系家庭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纽带的关键力量。
(一)中老年农村留守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应人群
村庄中的留守妇女以五六十岁的妇女为主,她们的子女多已成年婚育,这些中老年妇女需要在留守乡村承担起照料老人和孙辈的家庭责任。此外,她们还会种植玉米、水稻、花生、大豆、菜籽等粮食和经济作物,以满足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需要,并将多余的农产品出售,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
我在家最大的任务的就是照顾孙子,儿子媳妇都在外面干活,只能我在家带孩子。农活也要干,那么多地不能荒废了,那就只能找时间去田里面干活了。(访谈编号:4中间人)
在非茶叶采摘季节,农村留守妇女的一天从清晨五点开始。她们简单洗漱后喂鸡,接着进行家务打扫和准备早饭。之后,她们去菜地采摘或上街购买食材,清洗蔬菜和收拾家务,通常到九点半左右完成早晨的工作。此时,她们会享有一段短暂的闲暇时光,她们大多会选择刷短视频或去邻居家串门。到了十点半,她们开始准备午餐,餐后清洗餐具约需半小时。若无农活,可能会选择午休;若有农活,则中午需要继续在田间劳作,如打药或锄地,直到下午两点或三点。稍许休息后,四点半开始准备晚餐,五点用餐,餐后洗碗、洗澡、洗衣服。最后,需等到小鸡吃食并回笼之后,大约七点左右,农村留守妇女一天的工作基本结束。
家庭经济收入在夫妻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分工差异。以一年为周期计算,男性成员通过在外务工可以获得每年4万元左右的非农收入,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男性外出务工的收入的金额和时间并不固定,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农村留守妇女则通过务农、采茶、农产品销售等劳动,能够为家庭带来0.5万-1万元的稳定收入。这部分收入虽然不及男性务工所得,但对于维护家庭日常开销及应对小额突发事件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部分男性从事的工作可能按项目或年度结算薪酬,而非每月发放,就导致家庭在资金流动和预算管理上必须更为谨慎和节俭。因此,这些中老年留守妇女还会在紧张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照料劳动之余寻找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以应对家庭日常经济所需,增强自己的经济自主性和安全感。
(问:为什么要去采茶?)当然是为了钱,这些钱虽然说不多,但是我可以自己花。我家里人挣的我一般都存着,我自己挣的钱,我想咋用就咋用!(访谈编号:6雇工)
对于这些留守的中老年农村妇女而言,丈夫在外打工挣到的钱需要攒起来以备家庭建房、子女升学、婚丧嫁娶等重大家庭需求,务农的收益是全家日常生活的主要来源,而自己额外打工挣的钱既能补贴家用,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地位,也能让自己的手头更加宽裕,可以满足自己对金钱自主支配的需要。
尽管高海拔的家庭茶园有劳动力雇佣的需求,而山下村庄的中老年留守妇女是重要的潜在劳动力来源,但二者之间的匹配却不是自然而然达成的。这是由于尽管采茶对周边留守妇女而言看似一项不错的短期收入来源,但事实上,这是一项高度不稳定(依据每年的收成状态和市场需求决定雇佣人数)、工作密集(每天从早六点工作至晚六点共计12小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要求、单位小时收益不高(小时平均工作仅为12.5-16.5元,低于安徽省2024年18元/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且交通不便的工作。因此,对雇主而言,如何组建一支持续、高效、稳定和灵活的采茶佣工队伍,仍然是一件需要格外花费气力来完成的工作。
(二)高选择性下弹性关系网络的搭建与维系
在传统的父权制亲属关系和现代资本化运作都无法解决当地佣工困境的背景之下,农村留守妇女以其自身的探索和实践搭建起一种新型的佣工关系网络。
1.以“次级关系”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网络框架
何奇峰在其对传统乡土逻辑的研究中指出,亲属关系往往具有极强的限制性,选择谁作为雇佣对象往往具有很强的被动性,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2](P151)。然而,由于上文中提到的茶叶采摘的特定时空特点,使得茶园经营者无法像其他很多农业生产那样雇佣同一个村庄中的亲友,而是需要借助熟人关系向低海拔的山下扩展次一级的社会网络关系,以确保能够及时满足季节性采摘高峰期对劳动力数量及质量的双重需求。
农村中老年女性之间的关系网络虽然会受到村庄中以男性宗亲为主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男性劳动力外流和农村女性在乡村中的主导性作用,农村留守妇女之间业已形成基于同学、娘家亲友以及建立在赶集交易、闲暇娱乐基础之上的熟人关系网络[24]。这些农村妇女大多年龄和际遇相仿,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的情感和交往基础,加上对同为“农村留守妇女”的身份和处境的熟悉和了解,往往更能够体谅彼此之间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中的不易,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互帮助和支持。家庭茶园的女性雇主在面临佣工困境时,也会借助已有的熟人关系网络来帮助寻找山下的合适雇工,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佣工关系网络。
一开始也不要招人,但是后面一个人干不下来了,都开始找外面的人。也都是通过朋友和亲戚找,我们村家家户户都要招人,只能托外村的人帮忙找。后来干了几年,认识的(人)就多了点。我看干得不错的,就留了联系方式,第二年就打电话联系了。有那种干得特别好的,我就平时多联系一下,也让她帮我看看她们村有没有人干。(访谈编号:1雇主)
对那些低海拔地区的留守妇女而言,经济利益成为她们愿意从事采茶劳动的重要经济动因。对那些留在闭塞村庄中务农和照料家庭的中老年留守妇女而言,茶叶采摘的季节正好处于春播和夏收的农业生产间歇;只需要15天左右的工时,就能够获得25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可以应对普通家庭半年左右的日常经济开支。因此,即便这是一项单位小时收益不高、需要连续每天工作12小时且需自行平衡家庭照料责任的工作,对那些被排斥在更加激烈的高竞争性市场工作岗位之外的农村中老年妇女而言,仍然是一项有吸引力的工作。
尽管乡村社会中女性群体间的次级关系纽带和经济收入机会构成了佣工合作关系的初步框架基础,然而无论是乡村社会中缺少刚性约束力的次级关系网络,抑或可有可无的微薄经济收益,都无法构成持续且稳定的佣工关系结构,这种存在双向高选择性的佣工关系仍然需要其他力量的加入和勾连。
2.以高黏性的“中间人”作为网络联结的纽带
家庭农场需要在每年的采茶季组织少则五人、多则数十人的熟练采茶工人在十余天完成高度密集化的劳动。由于这些雇工大多是年龄渐长且需兼顾其他家庭照料责任的“老奶奶们”(当地人对五六十岁奶奶辈的称呼),在劳动过程中偶尔还会出现身体不适,或者家里的其他紧急状况(老人或孙子女生病)需要协调处理。这就要求女性雇主不仅具备比较广阔的社会网络,还要在劳动力招募和管理过程中具有高超的沟通技巧和灵活的策略规划。
她们通常会在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当年的佣工招募工作。而为了快速稳定的组成采茶队伍,很多雇主会在往年曾经合作过的工人中寻找“活干得好、认识的人多、会使用微信”的对象,来作为招募、组织和管理工人的“中间人”。
干了一年就知道哪个可以当“中间人”,一般都选择平时干活干得好、摘茶摘得快、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平时干得不好的人,下一年摘茶就不要她了。(访谈编号:2雇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合适的“中间人”一般需要具有下述特征。(1)较高的工作能力,要有充足的采茶经验和相应的技术能力,工作效能较高。(2)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中间人”需要具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能够快速、灵活地在每年的采茶季帮忙招募到3-5名甚至更多数量的工人上山采茶;在劳动过程中需要能够活跃气氛,带动其他工人高效开展工作;当雇主和佣工间或佣工之间出现矛盾和问题时,“中间人”也能较好地协调和解决。(3)值得雇佣双方信赖的综合素质与人品,如身体健康、家庭和睦,能得到当地村民的尊重和信服。(4)其他相关技能,如能开摩托车带人上山等。
“中间人”既能够在每年春季招募工人的过程中帮助雇主在周边熟人圈子里扩散招募需求,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雇佣双方得以顺利合作的隐性“担保人”,也能在劳动过程中帮助雇主分担管理和监督雇工的工作。一方面,“中间人”与雇主之间有过劳动合作,熟悉雇主家的工作要求和茶园地形,能够协助雇主在复杂多变的山地中管理分散各处的雇工;另一方面,“中间人”与其招募来的雇工彼此熟悉、了解和信任,在劳动和后勤工作安排中能够起到更好的沟通协调作用。
正是由于“中间人”在这种双向高选择性的采茶关系中承担了关键性的纽带联结和沟通协调作用,因此雇主会非常重视与“中间人”的长期关系维护。当采茶季节过去、遣散所有雇工后,雇主还会让关系好的“中间人”帮忙再摘两三天茶叶并单独给予报酬,也会让“中间人”自己在茶园里采茶,作为免费的礼物馈赠;在农闲时期,雇主还会邀请“中间人”及其亲友去山上做客、闲聊;而当雇主“下山”办事不方便时,“中间人”也会帮忙去处理。此外,她们还会在分担农活、照顾孩子甚至处理家庭紧急事务时,彼此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
最开始想的是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中间人”),平时也会在微信上聊天,然后过年过节送点礼物,比如烟、酒啥的,希望她在我家摘茶,给我在附近找两个工人。她要是在我家干得久了,那山上她也可以帮我带带新人,不然新人不认识路。要是干十几年那种工人,一般我还会免费送点茶叶给她家喝喝。(访谈编号:1雇主)
由于丈夫长期务工在外,农村留守妇女从婚姻中获得的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大大减少,她们不仅需要有人来帮助和支持她们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还需要有人能够设身处地地了解和抚慰她们的艰难处境和情感诉求。因此,尽管雇主与“中间人”的关系确立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动因,更多的却是基于对双方人品和能力的欣赏和信任,在长期合作和共事的过程中对彼此处境乃至私密情感的了解和共情,以及在相互扶助和支持的过程中形成的密切关联与相互依赖。这些农村妇女彼此之间的抚慰和支撑,也成为她们在乡村生活中抵御孤独和困难的重要力量。在长期的往来和互助过程中,很多雇主和“中间人”会形成超越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密切情感关联。
我之前在一个家主子(雇主)家干好多年,她对我特别好,我家里人(丈夫)都认为我俩是闺蜜,她平时有什么事都会跟我讲。(访谈编号:3中间人)
甚至在遇到更合适的工作机会(如路途更近、薪资更高)的情形下,“中间人”可能也会顾及平时的密切交往和长久的相互情谊,“不好意思”离开,继续选择留在原雇主那里相互合作与支持。
我和她(雇主)算是远房亲戚,她每年都找我摘茶,还要帮她招人。她本来就招不到人,又对我挺好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年年就在她家干了。(访谈编号:4中间人)
可见,雇主和“中间人”之间的关系和情谊并不完全受制于已有的亲属人伦关系,而是在共同的农业生产与留守妇女的生活互助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在实践过程中持续维系的一种女性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内部人”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本身具有超越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影响和约束。
3.以共同劳作、共享规范与合作预期作为关系约束
关系网络中高黏性的“中间人”是稳固采茶佣工关系网络的重要纽带,而最终的采茶合作关系则仍然是在雇主、“中间人”和劳动者的共同劳作和日常相处过程中不断形成、稳固和延续的。
在佣工关系建立之初,雇主和雇工会形成一种“口头”合约,包括工资金额、结算方式、工作时间、工作强度、通勤/住宿方式等内容。雇主有时也会与雇工们一起劳作,但大多数情况下,雇主需要承担给雇工们准备饮食、提供住宿和出行等后勤服务的角色。
由于地理位置较远和公共交通不便,雇主为雇工提供的通勤/住宿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在整个采茶周期都吃住在山上的雇主家里。这种安排的好处是能减少每天的通勤时间,让雇工在12小时的密集劳动之外得到较好的休息,但前提是雇主家里有足够的留宿空间且雇工家里没有其他需要每天照料的老幼家庭成员。第二种是雇主在镇上找合作的车主每天包车往返接送雇工。这种情况通常是雇工的人数较多且居住地点相对集中,有时山上的雇主也会几家合作雇车以进一步节约通勤成本。第三种是雇工自己开摩托车或者电瓶车早出晚归。这种情况一般为雇工自己有交通工具且路况较好、距离不远的情形。
尽管雇工在选择雇主的过程中,也会综合考虑薪资高低、地理位置远近等客观因素,但在这些外部因素由于结构性原因相差不多的情况之下,这十余天密集化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使得吃住行等后勤工作安排得好坏、与雇主和其他佣工相处的融洽与否以及在劳动过程中是否感受到尊重等主观感受,成为雇工选择雇主的重要标准。
我们摘茶主要是看家主子好不好,尤其是吃喝,工资都没有那么重要,吃喝和家主子是否唠叨很重要。我去年干的家主子就很好,我已经在她家干了好几年了,吃喝一点都不抠搜,干活也不说我们,干得很舒服,每年都去她家。(访谈标号:6雇工)
采茶劳动虽然工作进程紧凑,但难度不高。在紧张和乏味的工作之余,这些彼此熟悉的乡村妇女还会一起闲聊彼此的家庭事务和兴趣爱好。这些(准)内部人之间的相处和陪伴,既增进了彼此间的情感联结和团体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过程中的彼此监督和约束。
我们几个熟悉的人在一块干活,有时候还能聊聊天,解解闷,干活都不觉得累了,而且大家都认识,也不好意思偷懒,被人看见了都丑(羞)死了。(访谈标号:8雇工)
基于关系的佣工管理模式并没有形成现代集约化的密集管理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是随意或无序的。相反,她们遵循着一套嵌入在乡村社会之中、深受当地共享的文化观念制约、非正式但被普遍认可的规则和惯例。在这种文化体系中,礼尚往来、将心比心、不能偷奸耍滑等乡村道德规范形成了乡村留守妇女间一种隐性的约束机制,使得劳动力的配置和管理能够以一种相对稳定、有序的方式进行。
干活不会偷懒的,家主子一般在旁边看着,就算不在旁边,也不会偷懒。你偷懒,下山的时候摘不到那么多茶,家主子会生气,别人也都知道了,我没脸干那个事情(偷懒)。毕竟她付钱,一天好几百(元),不是白给的。你干得好,下一年还能在她家接着干的。(访谈编号:7雇工)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关系化佣工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合作的长期性和可预期性。雇工出于对这种劳动稳定性的预期,会提升劳动过程中的自我要求和约束;雇主出于对来年的佣工合作和良好“声誉”的追求,不会过度苛责雇工。尽管采茶劳动每年持续的工时不长,但双方对长期合作关系的期待可以将这类合作关系网络延续至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家主子都不错。我们(雇工们)都在一块(彼此都有联系),要是她不好,大家都知道,下一年谁去她家啊?!所以一般家主子都还行,不会那么苛待我们的。(访谈编号:5中间人)
可见,乡村伦理规范的内化和日常实践、女性之间共同生产劳作的相互影响和督促以及对未来持续合作的预期,成为女性采茶佣工关系网络得以有效运行的隐性推动因素。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雇佣双方整体而言表现出相对平等、协作和相互包容的态度。雇主能够体谅雇工由于身体或家庭紧急情况而出现的临时状况,雇工也会基于“(准)内部人”的伦理道德约束而尽量体面地完成应做的工作。对于合作关系不那么愉快的雇主/雇工,双方也会顾及“中间人”的情面暂且容忍,采取“来年不找她”的方式来相对温和地终止这段合作关系。
六、女性采茶合作关系实践的社会影响
大别山区中老年农村留守妇女通过合作劳动、同吃同住、日常往来和情感联结等多个维度的关系实践,形成了基于关系搭建、松紧有别、弹性约束与协商合作的新型佣工关系,并逐渐成为茶叶种植、采摘、制造和销售全产业链的重要行动主体。她们不仅负责家庭茶园内部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也在招募佣工、洽谈协作、茶叶销售等过程中影响和改变着既有的乡村网络关系和运行规则。
在经济层面,这些有过采茶合作经历的留守妇女也会在其他领域中互相扶助和支持:她们可能会在财务资金上互相帮忙周转;雇工们会帮助低价购买那些滞销的茶叶,帮忙分销或作为家庭馈赠的礼物;当茶季结束后,她们还会在诸如剪粽叶、割药草等季节性劳动中持续其他经济合作关系。这些共同的生产活动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留守妇女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社会联结,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村庄女性“领班人/带头人”的成长和发展[19]。
上半年比较忙,暑假时候孙子去他爸那了,我就在家找点事情干,比如跟着人割药草卖。这个事情都得有人带着,不然你都不知道哪有(药草)。村里好多人都来问我,想跟着我一起去。(访谈编号:4中间人)
随着家庭经济贡献的提升,留守妇女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得到增强,她们开始在农业生产、子女教育、家庭和个人财务规划等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她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市场的判断,决定种植哪些作物、如何规划耕种以及使用何种农业技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她们拥有选择子女上学地点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决定是否选择陪读;对于小额日常消费,她们可以自主决定,无须征求丈夫的同意;而在家具、厨具等家庭设施的选择上,她们几乎可以全权做主;当她们经济独立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人需求和喜好的满足,给自己添购新衣服或其他心仪的物品。
伴随着女性经济收入和社会联系的增加,传统的乡村男女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她们已经不再是传统乡村规范的被动承受者[38],而是开始具有更强的自主选择和行动能力。由于村庄中的留守妇女相较于留守男性更加年轻、思维敏捷且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村庄中涉及土地和资源管理等问题时,也会征询那些长期留在村庄生活的妇女们的意见。她们不仅作为家庭代表被邀请参加村民大会,甚至开始成为村庄管理决策层中的核心成员与领袖。
可见,这种以中老年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弹性关系网络的搭建,在传统的父权制亲属关系之外,引入了更加灵活、多元以及基于相对平等和自主选择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纽带,这种新型的村庄关系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削弱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村庄权威结构。
七、结论与讨论
综上可见,农村留守妇女已经在乡村社会中承担了农业生产和经营、家庭照料和维系以及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和重塑等多重社会角色,从而日渐成为乡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行动主体。然而,已有的农业佣工的研究对象大多仍然是性别面目模糊的,缺少对乡村留守妇女在农业佣工过程中主体性作用的把握与呈现。
本文通过对大别山区家庭茶园的考察发现,传统上以男性为经营主体、通过家庭性别分工合作实现的家庭茶园管理模式,正在市场化、精品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影响下,日益转变为以家庭女性成员为经营主体,并通过扩展的熟人社会关系形成女性“雇主—‘中间人’—雇工”的采茶佣工网络。通过将这一关系网络与已有的“关系本位”和“关系资本”视角展开比较,我们发现,三者之间在关系存在的基础、形式和指向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特征。
如图1所示,“关系本位”处于三种关系类型中的最内层,亦是所有乡村佣工关系的原型和底层逻辑,意指在中国传统父权制亲属体系的家庭伦理之下,行动者基于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在村庄内部形成的换工或帮工形式。这种农业佣工模式往往规模不大、人际交往关系密切、覆盖的空间距离有限,却可能涉及群体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维系父权制亲属关系本身就是行动的目的,因此这种关系本身也对行动对象的选择与行动模式具有一定的约束和压力[2]。
“关系资本”处于佣工形式的最外层,往往是外来或本地规模化经营者以利益为目标导向的对村庄社会关系的主动适应和融入。传统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和“面子”往往是经营者为了达致某种明确、单一的利益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在这种佣工关系模式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更加疏松,因而也适用于更长距离和更大规模的农业佣工[5][7][8][9][11][12]。
本文所发现的“弹性关系”在兼具“关系性”与“工具性”特征的同时,还具有超越于上述两种佣工关系的独特属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与传统的“关系本位”相比,雇佣双方的匹配并不完全受制于已有的亲属伦理责任,而是通过嵌入在逐层扩散的熟人关系中,在达致更大范围的信息与合作弥散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自主选择性和不确定性。(2)这种合作佣工关系并不仅限于某一项特定经济生产活动本身,而是可以扩展到农村留守妇女的其他经济合作和生活互助领域中,具有更强的复合性、延展性、互惠性和可持续性。然而,与“关系本位”中全方位的刚性联系相比,乡村妇女对彼此之间的“弹性关系”往何种方向、延展到何种层次又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3)佣工双方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异不大,加之对彼此同为“农村留守妇女”处境的了解和共情,以及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关系和纽带,使得彼此的关系相对平等。(4)弹性关系在内部网络上是逐层扩展、松紧有别的。通过情感联结、赠送礼物、生活互助等多方面的相互往来,雇主会主动将与“中间人”之间的次级关系(如同学、熟人、远房亲戚等)转化为具有“内部人”特征的深切情感和利益关联;并借助“中间人”在山下村庄的信息渠道和关系纽带,成为每年在采茶季节高效招募、灵活调度和弹性管理佣工的关系网络基础。(5)对雇工的管理方式相对宽松与包容。雇佣双方并不会形成明确的合同规范文本,亦缺少严格的工厂管理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劳动组织过程的低效或涣散;共享的乡村劳动伦理规范、女性熟人关系网络间的口耳相传,以及在缺少市场就业机会的背景下对长期劳动合作的预期,同样可以成为雇佣双方长期合作共事的隐性约束机制。(6)弹性关系的联结性既不完全来自刚性的先赋亲属关系,也没有基于硬性的合同文本约束,而是在农村留守妇女日常交往实践的过程中被生产和延续下来的。换言之,农村留守妇女是这种关系搭建的发起方和实践者。尽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乡村文化规范,然而她们在与谁搭建关系、搭建什么样的关系、以何种方式来搭建关系方面又具有些许的主体行动空间。(7)这种关系会伴随农村留守妇女之间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相互往来和支持而存在和加深,也会由于这类实践的削弱和阙如而趋于瓦解和消失。换言之,农村留守妇女之间的行动实践成为这种新型乡村关系的重要基础。
大别山区妇女采茶网络的搭建当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然而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弹性关系的搭建本身却具有超越于个案之外的深远意义。作为当下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乡村妇女既嵌入地方性关系和知识中,又并不完全被这些关系所禁锢,而是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勤勉、智慧和实践,推动着一种基于双方自主合作意愿以及在形式上相对平等、灵活和多元的弹性关系网络的搭建。
当然,这种以农村中老年农村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弹性关系的搭建并非没有代价和成本。从根本上而言,这些农村妇女原本就承担着家庭农业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双重职责,采茶和其他季节性劳动的短期雇佣会进一步加重其劳动负担和压力。农村社区公共支持系统的不足,也会导致在农忙和季节性雇佣期间家中需要照料的老人、儿童和病人因缺乏照顾而存在一定的困难或危险。此外,不可否认的是,这仍然是一种短期、低酬且缺少劳动关系权益保护的“不稳定劳动”。换言之,这些农村中老年留守妇女只是用多重劳动的向内压缩和彼此之间的互助支持来分担生产和生活压力,她们或许在家庭、村庄和乡镇的层面上获得了一定的主体行动空间,但在更为根本的劳动性别分工和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有待持续关注和推进。
进一步而言,这种以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弹性关系网络是否也存在于花卉、果蔬、手工产品制造等其他女性密集型产业?这种新型的弹性佣工关系,对农村留守妇女及其家庭、对乡村社会伦理和关联以及对面向未来的农村社会本身又意味着哪些新的可能与风险?这些问题还需要研究者持续关注与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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