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诺米的谢天谢帝非常火，短时间内在抖音涨粉超过200万，让成都迪士尼成为打卡圣地，闻声而来的媒体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现象。在诺米抽象说唱的背后，网友们挖掘出他的身世背景，发现诺米本人曾经种过地、放过牛，也去广州打过工，在说唱之余，还会帮妈妈卖菠萝，给自己的凉山家乡打文旅广告，所以大家亲切地将他称为下地rapper。在他的助推下，新说唱抽象版刷怪笼也一起被带入公共视野之中。他的伙伴纷纷表示诺米终于走起来了。
诺米不甘心仅仅做一位打工老哥，他坚持在成都追求自己的说唱梦想。在只有十多位观众的情况下，每天坚持在抖音直播。定期去成都说唱刷怪笼和其他抽象rapper切磋技术。在去年凭借《枪打出头鸟》让自己涨粉七万，终于在今年收到中国新说唱邀请，但在海选现场被谢帝淘汰，愤怒的他出歌diss，谢天谢帝让他一跃成名。他成名后接受许多官媒采访，在采访中他谈到他来自凉山美姑县，他是在广东打工的经历让他丢掉半截手指，但也让他偶然中接触到了说唱音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结合这些点来看，在谢天谢帝大火后，文旅号和国防号都转发了阿普的思念，该曲写的是诺米对爷爷的思念。并且在枯木逢春中，更加突出的表达了民族背景，所以诺米不仅仅是一个有抽象天赋的说唱歌手，他还是一个更旷阔社会背景的缩影。
诺米来自凉山彝族，与诺米的纯真形象截然相反，在网上对彝族的风评不太友好。彝族在网上的标签往往是“懒惰”、“不讲卫生”、“爱闹事”、“道德低下”等等。大量的评论中，大凉山的案例被频繁用来解释彝族拒斥文明开化，充满野性，有着奴隶制的残余。好像大凉山与现代社会有着固定隔阂，有那么一批人他们注定被甩在文明之外。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可能相信这点。决定民族性格的不是民族身份这一想象认同，更多是这个民族有着怎样的生活形态。曾经外资来到中国后，在泰勒管理制度下中国人的风评也一样是懒惰、不爱干活、素质低下等评价。彝族在新中国建立后就废除了奴隶制，曾经红军长征时经过与彝族头领结盟，所以建国后没有在彝族区域开展过大型政治运动。虽然不再有奴隶了，但家支这一宗族结构保存了下来，可改革开放后仍有彝人抓娃子也就是抓奴隶的传说。所以这就是所谓奴隶制残余了吗？
在今天家支实质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彝族用它完成了乡村秩序重塑。家支制度确实是残留的宗族结构，但也在不断的加入新的约束来调节社会关系。如彝族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城，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毒品，以至彝族青年沾染吸毒。但《春去冬回》的作者表示，彝族家支越来越多的在通婚时，明确地将不涉毒作为条件，家支体系也会支持进行戒毒。作者认为该变化使彝族吸毒者逐步减少。
可这样的家支结构仍然具有着封闭、保守的色彩。不过我们在把家支当作奴隶残余或者封建残余之前，有必要观察彝族家支与普遍市场交换之间的互动，判断这个所谓残余究竟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还是发明出来的标签。仅根据现代化的标准把小民族贬为落后，难道不是将活生生的人异化，抽象为商品的另一种表现？这就忽略了小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已经遭到市场异化的历史事实。
大凉山一直以来以险峻封闭著称。为打通与外界的联系，成昆铁路耗费巨大，在1965年毛泽东说，钱不够，就把我的工资拿去，最终在七十年代修通。但打通外界联系后，凉山彝族还没尝尽社会主义副本的甜头，立刻就被改革的春风吹得人仰马翻。在改革开放后，彝族开始有零散外出，有些进城做了当时的流民，成为了“三无”人员。毕竟改开初期，所有的雪花都在勇闯天涯，最初零散外出的彝族青年立刻痴迷于大城市的纸醉金迷。这一趋势直到2000后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真正开启了彝族工人的打工史。
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海外市场洞开，中国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猛增。直到2004年产生了“民工荒”，仅石狮一地就缺工高达10万之众，到这时彝族劳工成为了救火队员般的队伍大规模涌进珠三角。海外订单在一年内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波动周期，即每年的6月之后，大量海外订单蜂拥至珠三角，经过3至4个月的制造周期，在每年的9月至10月完成订单并海运出货，从而满足海外需求。在早期西方圣诞节市场基本由中国代工，所以9至10月的订单尤为重要，经过海运1到2个月，运至西方消费者手中。这一用工需求就形成了彝族劳工特有的领工制——结合了彝族家支传统、劳务公司业务、准工会三者的混合工头制。
在东部沿海地区将西部少数民族吸纳进制造业的进程中，身居东南沿海的彝族劳工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在现代教育的滞后，只能进入中国制造业中的底端，作为临时工存在于珠三角地带，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领工制也是彝族劳工进入珠三角的主要带头人。
在《领工制：珠三角彝族劳工的生境和组织》的调查里，彝族劳工除极个别现象外，几乎都是临时工。工厂为了规避超额订单、工资和社保，会将临时工作为救火队员。彝族临时工的特点是，他们能长期在某几个工头的带领下维持一定量的规模，在工厂外等待订单的到来。当工厂需要工人的时候，工头可以要多少送多少。照这些临时工自己的说法，他们大多数人愿意做临时工而不是正式工，是因为好玩，临时工比较自由，如果不愿意干了还能结钱走人。大家一致回答，做临时工可以两三个月换一家工厂，可以躺在广场上晒太阳、聊天，可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可以三五成群的晚上吃夜宵喝酒。此外，临时工无论工厂内外，都是愿意跟老乡在一起，才能够远离陌生感和疏离感。
作者在2011年采访某经理得知，平时彝族临时工有每小时6块钱，订单多的时候能到8块5以上。但是，针对爱玩的工人工厂有着罚款制度，旷工一天按8小时算，每小时罚款18元，总计144元。并且，说是6块，但抛开回扣、劳务佣金、工头提成，他们的工资是每小时4元。而当时整个珠三角地区彝族劳工他估算至少三十万以上。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作者在电话采访财务的时候，正好是结钱的时候，而彝族劳工吃了很多罚款。财务抱怨彝族人又把财务室围住了，大吼大叫不认罚款。当时工头站在工人这一边，要求把钱结清楚，否则就让所有工人都全部停下来，罢工。老板看到三百多人都停下手头工作，只能答应付款，唉声叹气道：“都怪我自己没用，招不到好工人，用了这帮垃圾。”据询问，老板喜欢两种工人，一种是汉族女工，她们被认为吃苦耐劳驯服听话，可以当到正式工。另一种是学生工，他们要进厂才能拿毕业证，也比较听话。
可见彝族劳工在老板的眼里几乎都是定型的形象，他们虽然是关键时刻的救火队员，一群西南的彝族人在珠三角给香港老板打工，给发达国家做圣诞礼物、汽车玩具、芭比娃娃，但老板们的刻意扩散加强了负面形象，几个人的劣迹成为了整体的印象。彝族劳工被指爱聚众喝酒，喝醉后容易打架，以及不注重卫生等并不是整体民族的特征，这种习惯不分民族。真正具有特征的是，彝族劳工群体性强，一旦得不到想要的要求，所有工人都会离厂造成事实罢工。他们遭遇工伤时，会聚集几十人上百人要求赔偿，他们在管理层眼中难以驯服，常常顶撞管理方甚至出手打人。并且他们与汉族工人相比效率往往低很多，不符合老板追求效率的习惯。而这些特征形成了工厂老板眼里的真正劣迹，如劳动力素质低、好玩懒做、不受管束、生性野蛮等。可这不是当代人同样在回避的流水线痛苦吗？而在这2010左右的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彝族劳工已经领先了数个版本，躺平文化的真正先驱就是这些动不动跑出厂外玩、不交罚款攻打财务室的西南工人。
2008年经济危机波及到珠三角，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大范围失业，这是彝族工人打工史的转折点，也是彝族工人成批逃离工业痛苦的开端。受波及的失业彝族工人进不了厂，有的只能露宿在外。工头同样受到冲击，曾经手下百人之众的工头，手下跑的只剩三四个人。与此同时，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起彝族童工的案件，引起官方介入调查。报道称，黑心工厂老板使用彝族童工，他们由工头拐骗，甚至会遭到工头的性侵。但官方调查并未发现拐骗强奸的情况，也没有严密的“工头链”，报道中的工头只是劳务中介，涉嫌使用童工的工厂都未发现童工。但在东莞部分企业发现了非法使用童工的现象。最后官方遣散了这些童工。虽然该报道由实习记者暗访所得，报社没有对应的核实，文中也指控旧社会结构死灰复燃但报道中的隐藏核心——西南奴隶制传统是否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复活这一关键处没有被广泛关注。在舆论一阵声讨后，很快因为汶川大地震，舆论报道转向灾区报道，此事就没有下文了。
从2008年经济危机到2015年供给侧改革，大量工厂倒闭或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底层劳动力需求降低。许多企业以种种理由或压低工价的形式，乃至公开排斥彝族劳工，使得彝族工人进入大量失业的境况中。如东莞在2015年有近3万的彝族工人失业，在珠三角各地和家乡之间来回奔波。也正是从08年开始，因为失业导致工头手上的资金受到冲击，彝族临时工的领工制开始分化，从一个大工头开始分化为多个不同的工头所带领的次群体，工头之间各有来往，但各算各账、分灶吃饭。有时不同工头之间还会互相抢人，小工头从大工头那里自立门户。
所以领工制的脉络是，最早的劳务输出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而在之后完全由民间劳务公司介入，此时大工头崛起，直到经济危机后小工头分裂出来。在民工荒的年代，需要有懂得劳务过程，普通话流利，会算账，能带人的工头来带着彝族劳工。甚至在关键时刻，要能打人立威，但也不能太黑，把名声搞臭。工头会给工人垫路费、找工作、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在大工头风光的时候，会随手甩给小弟们一些钱，请人大吃大喝、灯红酒绿一番。所以领工制就是一种新生的家长制结构，工头扮演的，是一个劳务经理人的家长角色。
比起更加黑的中介生态，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案例，工头在一些时候是可以站在工人这边的。另外有一事件可以证明工头的武力值要求是必要的数据。在2010年，东莞某家工厂需要100个临时工，于是一位彝族工头东拼西凑了100人送了过去。但是他遇到了一个黑中介，这个中介口齿不清，与工厂沟通时说这批工人是“鱼族”。等工人到了工厂拿身份证登记，才知道是彝族，工厂立刻说惹不起，不能要。工头也没有怪罪工厂，要求中介返还路费，可中介只是给五千块草草打发了事，说是工厂不要你们，不关我们的事。然后工头就把女性和年轻人撤了回来，并叫一帮人装了一车石头。采访者不解，为什么是石头？工头表示，那个中介涉黑，手下有20多个打手，还有砍刀。不过我们从小就学过扔石头，他们要是冲过来肯定吃亏。最终在剑拔弩张后，黑中介服软赔偿了一万多，“鱼族”便收兵了。
从此可见临时工和他们工头的生存境况，经常处于挣得很少又不得不争取权益的情况里。他们一直从事重复性的流水线工作并且经常在本地就把工资花的差不多了，有的人就回到家乡再也不愿意外出打工了，像诺米就是同样拒斥工业痛苦，去坚持走说唱道路的彝族青年。可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吗，仅此而已吗？成批的彝族劳工积年累月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而没有任何例外吗？
其实，彝族中与临时工截然相反的劳工群体是存在的。《高压输电架线行业彝人农民工的涌现和组织》中指出，以诺米家乡美姑县觉洛乡的架线工为例，可以发现彝族劳工的地位不是简单由“素质”或文化背景决定的。这些架线工2000后在家乡从汉族工友那里学到了架线技术，并直接建立了与老板的联系。于是当地彝族青年就陆续用领工制方式组织人跟随汉族架线队伍到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架线。他们得到了更高的工资，有了熟悉的技艺，当地男性劳动力几乎全部都参与进架线中去，有将近74%的务工人员都在架线行业，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风貌，与大凉山的贫困形象产生了反差。
架线工工头会直接跟随一个老板，找机会接触更大的老板，相比一下包工程挣几百万的老板，他们还是挣相对较少但稳定的钱。不过架线工的领工制与临时工不同。工头要学会架线的整个过程才可以做带班，带班的一般都是自己架线技术好，出去干过懂得按实际工作分配工人，怎么把整个流传不失误干完。在临时工工头所需技能之外，他是需要参与劳动的，需要把自己的生产技能与综合管理能力结合起来，是更接近字面意思的工头。
看似条件好，但架线行业本身是一个比较苦的行业，还要承担风险，工作条件艰苦。他们行业的青壮年用工分布大概为，年轻人进行高空作业，年纪大的就负责地面工作。而觉洛的年轻人，几乎没人做地面工作，一开始入行先从地面做起，学了一些后就开始上高空。学了几年后也有可能成为架线工的工头，成为团队骨干。04年左右，一开始出去的人差不多都成领工头了，到10年代，领工头的年薪在10-50万之间，工人也有了相较临时工更加稳定的工资。
当地人表示，“乡里只要家里有人在打工的，都比较富裕了，修了房子还有存款，比较穷的都是家里没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并且，当地的人出去后思想也变得开明，固守旧俗的老人会认为家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男主人亲自做。而觉洛人因为男方要出去挣钱，所以家里事务就都交给女的去做，出现了经典家庭分工。一些原先地位较低的人在外挣了钱有了资历，回到家受到敬仰，可以参与组织家支内部的活动。
所以，彝族工人的组织与文化形成并非由旧有的奴隶制影响，而是时刻被庞大市场交换网络所塑造形成的，形成形象反差的因素可以观察架线工与临时工在领工制上的区别得知，与架线工相比，临时工工作资源不稳定，人员构成复杂陌生往往来自各地。临时工工头的层级容易互相依赖，而临时工对工头的依赖更加强，需要大家长为自己解决在城市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架线工工头的服务费支出会更少，有自身的技艺性和独立性，又有本群体的自组织。但架线工只是涉及国家资本，规模和收益更大，仍然存在各层攫取利润最大化的问题，不过劳动过程使得工人更加顺势融入工业秩序中，不会只感受到临时工救火队员那样工业上的流水线痛苦和来自城市的排斥感。
的确彝族临时工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中牺牲了更多，又不得不用自己手头唯一能依靠的方法争取权益。这些看上去更另类的方法让所谓正常的老板无法接受，以一传十地塑造了彝族负面形象。流水线的严酷，导致了彝族青年对流水线的拒斥，临时工算得上吃苦耐劳但仍旧是一无所有的境地，而新一代彝族青年又没有机会向觉洛人那样抓住时代红利。在这种痛觉记忆与大凉山扶贫障碍的交叉下，塑造出了今天的诺米们。有人一辈子都不想出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但更多的他们有的学会了理发，有的做起了骑手，过去的加西干起了保安队长。但在躺平文化被抨击，侧卧干部也开始被批判的今天，他们真的逃掉了吗？
与父辈相同，他们仍然在产业资本中打转，而只是形式不同了。商品接着流动，彝族工人的打工史随之翻到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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