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在的高中很难通过高考上本科，于是他选择了参加更多是面向中专和职校生的春季高考。离开学六个月时间，他和他身边的同龄人一样，毫无准备地第一次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今年国庆节去餐厅做临时工，却已经是他第八次出来打工了。他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没有钱就去打工，不愿向父母伸手拿钱”。
文 | 司泽克
引入
国庆节的第二天下午两点过一刻，黄庆东从饭店的后厨略显疲惫地走出来，他在前厅门口附近找了个位置坐下。他的手指已经因为长时间洗菜、切菜、摆盘时与水接触，皮肤有些皱缩了。当他准备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点烟时，发现自己左手食指上不知何时新添了一道伤口。
此时，这家位于当地最繁忙商业景区内的特色火锅餐厅一楼已灯光昏暗。多数员工正在进行短暂地歇息，而剩下几桌最后来的顾客仍在楼上用餐。和大多同龄人在国庆节享受悠闲的假期不同，正在读大四的黄庆东选择在这时出来做临时工。打工的第二天，他觉得自己仿佛在那个混乱繁忙的后厨里已经待了半辈子。
也许是切菜时被刀划伤的，黄庆东猛吸了一口烟想道。他看向店外，午后的老街上游客如麻般涌动。他知道现在这条路上的喧嚣和拥挤，都不过是在为夜晚降临后的浩大盛宴而酝酿罢了。
再过三个小时，在这个以灯景和古城闻名的城市里，这个因糅合了古镇建筑、现代商业街、民族风俗而爆火的景点将被数以万计的游客占据。他们会挤满石板路、小桥、祠堂还有每家店铺。每个人时刻都高举着手机；当古巷里响起歌声，灯光和火把点亮整个景区，民族银饰在表演者的脖子上闪耀时，没有人想错过任何一处热闹。
而再过不到两个小时，等到四点钟的时候，黄庆东和员工们就要结束休息，回到后厨开始为晚上店里源源不断的好生意做充足的准备，并一直埋头苦干到晚上十点半。
黄庆东吸完了一支烟，感到没那么疲倦了。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人声鼎沸。共和国七十五周年的诞辰和关于她的宏大的集体性礼赞，以及这七天国庆长假即将创造的消费奇迹，对于在后厨里忙碌着的黄庆东而言，他都不太关心。哪怕这后厨和外面的热闹只有一墙之隔，他知道，他和他泡水皱缩的手指，终究不是这场盛景的一部分。
一、读书可以改命
这个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割裂，这是黄庆东后来才明白的。和大部分学生一样，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无论成绩好坏，黄庆东很少注意过体力劳动者，也没想象过自己未来会去底层打工。像进厂打螺丝、送外卖、清洁工这类体力劳动的工作，除了出现在长辈劝诫学习的反面例子里，哪怕是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黄庆东也觉得这些离他很远。
但讽刺的是，黄庆东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将来会打工并成为体力劳动者，也许一定程度上在小学的时候就被决定了。当地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的，想要升入重点中学就要参加其自主命题的招生考试。父母走关系的孩子已经早早一只脚踏进教室里了；家里条件富裕的父母也争先恐后把孩子送进了课后班里，听说那里才拿得到“真题”和绝不外传的报考秘籍。
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因病下岗在家休养；黄庆东家庭的经济条件没能在这个当地教育竞争的起点，就把他送上应试教育的预备军营里“淬火成钢”。他只在一所资源平庸的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不过是一眨眼。那时的黄庆东和大多青春期的学生一样，躁动、幼稚、玩世不恭，社会现实的阴影还没有笼罩到他的生活上过。
但即使是那里，也有着所谓尖子班和平行班的两级分化。尖子班的学生得以跟着应试大军的尾巴，向重点高中昂然进军。而正如在主流社会劳动者的身影被边缘化一般；黄庆东所在的平行班——这个实际上收纳着大量日后新一代蓝领劳动者的地方，实际上成为了应试教育弃子的收容地。这里离职高只有一步之遥。最后，恍惚了三年的黄庆东带着几乎是擦边的中考成绩，勉强进了一所普高。
两级的划分、社会的割裂，其实从那时就如影随形，只是黄庆东还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他还只是个懵懂的学生。
但高中和关于高考的讨论无论如何也使黄庆东开始对未来有所打算了。他所在的高中与社会印象里那种纪律严明的应试教育高中形象完全不一样。这里学生大多都和黄庆东一样是底层劳动者子女，因为家庭经济状况，还有父母被束于劳动而很难切身教育子女的缘故，他们不经世事而特立独行，抗拒军事化的管理和学校的教育。学校也将错就错，在教育上摆烂，在教化上则走极端。黄庆东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处在一个深渊里，想为自己争取不一样的生活。他开始选择相信“读书可以改命”的神话。
黄庆东做出计划并开始努力。他知道以这所学校的资源和自己的能力已经很难直接参加高考考上本科了，于是选择了参加更多是面向中专和职校生的春季高考。如果成绩好的话，他可以得到直接专升本的机会，即大多是先读两年专科，然后再转到指定的本科学校读三年。
黄庆东开始像社会所熟知的高中生那样，这几乎使他在班上和整个学校里格格不入。连老师都对有学生愿意如此积极地听课、提升成绩而震惊不已。他上课时和另外仅有的两个“好学生”坐在第一排，老师开始单独辅导他，因为几乎没有其他人会在课下主动问问题。这使黄庆东暗自里更加用功。
夜晚熄灯宿舍断电后，由于唯一有灯的地方是宿舍的厕所，黄庆东便坐在厕所门前的台阶上弓着身子，在腿上放着习题册刷了一本又一本。他身后则是室友们躺在床上玩着手机游戏，其中一个人把他“凿壁偷光”勤学的一幕拍了下来，发到了群里。“东哥太用功了。”他们都赞叹黄庆东，仿佛看见了一种他们不可能成为的自己。
三月份几乎就是这所高中的毕业季。班上的同学一半参加了春考，另一半就直接进厂打工、步入社会了。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成绩，但黄庆东如愿考取了专升本的资格。离开学还有漫长的六个月时间，于是他也选择了去找个岗位打工挣钱。黄庆东和他身边的同龄人，就这样如此断裂地、毫无准备地第一次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当中。
二、“你最好是能吃苦”
这次国庆节去餐厅做临时工，却已经是黄庆东第八次出来打工了。他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没有钱就去打工，不愿向父母伸手拿钱”，这是他在假期开始前就已经想好的。他和身边一个朋友达成了共识，预备结伴而行。
国庆前一周，朋友在Boss直聘上找到了一个在招国庆节临时工的饭店。黄庆东联系了负责招工的主管，主管告知：这个岗位主要工作是传菜、端锅、收桌子、打扫卫生，分为早班和晚班。早班从上午10点到中午1点半，接着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晚班则是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两点。工资待遇方面，能从9月30号晚上做到10月6号是150块一天，但中途如果不做了就只有130块一天；10月7号就会结工资。
主管还特意提醒，这个岗位工作强度很大，他们最好是有过做兼职的经验，能吃下这个苦。平时店里忙的话也可能晚一个小时左右下班。
一天一口价150块的工资，每天工作做10小时也就是15块的时薪；而如果算上主管提前做出的“加班免责声明”里包括的额外工作时长，实际时薪将更低。这个账根本不用细算，“和招奴隶没有多大区别”，黄庆东愤愤不平地骂道——虽然他也见怪不怪了。
国庆节招短期工的地方太少了。待遇高的岗位如快递分拣，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六天做下来人几乎会脱好几次皮。市中心人流量大的火车站也在招临时安保，但他衡量之后认为两个岗位待遇和工作强度差距不大。最后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店里说这个岗位保证包吃包住。于是没有过多的纠结，9月30号下午一放学，黄庆东和朋友拿着行李离开了学校，坐上去往景区的长途大巴。
出发前，黄庆东刷着抖音，看到视频里这家店位于热门景区的黄金地段，是主打通过打卡装修吸引游客的网红餐厅，其面积差不多隔壁店面的两倍，还拥有两层楼面。他估计店里一定有不少的员工。然而，当他抵达员工宿舍，看到那间简陋的三室一厅里挤满了十二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后来他得知，还有一间类似的宿舍安排给女员工居住。而由于白夜班的轮换，员工们并非同时都在宿舍。他估计这家店雇佣了至少有四十多名员工。夜里的景区像一座死城，黄庆东放下行李，想象员工们如何每天轮流睡在这狭小的房间里，蜷缩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度过夜晚，就像藏在渡船甲板下不被人看见的奴隶。
由于走得急，黄庆东和朋友只带了被子却没带床单，只能直接睡在磕人的木板上。辗转反侧间，老旧的木板发出令人不适的声响。幸亏同宿舍的工友借给了他们几张夏季用的凉席，聊以缓解。然而十月前夜的夜晚，气温骤降，寒意透过凉席直刺皮肤。黄庆东能做的只有把单薄的被子裹紧一些。劳动者打工的辛酸，他也不是没有体会过：他就想起自己第一次打工来。
正是两年前的春日，春考落幕，十八岁的黄庆东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位于酒吧街的烟酒铺里做收银员兼搬运工。初入社会的青涩让他一度试图偷懒，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酒吧街源源不断的顾客使他很难忙得过来，上夜班时也几乎不能休息，第二天老板会查监控。他在学校的戾气在工作中很快就被任劳任怨取代。
最令黄庆东难以忍受的是，颠倒的作息时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当他干了一个通宵的夜班，第二天早上下班回家休息，再起床已经是下午的五、六点，浑浑噩噩度过一晚上后，第三天上午又奔向工作岗位。他觉得自己仿佛永远处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倦怠状态。原本计划好的假期健身计划、读书计划也因此搁浅。时间在他手中悄然流逝，黄庆东感到迷茫，不知疲惫从何而来，时间又流向了哪里。
可等到真拿到工资时，他傻眼了，干之前还不觉得少，干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劳动怎么如此廉价？他粗算了账，知道众多的顾客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但老板以低廉的薪资雇佣了大量员工，实行白夜班轮换制，每周最多工作四天，日薪仅150元，店员的月收入勉强超过2000元。钱流到了哪里去，这是清清楚楚的。
仅仅干了一个月，黄庆东便离开了这个工作。此后，他辗转于小区保安、奶茶店员和工厂流水线等多个底层岗位。这些打工经历如同拼图碎片般，逐渐拼凑出一幅关于社会现实的残酷图景。就像自己那所未曾被人言说过的高中一样，他现在顺路来到另一个现实的大荒漠了，只不过这里没有“高考”的天梯供年轻人逃离。
从校园的象牙塔到社会劳动力的残酷市场，黄庆东心里没有多少幻想破灭的阵痛。打过工的同学都渐渐聚在一起，开始痛骂老板、抱怨剥削。原来意识到现实真相的门槛是那么低，黄庆东感慨。但不满也就大多止步于此了。对于个人，反抗和翻身要面临的壁垒是那么高，这一点，是他们不需要进厂就已经时刻体会过的。
三、网红店、预制菜与回收利用
十月一日的早上，黄庆东和朋友跟着其他六个临时工接受了主管的简单培训。“......端菜的时候不要把油倒出来，小心烫着了顾客。把自己伤着是小事；弄脏顾客的衣服，你那点工资不够你赔......”听着主管的强调，黄庆东想到那句服务业的名言：顾客的确是“上帝”。
实际上除了开始招聘时提到的服务员岗位，还有后厨的工作可供选择。想到国庆节景区内挤爆的人群，黄庆东和朋友选择了去干后厨。黄庆东被分配到一楼上白班，朋友则在二楼上夜班。
黄庆东的主要工作是配菜和切菜，包括各种小吃以及涮菜的准备工作，像内脏和牛羊肉片的切配、装盘等。凭借一些在家做饭的经验，他上手很快。虽然主管最初并不允许让他们切菜，但由于后厨人手不足，老师傅便告诉他们大胆上手、大胆切。出来打工卖苦力，并没有那么多可以讲究的地方。
第一天上岗，黄庆东从早上九点一直干到了晚上十一点。因为一开始主管没有明确告知休息时间，而顾客又一直络绎不绝地进店，他只能一直站在厨台前工作。后来老员工才告诉他，看到下午人少了自己就可以去休息了 ；黄庆东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
但那不是他唯一学到的东西。“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尤其是那些看起来火爆的网红店”——这是黄庆东干完后厨后告诫给他每个朋友的话。他知道后厨一旦忙起来就是各种乱来。老员工们一边熟练地处理着各种食材，一边手把手教黄庆东“特殊技巧”。黄庆东最开始没能适应后厨的工作强度，前厅的催促和主管的训斥让他手忙脚乱，把菜掉到了地上。他想至少要去换新的、或者起码要冲洗一下，但老员工过来直接上手帮他摆好盘，“妈的已经都在催单子了，你还在搞什么？直接放上去然后出菜！”等他回过神时，菜已经从出餐口被端走了。
网上被人调侃诟病的预制菜，黄庆东这次也亲自见证了其在后厨的泛滥。他们店里的食材几乎都是为预加工过的菜品。只有每天早上由货车送来的素菜是新鲜的，肉类食材几乎全是冻品。那些所谓的“新鲜”涮菜，其实都是从批发市场购入的已加工包装袋中取出的冻货。肉卷更是整块冻着的，在半解冻状态下由机器切片就能自动成卷。
但哪怕是一个工厂、一个袋子里的菜，也能卖出两种花样。菜单上标注的“碗装鸭血”和价格更高的“鲜鸭血”，在后厨的眼里并无区别，他们有时都来自同一个批发品袋子。99元和49元的牛肉片也是大同小异，毕竟都是预加工的批发货，只是不同的摆盘、不同的实现加工给了它们价格上的差异。“管他是哪种，都一样的，赶快出菜！”听到这类催促，黄庆东就只得诚惶诚恐地赶紧往盘子上摆，顾不得多想什么。
没吃完的菜品会回收再利用，这几乎是后厨不成文的规定。一盘肉片如果剩下几片，那便可以重新清洗后再次摆盘，继续端到下一桌顾客的面前。团购套餐中的“小碗菜组合”，更是回收再利用的典型案例。这个套餐靠着品类众多而价格低廉吸引那些想着尝鲜的外地顾客。“十荤十素”，而每一种菜摆放几片，在后厨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事实上，由于菜品种类太多，总有人会剩几样菜、几片肉不吃。于是这些剩菜就被挑选、清洗后，摆放到新的小碗中。某几样不受人欢迎的菜，黄庆东更是戏称它也为后厨的“老员工”。因为每次都没有顾客愿意动它，总是能看到其往返于后厨和餐桌上。
前厅里又退回来一份牛肉给后厨回收了。老师傅都抱怨道，“这个他妈看起来这么脏，还拿去给谁吃？”黄庆东不解地问，“究竟是老板要求这么干？还是后厨的习惯？”老师傅觉得这个问题匪夷所思，“当然是老板要求的啊。我们又不是神经病，这么干又多赚不了一分钱。”他说完把那几片牛肉迎着水流冲洗了几遍，又规规矩矩地摆上了盘。
一天干下来，老员工的催促、主管的监督和不断更新的单子，使黄庆东根本没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良心。晚上回到宿舍洗漱时，黄庆东才不得不想到自己之前究竟吃过多少这些热门的网红店？那些店家的后厨又究竟是怎样的？他下意识地漱了很久的口，最后狠狠吐出一口泡沫。躺在床上，他打开美团翻看着这家店的顾客评价，看到如潮的好评和那些打卡照片里光鲜亮丽的菜品，想起国庆节店里络绎不绝的顾客，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感到反胃。
四、“被绑在这里了”
黄庆东偶尔在后厨工作没那么紧张的时候，也会被临时抽调到前厅帮忙打杂。他知道服务业里，顾客和服务员经常有莫名其妙的矛盾。
有一次，因为盘子放在桌子另一端不便取拿，他请求顾客帮忙递一下，却被粗鲁地拒绝，“我凭什么要给你端？”盘子油腻肮脏，顾客不愿沾染；黄庆东这样说服着自己。菜品售罄后，他也需要想方设法安抚顾客，协调换菜或退菜。但有些顾客固执己见，毫无耐心。而顾客有意见，挨主管和厨师长骂的就是基层员工。顾客就是上帝嘛，黄庆东又想起这句话，只不过他还想到了下一句——员工就是牛马。
当然，有人当“牛马”卖力气也不过是暂时的微服私访；和黄庆东一起在店里打工忙前忙后的还有老板的儿子。晚上生意兴隆时，老板、老板娘也都会来到店里。人潮涌动，顾客在店外排起长龙等待着用餐。老板就是来看自己一叠一叠的人民币的，黄庆东说。其他什么也不用多做，老板只是坐在门口的摇椅上看着，偶尔招呼服务员把顾客带上楼去；他的钱包就自己鼓起来了。
但老板的儿子倒是比其他普通员工们干活更卖力。黄庆东调侃，毕竟这将来也是他的产业，现在上心一些也是应该的。况且老板儿子都这么认真了，何尝对其他员工不是一种刺激呢？黄庆东默默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资本继承人”，看着他四处奔走，从端盘子到送菜上锅，哪里有需要便去哪里帮忙。他们两个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呢？黄庆东弄不是很明白。
偶尔，黄庆东也会关注“资本继承人”端锅时手腕上的Apple Watch，平日里用的新款iPhone，身上的穿搭，粗略计算着这一身行头价值多少万。他觉得很讽刺，因为自己干满六天的九百块工资，也许还不够人家买两块表带。临近离职最后一天时，黄庆东偶然瞥见老板的儿子在淘宝上浏览商品，那是一件价格四位数的秋季衬衫。黄庆东一点也不惊讶；他早已不羡慕这些不属于他的光鲜亮丽，他似乎像个老练的工人一样，在乎最多的不过是自己的三餐和香烟。
黄庆东没有和老板的儿子说过话，哪怕他们年龄相近。他喜欢和后厨的阿姨们在下午休息时听她们谈些家常琐事。她们夸黄庆东是个帅小伙，热心地想为他介绍女朋友。后厨最卫生的菜品就是现炸的炸物，因为如果不及时换掉锅里的油，炸久了各种小吃就会串味。这些阿姨们对他很照顾，总会在做这些小吃时额外给他多炸一份。黄庆东听着她们说自己的子女、说自己的老公和兄弟姐妹，他就感到那么亲近。他想再和她们多聊一些——不仅仅是家常人情。但每当他试图谈及工作以及和老板的相关话题时，阿姨们便劝他不要在上班的时候议论这些，然后开始埋头继续做手里的活。
晚上下班后，黄庆东给宿舍里一同工作的几位叔叔散着烟。早先快换班的时候，他们主动让黄庆东提前休息，说让自己来处理最后的活。但黄庆东最后还是和工友们一起干到下班，他清楚这么繁忙的生意，大家其实累得不堪重负了。
黄庆东开始主动与他们攀谈。他看着这些面孔，六天的高强度劳动对他来说咬咬牙也能忍受，他还有盼头可以离开这里，可是他们呢？他问道，“每天都这样干下去受得了吗？”工友们坦然表示没有什么不能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正式工也只拿着三、四千元的死工资，国庆节里也没有三倍工资。他们笑着说，有活干就不错了，还指望三倍工资？只有比平时多三倍的顾客。他们笑得仍然很真，把燃尽的烟灰都抖落到宿舍粗糙的水泥地上。
“那老板有没有给你们缴过五险一金？”工友回答，只缴纳了一种他们也不太了解的保险，但肯定比五险一金少。这样扣除保险后，每月到手的工资也就是三千到四千元。这个工作包吃住，没有太多额外的开销和担忧。“干一阵子就趁着休几天回家看看老婆孩子。像国庆节这几天干完了，就可以放五天假。”
平日里店里并不都像节假日这般忙碌，工友们说，但工资也没有变动。“忙点好，不然的话，拿工资还要看老板的脸色。”工友们反而是这样想的。“为什么？”黄庆东感到不能理解，他说：“不忙的时候又不是没有做事，不忙的时候拿工资凭什么还要看老板的脸色？问题明明是忙的时候没有涨工资啊。”工友说：“没忙的时候确实也在做事，但是老板没有赚到那么多钱，就要承受风险。”黄庆东无法认同工友的想法，他觉得工人们过于淳朴，对于现实的认识太过简单，可他也无法为他们做出更多的解释。同一种无力感使不同的两代人渐渐沉默了。
“那就一直干这个工作吗？打算什么时候走？”黄庆东问。
“入职的时候交了四百块钱的体检费，主管讲干满一年才能退，”’其中一个工友解释说，“最早都要等到明年的四月份了。”这四百块，就像冰冷无形的锁链，把一个工人囚在了这家店里。
“家里有儿有女，走了用什么养家糊口？被绑在这里了。而且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走了也很难找到好工作，年龄大就没人要了。只有餐厅或者超市，还有做清洁工要我。”
黄庆东那时一下子被击中了。他做了六、七个工作，却从来没有注意过年龄的问题。他的年轻和精力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硬通货，使他误以为自己和这些中年的面孔并不相同。这些工友做着包吃包住的工作，吃简单的工作餐，住集体宿舍。拿着微博的死工资，使生活像打满补丁的麻布，拮据而得过且过。他们没有什么多余的消费，年复一年地困在劳动生产里。而自己离这种处境有多远呢？黄庆东不敢去细算这个日子。
五、哄人的把戏
在顾客等候区，黄庆东经常看到有本该在街上巡逻的城管，坐在店门口顾客排队的椅子上玩手机。他们隔个几十分钟才出去象征性地驱赶一下小贩，然后又回来继续玩手机，几乎把这里当成了休息室。
黄庆东和其中一个看起来像队长的城管搭话。他们互相调侃工作。那个城管说，生意这么好，肯定把你们这些员工累死了；黄庆东则说那可比不得你们城管的工作这么轻松。他开玩笑询问，怎么才能做这个城管的岗位。“需要有人给你介绍，走关系。”那个人说。“那你给我帮忙介绍一下呗！”那个人却只是笑。“不要想咯，这个工作最多当个副业。我自己还开着一个租服装的店，当着小老板。平时闲不住才出来找了这个清闲的工作做。”这下则轮到黄庆东尴尬地笑了。“别只想着到处给人打工。年轻人就该趁着年轻，出去多搞些钱。”那个小老板语重心长地告诉黄庆东。
“多搞钱”，也是一句他们同龄人之间很流行的口号。两年前，才打过几次工并被现实的残酷威慑到了的黄庆东，也和大多数人一样，除了无奈的吐槽和认命而把工往死里打，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做“创业发财”、“有朝一日自己做老板”的翻身梦。大家以为自己命运的不幸，全部来自于“我没有当上老板”。
黄庆东并不大相信这种说法，他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的、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历史周期律，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的社会问题。自从打工后，他的抖音里渐渐推荐的都是中介和打工人的视频了。他对现实理解更多了，自己也开始在知乎、B站上刷到关于毛主席谈阶级斗争的内容，主动去了解谁是工人阶级、谁是资产阶级，粗略明白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对劳动者和他自己意味着什么。
慢慢地，他不再自我贬低打工，所以他才在国庆节那样自然地出来做临时工养活自己。所以他才带着谨慎的目光看着老板和他的儿子；而却和工友们感到亲近，乐意同他们交流、共情，反思其中的剥削和压榨。黄庆东的确比身边的同学看到得更多，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先锋或者激进；相反，他有时候下工时多么义愤填膺，自己上工、做事、拿工资时就多么无可奈何。一个人很难直接做出反抗，黄庆东说。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还能怎么样呢？”但无疑的是，那些发财梦、时代的浮华、市民的狂欢，对他而言都是哄人的把戏罢了。“靠手吃饭。”黄庆东只相信这个，他就这样坚持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切身的立场。
六、“为人民服务”
国庆举国欢庆的盛宴，为这座城市、这个景区、这家店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黄庆东所在工作的景区国庆七天期间共接纳了近百万人次的游客。他们还接待过不少外国来的白人和黑人到店里消费。“有个俄罗斯的女生比我还高，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黄庆东说。前厅里，还有不少网红和博主架着补光灯，选好机位，来店内探店、直播、打广告。
“什么狗屁‘二十多年的老店’、‘新鲜上等的食材’、‘味道正宗地道’，干了后厨就知道全都是假的”，黄庆东看了一眼那些直播间，他讽刺道：“唯一真的就是老板赚到的数不清的人民币。”
黄庆东亲眼看到的。晚上下班时他就溜到前台去问管账的女生今天的营业额。她轻描淡写地说道，“快十万咯”，并把总台电脑上营业额的数字指给黄庆东看。这时离店里打烊关门还有四个小时的营业时间；更不说老板在景区的另一边还开着另一家特产店呢。“印钞机多着呢，可不敢停！”，黄庆东说。
但黄庆东也知道这些利润没能全部稳稳当当地放进老板的腰包里。听工友讲，同景区里也有不少店开了很短的时间便做不下去，倒闭了。店家要和各种平台合作，花钱做广告营销、刷好评率不说，平台上的那些团购套餐还把价格压得很低。平台分走一块蛋糕，所以老板为了进一步压低成本，增大利润空间，选择大量使用预制菜，并暗地里纵容各种违规操作。平台当然没干人事，黄庆东干外卖时就认识到了。但对于他而言，老板还是大企业，究竟是谁在大快朵颐，都不会影响劳动者只能得到一些残渣碎屑的现状。
最后一天上班结束后，黄庆东脱下身上的围裙和员工制服，他看着穿了六天的围裙正面印着的标语，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他感到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愤怒。这家店所主打的装修主题，正是以五十年代农业集体大寨为主的复古风：餐厅内的墙上到处粘贴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宣传海报、关于工农阶级的标语、还有毛主席的画像。橱柜里展出售卖的自家特产包装上，印着带红袖笼的革命小将形象。共和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就这样变成了商品包装的卖点，被公开出卖。
这样的场景就像后革命时代的一幅离谱至极的荒诞画：社会主义的海报下，是黄庆东拿着一天150块的工资，干着10小时的活；他觉得自己被嘲弄了。黄庆东知道曾经有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时代。“毛主席留下的东西被老板用来疯狂捞钱，”黄庆东说，“这是最大诋毁和侮辱。”
黄庆东走出店外，这是国庆节的最后一个夜晚；而即使是盛宴的尾声也依然热闹。短暂的狂欢和消费浪潮好似一剂肾上腺素注入共和国的心脏，稳然向好的光景仿佛又开始浮现了。黄庆东站在台阶上又点了一支烟；自己几天前食指上的刀口已经愈合了，仿佛从来没有受伤过。
他坐在回家的车上，一座座路灯上挂着赤色的五星红旗。他望着这片自己出生的土地，有些愣住了。多年以后，他现在已经成年了，成为了一位默默支撑起祖国繁荣的劳动者，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一位光荣的工人阶级了；至少他自个心里是这样看待的。但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他，却似乎难以找到共和国的生日和自己间的联系了。
注：本文为非虚构写作，文中“黄庆东”为化名，图片根据文本内容均搜集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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