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狭义来说是工人运用集体力量争取本身的权益，广义来说则是从争取权益进至改革整个社会。
早期的香港工运
早期的香港工运，是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香港工人明显地认同国家、民族，认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由于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所以他们一般站在反抗行列的前卫，工人运动带着明确的政治取向。当时工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带动社会斗争的作用却很突出。
1909年，香港出现最早的工人组织，当时碍于港府不容许工人正式组织工会，所以采用工人研习社形式。1920年，在国民党工会领袖马超俊领导下，五千余机器工人要求加薪40%，进行大罢工，大部份工人离港返穗，火车、电车、电话、电灯工人纷纷加入罢工行列。在各行业工人的大团结力量下，港府和资方终于让步，工人获加薪32.5%。1922年，在苏兆征领导下，从一月中开始，陆续有万多名海员进行罢工，返回广州，到2月初，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苦力等达三万人进行同情罢工，到3月初，全港各行各业罢工人数达10万人。罢工在坚持52天后获重大胜利，除加薪15%至30%外，更取得港府承认海员工会为合法会社。
这两次罢工，不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是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斗争。罢工得以成功，除了是工人行动坚决、并取得全港各行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支持外，更是由于广州和上海各地工人在经济上给予后盾支持，保证了罢工的长期进行以至胜利。而罢工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加强了中、港工人的团结互助。
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意识强，民族意识强，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中心。工人阶级战斗性强，除了是由于他们受到严重剥削（例如当时航运、造船业等是判工制，中间剥削达2至4成）外，更与当时的大时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运动兴起，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更使最受压迫地区的人民大受感染。工人运动中的精英，大都集结在共产党周围，其次亦有国民党人。参与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的，则除了香港海员外，也包括全国的工运精英。
省港大罢工的经验
中、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爱国反帝的斗争，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罢工时期走向高潮。这次长达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的大罢工，是一次轰烈的政治罢工，配合着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的潮流。罢工由上海五卅惨案（1925）触发，省港两地响应全国的反英爱国大罢工，各行业工人纷纷离港回乡，广州政府加以大力支持。罢工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多项突破性要求：政治上，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工立法；经济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保险、最低限度工资制度、减租25%，等等。
省港大罢工除了提出进步的政治要求外，在组织上也体现了广泛的民主。罢工工人直接依靠政党力量，领导者是政治化的。由于罢工组织的运转充分体现民主，因此，上下层有密切的配合与信任，决策很大程度受下层影响，也得到下层顺利贯彻执行。由13人委员会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但最高决策机构是“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先由厂际十人小组举出代表，成立全厂罢工委员会，再选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这些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有8百多人，代表大会隔日举行一次会议，罢工工人都可以出席旁听。此外，宣传部在罢工期内出版《工人之路》期刊，发行量达一万份。罢工工人更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是工人革命武装的先声。
上述民主选举代表的做法，影响深远。1927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无论国内或是香港的工人运动都受到镇压，工运沉寂了一段时期，国民党传统工会加强其对工运的控制。但到1945年后，仍实行一个传统，就是各厂部约25人选一代表，与工会领导机关每月举行联席会议。虽然它们到后期徒具形式，但旧斗争传统仍有一鳞半爪遗留下来。
在抗战时期，左派工运复苏，但大都限于鼓吹国共合作，很少进行改善工人福利的斗争。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工运的左右分裂更为严重，两个领导力量均将工会作为工具以适应其政治需要，与早期主动争取工人权益有很大差异。在国民党方面，汪派将工会帮会化，要工人加入三合会；华南警备司令葛肇煌即为其中一个“工会领袖”。
战后初期，国家凋敝，国共内战，工人生活困苦，工运主要是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国共的对峙，对工运有严重影响。
左右对峙：1949至1966
1948年，左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和右派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简称工团）正式注册为会社。同年发生了全港华人机器工人大罢工，主力为产业工人，包括太古、九龙等船坞和煤气、水务等公用事业。但是，工联会一些部分不支持这个罢工行动，罢工只争取到若干加薪。随后，工联会发起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要求增加“特别津贴”30元。这个要求比起争取调整职级工资的要求是较为低调的，但工联会属下的工人，也仍然努力为这要求斗争。电车工人带头发动，直接发展为1950年的电车大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均动员起来；右派电车督察开车，工人及家属就睡在路轨上，阻止电车开出。这就是“罗素街事件”。许多任务人或被打残废，或被递解出境。港英政府一方面企图限制共党势力延伸到港，另一方面得到中共默许它继续维持统治，因为周恩来表示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等待适当时候才收回，于是，港英便肆意进行镇压，封《华商报》（《新晚报》前身），命令《文汇报》、《大公报》停刊。
1952年发生了“迎亲人”暴动。当时，东头村发生大火，万余人受影响。广州在3月1日派慰问团来港，工会份子在尖沙咀火车站聚集准备迎接慰问团，但港府拒绝让慰问团入境，骚动开始，军警开枪，群众更为愤怒，暴动蔓延至旺角，群众包围警署。
解放后初期的香港工人运动，对祖国向心，期望国内的胜利能推进到香港，解除殖民地统治，解放全香港，当时斗争工人的表现非常勇敢，但运动失败，原因除了左、右派分裂，右派进行破坏外，更因中共举棋不定，尽量抑制运动的发展，香港工运于是缺乏中国的有力支持。
在上述左翼工人运动失败后，工联会转而发动工人回国服务，“以祖国为重”。在1954、1955年的回国潮中，最先进的部份和积极分子热烈响应，典卖家当，全家回国。但是，回国后，除打入中共官方架构内的人外，非直系党员则或是受政治审查，或是不能分配到工作，难以发挥所长；能进入产业部门的，也有受排挤。
人民公社失败后，在62年逃亡潮前后，回国的工人因为失望，大部分都陆续回港了。
到1967年为止，工联会的政策是转向福利主义，亦即搞工人医疗队、工人学校等。这表示用自己的力量来搞福利，而非向资本家索取。工会成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场所，工人斗争只零星地进行，工人组织力量衰落。当左派工联大搞福利、康乐时，右派工会则更堕落成为麻雀耍乐场所，流氓意识浓厚。
1967年暴动
1967年的暴动，并非直接出于工人的要求，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仅管如此，香港积压着的社会不满，却提供了客观条件，使暴动得以扩延。67暴动是九龙双十暴动后的另一次发泄。双十暴动在1955年发生，当时生活困苦者如小贩、石硖尾贫民等等，因无管道表达不满，于是发展成骚动。它并非工人暴动，也少提工人的要求；相反地，它反映了工运的分裂；当暴动蔓延至工人区时，右翼工人趁机打击左派工会，残酷摧残左派工人，更有强奸妇女的情况。
1967年的暴动，配合国内的斗争口号“爱国无罪、造反有理”。暴动先在澳门取得表面胜利。澳门工联会组织了街坊斗委会，工联会掌管并分配粮食，澳督嘉乐比低头，但工联会并不夺权，不要澳督下台，结果是，澳督仍保有地位，工联会力量增大，澳门工人生活却无改善。到今天，澳门工人的生活，比香港工人还差得多。
在香港，参与斗争的，估计有6-9万人。参加最为积极的，是九龙船坞、煤气、政军医（原文如此，含义待查──录入者注）等工人。但是，斗争并无充足准备及动员；上层作出停工、或游行请愿的命令，下层就遵从，工人的集结是仓猝的、无计划的、无秩序的。工人在厂内无联系，只是回工会支取工资，学习毛选。这样，工人一方面离开工作场所，另一方面并非商议如何斗争，而是学习政治，当军警冲击工会会所时，工人才拿水喉铁守卫。
总的来说，由于整个斗争缺乏完善的组织或是足够的酝酿、动员，纯粹靠上层指令行事，加上完全脱离群众及工人利益，所以在群众中无呼应，处于完全孤立，到后期便沦为放置炸弹的恐怖行动了。
1967暴动斗争，导致左派工会精英惨重损失，除了牺牲的、被捕的或被递解处境的之外，许多积极份子被厂方开除，迫得转到非技术性行业。有大约一年多时间，工人往工会支取工资，后来政策改为“一面复员，一面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般工人采犹疑、游离、观望态度；积极份子作出热烈反应，虽盲目但显现其爱国热诚，他们寄望国家会以其巨大力量解放香港。事实却不然。英国政府方面，鉴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左派暴动无明确表态，因此采取一个机巧策略：讨好上层、孤立中层、打击下层。伦敦电台大谈中英友好，捧毛主席，说在港只是一小撮人滋事；香港电台则大骂“左仔”，工会干部迫于躲在中国银行；军警则冲击工会，大举逮捕下层成员。
1967暴动虽以失败结束，却是香港工运的转折点。工运对政党的政治需要的绝对服从，遇到决定性挫折；中共对左派工会的绝对控制终结；工人对中共的向心和依赖，一落千丈。工人开始质疑上面的命令，将斗争与本身的阶级经济利益连结起来，工人独立性重新唤起。在工会内，已不能继续只由上层运转，不争取下层支持了。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战后新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人数激增。可是，工会会员人数的增长却不成正比，在78年后更是逐年递减。（见表一）如果减去1970年代颇为蓬勃发展的公务员工会人数，则可见到工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很低，一般在20%以下。工联会及职工联会工会在工业工人中仍是中坚力量，他们的会员人数的下跌，最能说明情况：从1977年开始一直下跌，五年内减了10万多人，跌幅达35%。
劳工运动普遍沉寂
1967年以后的香港工运，处于以下情况：工业工人运动沉寂，工潮大多限于自卫性斗争；工联会对劳工运动仍有主要影响力，但同时劳工压力团体崛起；公务员进行多次斗争，公务员工会日益发展。
在工业工人运动方面，自从1967暴动失败后，工联会威信下降，一般工人排斥左派工会。1971年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工人对左派工会戒心稍减，较主动地接触左派工会，工联会人数跃升。但由于中共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因此，在香港的具体劳工纠纷问题上，工联会扮演的角色，不是领导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应得权益，而是尽量调停协商，要求工人妥协、让步。举例来说，基达发厂工潮就是在工联会的妥协政策压力下失败告终。在1974年香港经济衰退时期，据报导，中国政府通令本港左派工会尽量缓和工人不满，不要引起重大社会转变。（《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74年2月4日、3月5日）因此，工联会只是埋首福利救济工作，以工人本身力量，互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1976年“四人帮”倒台，香港左派工会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未能紧跟政策上的转变。1980年代以来，工联会奉行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继续推行劳资纠纷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法，结果往往导致工人利益受损。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业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涣散状态。一方面，香港工人流动性大，工厂大多为中小型，工人不满工作或雇佣条件就转厂或转业。工人组织性弱，与资方力量悬殊。政府的政策，包括法例上不容许跨行业组织的工会，对工会活跃分子和罢工者无切实保障，以及冷静期、禁制令等不利于工人工业行动的法例，都在偏帮着资方对工人的压榨。
另一方面，工会并无积极主动去接触工人、发动工人加入工会；工会领导层与工人之间联系不足；工会内部缺乏民主运转；工会没有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建立形象，积极为工人在工厂平面、在劳资争持中争取权益，因此不能赢得工人的信任和信心；再加上左、右派工会对峙，工会首要是服务政治而非服务工人实际权益：这些都令一般工人望而却步。结果是，大部份香港工业工人未能集结在工会的组织下，通过集体谈判或集体支持的力量来改变阶级力量关系。举例来说，在1977年，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人数40%，但参加工会的制造业工人却只有13.6%。
由于工联会不活跃（工团方面更不在话下），近十年来发展的劳工压力团体所起的作用，便颇引人注目。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职工青年联会、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工教育统筹处等劳工团体，除了推动劳工教育，设立劳工法律咨询辅导，争取劳工法的修订外，也间中介入工潮，以及参与社会性事件，例如艇户事件、反加价行动等。可是由于它们并非劳工的恒常性组织，团体本身人手不足，没有基层实力，而且也自觉地非政治化，因此，他们只能从旁推动劳工运动，以“压力团体”形式出现，在组织和动员基层劳工方面是远为不足的。
香港工会人数（1967-1982）
| 年份 | 工联及亲工联 | 工团及亲工团 | 独立 | 总数 |
| 1967 | 95,408 | 28,650 | 41521 | 165,580 |
| 1968 | —— | —— | —— | 169,580 |
| 1969 | —— | —— | —— | 175,240 |
| 1970 | 114,387 | 36,280 | 44,632 | 196,299 |
| 1971 | 126,408 | 36,005 | 59,206 | 221,729 |
| 1972 | 145,521 | 37,817 | 63,633 | 251,729 |
| 1973 | 170,047 | 35,391 | 85,000 | 295,735 |
| 1974 | 184,440 | 32,099 | 100,000 | 317,041 |
| 1975 | 211,866 | 33,391 | 127,001 | 372,258 |
| 1976 | 224,544 | 33,462 | 148,519 | 398,525 |
| 1977 | 297,479 | 38,493 | 68,333 | 410,102 |
| 1978 | 284,770 | 38,488 | 76,727 | 410,552 |
| 1979 | 267,561 | 38,166 | 93,665 | 399,392 |
| 1980 | 244,635 | 38,122 | 101,525 | 384,282 |
| 1981 | 199,433 | 37,888 | 107,835 | 345,156 |
| 1982 | 192,775 | 37,692 | 121,058 | 351,525 |
| 数据来源：《劳工与工运》p.28.职工会登记局年报 | ||||
数据来源：《劳工与工运》p.28.职工会登记局年报
1970年代公务员斗争
当劳工阶级运动普遍沉寂时，工人阶级的边缘阶层崛起。在1970年代，香港公务员的斗争和公务员工会的成长，相对地是活跃的。1970年代以来，公务员斗争此起彼落；曾发动工潮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有教师、护士、文员、测量员、屋宇管理员、助理福利主任、传译员、邮务员、牙科技术员、屠宰督察、税务督察等等。
公务员的工潮，主要由政府的不合理薪职级制度所激发。在1983年，在十七万公务员中，四万七千名体力劳动工人月入二千元以下，但首长级人员一千人，月入却二万至四万元，另有房屋津贴过万元。在这个悬殊的基础上，每年的薪酬增幅相近，于是造成差距越来越大。举例来说，从1977年至1983年，政府雇员薪酬最低点由615元增至1395元，增加了780元；但最高点从19，800元增至40，850元，增加了21，000元。从83年至84年，最低点增至1605元，增加了210元，最高点则增至46，900元，增加6，050元，实际增长额相差三十倍。这个悬殊的差距，造成极大的不满，导致工潮爆发和公务员工会接踵成立。
十年来的工潮大都由中级公务员发动。他们多数较为年青，受过教育，又受外间工联主义影响，较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经济权益，与雇主谈判改善处境。
可是，公务员工会虽然组织了约一半公务员，但公务员工会有近150个，亦即各个工会平均只五百余人。力量分散，工会间少联络沟通，削弱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此外，低薪公务员仍有待更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另一方面，公务员斗争大抵限于争取薪酬的改善；在避免卷入左、右派工会的对峙的同时，却犯上了刻意非政治化的毛病。
资产阶级与工人自卫
今天，香港工运面临新的转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受到新的冲击——政治上是香港前途问题，经济上则是世界资本主义衰退和资本家对香港工人的进攻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走下坡，危机深重，各国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经济也受到打击，通货膨胀和失业半失业情况日见严重。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面对退出香港的前景，连同大资本集团加紧对香港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政府更带头加价，并提供条件方便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欺压。
于是，政府法例处处制肘工会的发展（工会法），限制工人的权利（冷静期、禁制令、罢工法），践踏公民权（非法集会法案）。政府作为最大雇主对公务员斗争施以高压（解雇、减薪、强迫提早退休），将薪酬加辐降低。另一方面又拒绝推行较合理的税制，拒绝推行公积金计划（一种退休供款计划──录入者注），拒绝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攻势，香港劳动人民表达了不满，也开始了初步的自卫联系。各界反加价联委会（包括左、中、右工会）成立，五十万人签名反加价，去年（1983）九•一八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加价集会，荃湾、官塘等关注民生组织提出最低限度工资、工资按物价指数调整等具体口号，67个公务员及政府雇员工会在83年底组成“争取合理调整八四年度薪酬联合委员会”……香港劳动者已更多地表达意见，并初步联合起来保卫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现在这些组织间的联系仍主要限于上层，缺乏基层成员的沟通和积极参与，但从个别分散的组织走向联合阵线式行动，已跨进了一步。
前途问题与政治化
九七问题的冲击，在工运中激起回响。以往，工联会只听命北京，67暴动时遭受重大挫折，1967之后基本上奉行中共外交路线，主张维持现状，劳资协商解决问题。现在，面对香港前途问题及“港人治港”的提法，工联会态度模糊，没有明确提出如何将工人权益与政治前瞻联系起来。当中英双方大打民意牌之时，工联会遂就前途问题表态，支持中国收回主权；二百多个工会干部、理事的声明，反映了中共的政策。工联会代表团北上访京后回来的汇报，提出以后的方案；工人应该谋福利，但大前提是不动摇香港的繁荣安定。摩托车业职工总会（简称摩总）由于工人较多，表态也较为进取，认为工人要加强自己独立发言的功能。
在独立工会方面，以往基本上不介入政治，因而也少受传统政治势力的控制。九七问题的冲击，使独立工会不得不作出响应。在三月初，九个工会（包括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非学位教师工会、测量员工会、地铁车务部职工会等）联署声明，向两局请愿，要求公开中英会谈内容，协议签署前由港人讨论，政府要承认劳工团体有权在组织内发表意见。这个声明并无提及香港未来的统治模式。
可是，总的来说，对于前途问题，香港工人的干预在现阶段仍极微少。各个工会的表态，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前途问题上，工会的代表性，必须以下层的讨论和动员为先决条件。
今天，政府故意宣扬政治恐惧病，工人运动对社会事务也普遍表现冷漠，可是，工人并非害怕政治，而是不喜欢两个政党的统治。他们排斥的政治化，是过往与工人利益脱离的政治化。对于前途问题，由于谈判不公开，工人无法掌握资料，难以表态。另一方面，工人并非没有政治取向，而是他们没有表达的途径。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工会的表态才有真正力量。而在工会内，打破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要扬弃在职工会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的依赖性，必须发展工会，吸收新血，尽可能转变工会发展的方向。
前瞻
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是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本行业未有工会的工人或雇员，应迅速组成工会；本行业已发展了工会的，例如一些传统性行业或公用事业，工人应积极加入工会。由于许多主要工业的工会是在工联会之下，因此，工会会员一个重要工作，是打破传统的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扬弃工会上层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政权的依赖，催迫上层争取工人权利。吸收大量心血加入工会，工会场部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动员下层的讨论和参与，将不仅改变工会的路向，而且推动左派工会工人与其它工会连结。事实上，在1967年以后，尽管左派工会仍奉行北京政策，但已不能纯粹依上面指令行事，而是感受到要照顾工人权益的压力了。近几年，左派工会为了顾应工人的福利要求，在一些争权益的问题上，与其它工会结合；例如关注工伤、分娩假的立法问题，加入各界反加价联委会等。在下层的压力下，左派工会会转变其方向，仅管它不会有质的转变——除非中国政治局势有变化。做好基层组织工作，加强工会的基层干预，争取工会民主化运转，推动工人运动从争取工人权益进至争取整个社会的改革，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应该是未来香港工运发展的方向。工运的重新政治化，与以往中共控制下的政治化，是有质的分别的。后者服务中共的政党利益，甚至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前者则从工人的权益出发，在改善本身处境的同时，争取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香港的工人运动，在1920年代蓬勃发展时期，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一部份，与这个民族的前途不可分割；工人的斗争，带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共在大陆取回政权后，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关系，在表像上似有分割。在今天，大陆的工人运动收到中共管制，香港工人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对于香港工人来说，如果没有民主，是暂时不愿与大陆结合的。展望将来香港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没有基层动员的民主化，是虚伪的。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应由近及远，从争取香港的民主化进而争取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香港的工人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240万经济活跃人口中，生产性劳动者占一半，30岁以下的劳动者占总劳动人数的46%，45岁以下的劳动者占73%（1980年数字）。这个大部份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中坚力量。这个力量如能集结，发挥其潜力，可以在实际上左右局势。无论在质和量上，它都比1525—27年第二次革命潮流时期的工人阶级优越。因此，香港工人不应少看自己的力量，工人中的先进份子尤其要坚持下去。如果工人运动兴起，也会影响内地工人运动的从新兴起。香港的民主化，是与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取决于大陆局势的发展。而香港工人要实现其意愿，没有大陆工人的支持，是做不到的。
要达到香港的民主化，仍有一段颇长的道路。可是，方向是必须掌握的。要争取这个前景，首先要从事实际的下层组织工作，团结各工会、劳工团体，推动香港工人在前途问题上站稳立场，积极干预；同时，也要加强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联系。在关注前途问题时，不少工会代表团到国内访问。香港工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与大陆工人（特别是下层）取得直接的联系，互相理解和冲击。
今天，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和重新政治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未来的香港工运和整个香港的前途发展，将取决于香港工人的广泛动员，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工作，和战斗性领导层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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