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郭大勇是我的族弟，但我和他并不熟，有一年，他忽然找到我，管我叫哥，我也就答应下来了。
说来惭愧，我从小和父母在城市生活，对豫东农村老家已经相当陌生，虽然曾陪父母回过老家，但对很多族兄、族弟，都叫不出名字来。
成年以后，投笔从戎，四海为家，回老家的机会就更少了，与族兄、族弟的联系也基本中断了。
大勇忽然找我，是有原因的。
那些年，农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种地赚不了钱，也就只能糊口，要想过得好一点，手里能有几个闲钱，全靠出去打工。
大勇有不错的泥瓦工和木工手艺，于是就约了几个同样有手艺的小伙伴，组织一个小小的包工队，承包一些小工程。
对大勇来说，干活是没问题的，吃苦也不怕，最怕的是干完活，却要不到工钱。
那年他来北京，我请他在北门外的“添一顺”吃羊蝎子，他喝了两杯二锅头，就对我诉苦说，“要工钱比干工程难多了。”
大勇看我，人在北京，一段时间还经常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以为我必有办法，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大约是七八年前，春节快到了，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要不到工钱，回不了家。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西部的一个省份，钱也不多，只有十几万，他们好几个人的。
这事让我也大为挠头。我明明知道自己根本管不了，可也不能看着他们空着手回家，过不年啊！
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
我读研时的一位师兄，在这个省里已经是一位副厅级干部，还有一位同学，在省高院工作。
平时，我和他们联系并不多，此时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他们倒很热情，只是在了听完了来龙去脉之后，都说爱莫能助。
我一筹莫展了。
忽然想到，中央三令五申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他们就是不听。为什么不试试舆论的力量呢？
至少，我还有个微博。
于是，我给大勇打电话，要他们到欠薪的部门前举块牌子，拍张照片，并叮嘱他拍完即走，不可停留，然后把照片传给我。
收到照片后，我发了一条微博。事情竟然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了解决。
第二天，大勇打来电话，说对方已经答应发工钱了，但前提是我要删除微博。
我回答说，这毫无问题，我们并不想让任何人为难，只要你们拿到工钱，立即就删。
大勇说，钱就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他们要先看到微博被删了，才会把钱“推过来”。
我忍不住笑了，立刻就在手机上把微博删除了。
半个小时后，大勇高兴地打电话说，他们已经拿到了钱，在去车站的路上了。
02
我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不料几年后，大勇又找我了，情况和上次差不多，但是，还能用同样的方式吗？
我有点犹豫了。
巧就巧在，我在这个省里有一位朋友，正好负责省台的社会调查栏目，年关将近，他们也很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我打电话说，那我给你提供一个素材吧，你们了解一下情况也好啊！
结局是，由于省台表示要调查，事情再次以惊人速度得到了解决。
03
这些年，事情总是这样，凡是不好的事情，不仅有再一再二，还会有再三再四。
昨天，郭大勇又找我，还是欠薪的事。
这一次，他们参加的是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城中心旧房改造安置房工程，由中建六局承建。
但是，中建六局方面管事的人，以相关资料被洪水冲走为借口，拒绝支付工程款。
郭大勇说，我这里有详细的施工日记，但他们不认呀！
球，又踢到我这里了，我该怎么办呢？
请大家出主意。
顺便说一句，21世纪都过了四分之一了，干活，拿工钱，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为什么变成了比施工还要难的问题？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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