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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青岛这个新闻所属的外卖行业之间，不妨先聊一个规模比其更大而从业生态同样恶劣且境况相似的行业：快递。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三年前的双十一，快递罢工曾掀起过巨大声浪，只不过在新闻层面全数被压制。
2020年9月初，湖北孝感中通快递网点因派送费一降再降，中通员工集体罢工；紧接着，百世快递南京江宁快递站点，被爆出欠薪三个月，快递员全员罢工。
一个月后，随着双十一活动的提前开启、快递量成倍数地增加，韵达、圆通的快递员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网点宣布罢工，许多消费者反映快递在运送途中停滞甚至消失。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曾有过介绍：
多数罢工都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人们不禁要问：工人明明知道罢工没有用处，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必须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因为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不应该让他们去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来适应他们，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让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
最近几年来，各大快递公司竞相“打价格战”，但是战斗的矛头不仅是对准消费者（快递费增加），同时也对准了自己旗下的快递员。
从调查的普遍数据来看，六大快递公司的派送费这两年来普遍下降了0.1-0.2元/单。
别小看这这区区一两毛钱，这意味着快递员想要拿到不变的工资，每天需要多派送20-30单！
这就是为什么有调查机构的结果显示，快递员行业的日均工作时长已经超过程序员、达到了平均15.6小时/天！
要知道，这个数字还是均和了节假日、病假事等，所以在双十一等快递高峰时段，诸多采访调查的结果是快递员工作18小时/天都已是常态。
继续谈费用。
拿深圳某地的“四通一达”来说：
2015年派件费1.2元/件，人均派件110件/天；
2019年派件费0.7元/件，人均派件200件/天；
2021年派件费0.5元/件，人均派件250件/天。
快递小哥的工作量逐年持续上涨，但是单价却直线下滑，导致工作量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还只是毛收入，菜鸟驿站、快递柜、部分物业管理处等通常会收取约0.3元/件的存放费用，更是进一步压低了快递员的收入。
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揭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足5000元，月收入超1万元的仅占1.3%。
更为可恶的是，快递员的“多劳”，换取的除了“少得”，还有“多罚”。
在六大快递公司的通用性制度里，一个客户投诉，意味着至少罚款快递员100元，无法在两小时以内解决，罚款上升至200元。
其中最狠毒的就是“服务态度”投诉，多达500元。平均每个快递员每月都会接到2-3个投诉，均摊下来，每人罚款都在千元左右。
在快递公司以罚代管的机制之下，客户的投诉常常畸变为公司为讨好客户以在同业竞争中获取优势和通过罚款变相敛财的工具。
面对投诉，多数公司的快递员既缺乏申诉权，又没有话语权，只能把无数委屈憋在心里。
快递小哥被压榨的结果是什么？是他们只能无奈的将被欺侮的恶果转嫁给消费者，即近年来热炒的“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
很多人都在抱怨：
几年前快递都会送上门，现在竟然全部要我自己去快递柜取…
2020年，快递服务总体满意度为76.7分，要比2019年下降了0.6分左右，总体满意度是3年内的首次下降。而在十家快递品牌中，圆通快递、天天快递、德邦快递的时限指标，排在了最后三位。
新闻已经不少见，就因为“快递不上门”，业主和快递员发生矛盾的事件层出不穷。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争吵最终息事宁人，其原因是快递小哥实在没有时间去吵架、忙着赶紧安置好如山的快递以快速赶往下一个收发点，所以干脆任由业主谩骂而不还口………
某些官媒则为此亲自下场，看似是在“为消费者发声”，实则根本不触摸根本原因、不触及核心矛盾，反而会加剧资本方与快递员群体的冲突、进一步加大快递员的工作强度。
局面若不改变，最终获益的总是谁？
当然还是一边压榨着快递员、一边收获着消费者“服务真不错”好评的快递公司。
资本，总是双向盘剥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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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国内快递业从业者数量为90万人，2020年为超过400万人——看起来增长的也不慢，但是进一步计算，在2012年，每个快递从业者每天承担的快件量为17.3个，到了2020年，每人每天要送57个快递。
相当于快递从业人员八年间，工作量增加了3.3倍多。
这就是资本的秘密：它不会听从社会“能不能多招点人”这种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它一定会把用工人数（工资社保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这叫成本控制，每一个精于完成这项工作的中层财务人员与高层设计人员，在公司都是高薪——这正是电影《年会不能停》里拍摄展现的真实境况。
货拉拉跳车事件时，我关注的焦点就是：很多人在质问货拉拉平台为何不安装摄像头、不提高安全维护成本……可问题在于，在平台看来：“还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届时再赔个钱划算呢！”
此前的滴滴顺风车莫不如此。
包括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快递平台、外卖平台等资本方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递员、外卖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
它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成本量级内，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这就是电影《年会不能停》里讲述的“先进公司”所谓的“先进管理模式”（片中的“广进计划”），一方面大量使用外包人员，一方面大规模裁撤在编员工，以实现企业的所谓“转型”……
从法律角度来说，《快递暂行条例》规定：
未经收件人许可，快递员直接将快递包裹放入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等行为将被视为违规。
跟资本讲法律？资产阶级法权没有道理。
消费者屡屡与不送上门的快递小哥发声冲突，如是境况，其实此前我在评价外卖行业时的论述，用于快递是一样的逻辑。
包括2020年曾轰动一时的“家长群之辩”、“家长承担孩子课后辅导”的争议——其本质都是一个道理：狡猾的资本，永远在挑动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
外卖平台将战火烧在了外卖员与消费者之间，快递公司将战火烧在了快递员与消费者之间，学校将战火烧在了教师与家长之间………
无产阶级内斗、打的彼此遍体鳞伤，而坐收双方剩余价值的，永远都是岿然不动的资本。
如这位商家吐槽的，资本平台“三方收钱”：消费者多付餐费、商家少赚钱、骑手被罚款。
无独有偶，2019年9月，印度爆发了外卖员罢工风潮，起因同样是Swiggy公司（印度规模最大的网上订餐平台）其配送费持续增长（消费者买单），但送餐工人每单的基础报酬却不断降低：从35卢比(合0.47美元)降至15卢比(合0.20美元)，缩减了一半有余。
其中，就有时间计算软件对平台制定罚款规定的内因。
当时在印度南部城市钦奈，罢工工人举行多次示威；印度在海得拉巴等许多其他城市，小型抗议也如火如荼。这些城市的罢工工人透露，公司不仅没有平息人怨，反而封禁了他们工作账号。
罚款机制的建立，是基于AI的发展，它会严格控制住成本范围内（确保资本增值的区间内）的用工人数（工资规模）和人均生产量（每天快递/外卖多少单）。
一旦有快递员/外卖员在派送时发生了超时（哪怕他们已经疯狂闯红灯、逆行、扰乱交通秩序），那么就会影响资本既定的增值——OK，那这份损失就必须由员工自己来承担，即，源源不断的罚款。
不止是印度，澳大利亚工人也在本月发出怒吼。
澳洲的三家大型快递公司的送货员曾计划在月底举行罢工运动，除非雇主解决他们在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争议。
后来逼得Linfox、GlobalExpress和Toll与员工达成原则性协议后，工会成员支持的全行业罢工运动才得以避免。
运输工人工会（TWU）正在推动其成员获得更好的工作保障，并限制澳大利亚企业惯用的“外包制”。
TWU表示，合同工的工资较低，这是雇主希望看到的，但长期雇员却面临更多的不安全感。
彼时，StarTrack和FedEx的员工已经举行了罢工活动。
TWU认为，在COVID-19大流行和封锁期间，企业从创纪录的配送需求中获利，这些企业最起码需要满足工会的要求。
工会全澳秘书长MichaelKaine声明中说：
根据业绩，这些公司应该是第一批提供工作安全保障和公平薪酬和条件的企业，以反映雇员在大流行期间的牺牲和努力。相反，他们把雇员推到了边缘，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合法的工业行动，在圣诞节需求激增之前打破僵局。
相比于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最引发全球工人、工会瞩目的，无疑是韩国快递员工的大抗议。
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韩国的快递员们就已处于过劳边缘。而随着疫情加剧，人们持续居家，网上购物的激增登时把快递员逼到了崩溃边缘。
2018年时，虽然总统文在寅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削减到52小时、以确保“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休息的权利”——但是，快递员竟然被排除在了协议之外。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日渐发达的物流产业，韩国民众戏称他们的国家为“送货国”，有时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饭菜送到营地、公园或家里，且订单起步价只有8美元。
韩国快递工会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21名快递员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而2015年至2019年韩国平均每年“只有”一到四名快递员死亡。
从2019年到2020年，韩国coupang公司的快递员及其仓库的工伤疾病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82起。
2021年6月9日时，韩国全国快递工会的2000多名成员就在首尔综合物流中心举行过总罢工决议大会，要求改变快递员的过劳工作环境。
一个月后，快递员们又在首尔市中心集会，以抗议过度工作造成的死亡。
这些无依无靠的快递小哥，在旷工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任何收入，且根据韩国的新冠卫生防疫条例，他们还有可能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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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我国同样把“外包制”、“众包制”、“超时罚款制”玩得炉火纯青的美团、饿了么，不禁要呵呵一笑了。
布雷弗曼说过：
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在上述印度的送餐员罢工事件中，当时全印度信息技术雇员联盟在向送餐工人表达声援时，就对《人民快讯》表达过观点：
信息技术工人生产并维护着最终被用来剥削零工工人的软件。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劳动被用作这种用途。我们特别要反对用于限制零工工人收入的算法操作。
钉钉、企业微信束缚着写字楼里的PPT纺织工，美团、饿了么、四通一达的收发记录仪监控着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的生命轨迹。
机器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并不是什么新潮道理，半个多世纪前，1960年我国就出版过一本《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里面就论述得明明白白：
只是，不出所料的，不论是作为雇佣方的快递公司，还是媒体们，去年对持续数月的快递罢工事件，均不约而同地在舆论上进行了灭火、冷处理。
尤其是2020年10月19日，圆通、中通、申通和百世四家快递公司竟然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开回应外界，称“罢工为不实消息”……
随后，“快递员罢工”的热搜在各大平台消失，删帖禁言更是数不胜数。
这就是我以前在微博说过的，相比于总是松散内讧的无产阶级，自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以来，人类社会最团结、最报团的恰恰向来都是资本家群体。
不由想起在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饰演的杜月笙，在面对码头工人的罢工事件时，鄙斥厌嫌地对汪寿华说：
（罢工者）有些人就不想让上海好！
是啊，这浮华盛世，双十一狂欢，全民沉醉消费主义的哄闹，你们这些快递员捣什么乱？扫兴不扫兴？不就欠你俩钱、让你夜以继日的加班、不停克扣你工资、用各种罚款压榨你收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用罢工来破坏双十一狂欢的热烈氛围嘛！
………
“不想让上海好”，这里的“好”，不过是那些占据统治与剥削高位的买办资本家的“好”，而非占上海全体人民九成以上的贫苦劳工的好。
“罢工”，并非现代人所创概念，早在公元前12世纪，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在位期间，皇家墓园的工人就发起过罢工，这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场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首次获得重视。
该事件后被详细记载在莎草纸上，藏于意大利都灵。
在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殖民市场的扩大，工人阶级被压榨的程度呈几何倍数增长，发达工业国家的罢工、游行、工会崛起更是成为时代一景，比如轰轰烈烈的英国卢德运动、美国芝加哥大罢工。
上世纪6、70年代，曾有一个叫“漫长的五月”的工人革命运动，受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法国五月风暴持续时间很短，但是意大利的革命持续了十年之久，从1968年到1978年，他们一直在提一个口号：
拒绝工作。
这曾经是新中国伟大的输出革命史。
今天我们“打工人”习以为常、资本家则日渐不提的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福利制度，哪一个不是历史上那些工人阶级用生命用鲜血换来的？
2020年5月份时，针对阅文压榨，职业写手圈曾爆发了“五五断更节”，但是当时都未能征得头部写手的支持——这部分人，我不惮冠之“工贼”之名。
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工人们选出一个代表去和资本家谈判，但这个代表屡屡在资本家的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作用下，轻易被收买……
这种人的存在，也会让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时时患有阻疾。
1982年，迎着某种“春风”，宪法完全取消了此前在1975年和1978年明确规定的“公民享有罢工自由权”的条款。
从此，罢工，不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权力与荣耀了，它成了破坏与没有大局观的表现………
比如在今天，仿佛争先恐后地狂欢购物、下单付款、遁身各个超级网红的直播间……才是生活浓烈积极的主题。
没有什么“困在系统里”，实质就是困在阶级压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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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在阶级压迫桎梏下的底层人们，在今天的生态下，往往会不由自主陷入的，便是我们屡见不鲜的「底层互搏」、「无产阶级内斗」……
恰如早就见怪不怪的外卖员与保安员的斗争。
除了本次青岛的惨剧，自外卖行业兴起以来此类事端就从未停歇过：
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是最为悲剧的一种社会事件门类，因为在我眼里，这就是「底层斗底层」。
再比如这样的事件：
同样是底层互搏，只不过这是一群力气大的底层欺负一个力气小的底层而已，其事件的性质和结局都是让人无语凝噎的。
我2021年9月在评论西安地铁“暴力拖拽”事件时也说过，现在业务外包即所谓“引入社会力量”，已经成了诸地方政府的惯性手段，从而也造就了今天基层官方每每出事时的三大甩锅神器：外包人员、临时工、盗号。
比如之前江苏联通侮辱岸英同志有处理结果和惩罚措施吗？呵呵
市容城管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也是一样，南通市大概是在2018年开始各区政府和街道均引入了外包机制，但外包的只是业务而绝不可是执法权，像今年3月时浙江省桐乡市就有一案，外包的城管人员身穿印有“市容巡查”制服，要求沿街药店撕掉玻璃窗上的店名标识、宣传语及防疫要求贴纸等，当药店工作人员对此提出质疑并要求其出示相关文件时，其中的某范姓执法人员竟然张口怒骂：“这是我们市政府的命令，如果你要反抗的话，格杀勿论！”
………最后虽然也是有道歉、相关处理，但很明显：外包机制漏洞非常大。
就说前年著名的西安地铁“扒衣门”，我查看了西安轨道交通公开的对外招聘，发现保安队伍的相关岗位要求非常低，属于绝对的低门槛职位。
而且，这种职位是没有编制的，连五险一金都不是绝对的承诺。
说它兼职也好，说临时工也罢，很多就是外包劳务公司与地铁方进行承包合作，比如陕西鑫武保安公司、陕西龙兴卫安保公司——总之，这样的招聘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个诉求：便宜。
一个与乘客面对面、直接参与到为乘客服务的一线岗位，可以在人员任用上这样草率吗？
如果招聘都这样草率，那么招聘进来之后的岗位培训、政治教育等必要环节，想必也是形式主义的。
因而，这样思索，那位西安地铁的保安大哥在情急之下、在害怕担责被领导骂或者扣工资的心情促使下，迸发出兽性般的执法状态，也就不难理解。
南通与买甘蔗老人发生激烈冲突的外聘城管，也是一个道理。
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却时时刻刻顶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所在公司领导与甲方即区政府领导的双重压力，看到一个“好欺负”的卖甘蔗老人，也就“格杀勿论”了。
外包机制诸多漏洞的背后，实质是基层政府与众多企业的懒政。
放纵政治素养缺失的第三方单位打着政府旗号“执法”，其引发的乱象，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抹黑，这该由谁来买单？
我想要说明和提醒的是，死死针对一个脾性失控的暴力执法的西安地铁保安或南通市容城管，这是没有用的，任何一种情绪犯罪的背后一定是有深因的，制度和环境可以深刻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影响一个人的状态。
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编制没有保障，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与剥削压榨——这时，当他遇到一个同样情绪失控的、“不听话”的乘客或老人，他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举动，这都是可以预见的……
说白了，打斗的双方都是一群“无产人”，何苦彼此伤害，进而在伤害的悲剧发生后，又引得网络上同样同是一群“无产人”为他们分为两派——或是女拳vs男拳、或是粉红党vs恨国党——得站队撕逼、互相挞伐呢？
内卷的时代，无产阶级不该内斗和伤害，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共同的阶级敌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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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次青岛的保安捅死外卖员的惨剧，一方承受着物业公司极其凶狠的盘剥（月工资2-3k，放一个外卖员进去罚50元），一方则面临着更复杂、恶毒、直接的资本压榨。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
“一里城是我们送外卖的噩梦之地。”外卖员何成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两单一里城的外卖单子。他说小区面积大，楼栋多，走进去就要很长时间，还要问路，加上小区楼房以二三十层的高层为主，又要等电梯，送一单外卖的时间在5-10分钟左右，很容易超时，如果骑车进去，“至少能省一半时间”。
对于外卖员来讲，时间对应着一系列的数字法则，而这背后直接指向的是他们的收入。
何成告诉本刊，每个月，一个专送骑手会有130多的基础服务分，送单多、有好评或者遇到恶劣天气都会加分，从0.1分到0.5分不等，有时还可能翻倍。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送单超时、客户给差评或是取消订单，则会扣分，分数是加分的许多倍。何成说，分数会随着单量实时更新，系统会依照分数评选出一至六星级骑手，每单给予0-0.49元的奖励。“要想增加星级，就得多跑。”
在一个一个数字制造的“壁垒”里，骑手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超时，何成一天能跑60-80单，“我跑20单才能加2分，但一单超时就扣掉了。”何成曾遇到过一次严重的超时，今年9月份的一天，青岛下大雨，系统派给他10个单子，好几个都不在同一个路线上，有几单他都超时了。他送过最晚的一单，已经超出预定送达时间20分钟时，他还没有到。顾客取消订单，何成被扣了几百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才300块钱。罗可也是李沧区的一名外卖员。他告诉本刊，每次送单，距离预定送达时间还有一分钟时，手机的外卖平台新系统会一秒一秒倒计时，他觉得自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震惊全网的环卫工人的电子手环：
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过19世纪英国的工厂：
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了资本家的特权。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常常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超时劳动，马克思有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其本质上生产了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资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是不够的，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自行增殖服务的人，才是生产工人。
加班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劳动契约的强征强收，它在本就处于生产资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环境里进一步压榨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资本家阶群，亦拉大了劳资双方的差距，从而使得话语权、议价权等也在潜移默化中日复一日地形成阶级之间的鸿沟。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英国的工厂到美国的“泰勒制”，乃至21世纪的全世界（包括中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科学管理”、“优化资源”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之美名。
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Nikil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指出：
从1980年代起，硅谷的办公室氛围被不断神话并被全美（乃至全球）视作榜样。在科技创业者们的刻意引导下，这种办公室氛围有意地挪用了斯坦福等大学的校园生活方式，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兄弟会般的氛围，这一切都在消解着旧有的——或者用硅谷人的话说，过时的——对工作和闲暇的区分。
这一切被包装为企业文化贩卖给员工，让员工相信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自由、自主又有创造性的工作，长久地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
与此同时，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在硅谷兴建包罗万象的园区，如校园般为员工提供包括免费食物、日托、医疗、健身在内的一切服务和生活便利——总有“工贼”认为这是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慷慨福利，但实际是变相“怂恿”员工花更多时间在办公室里工作，甚至将全部的个人生活都托付给公司。
电影《年会不能停》几乎无死角的将其演绎。
如今，这种企业文化也已蔓延至中国资本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资本家领袖胆敢公然侃侃而谈“996是福报”。
劳动日的长短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力量决定的，无产阶级曾经为了缩短劳动时间维持生存的权利，同资产阶级展开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从英国开始，随后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1866年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召开，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口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首次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在旧中国，我国无产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也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的工作目的决议。
1924年，中国共产党又把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年节、星期日的休假日以及限制童工年龄与工作时间，列为工人当时最低限度的要求。
在工人阶级坚持斗争下，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颁布限制劳动日的国家法律、将劳动日限制在一定的长度内。
工人阶级为争取缩短劳动日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斗争毕竟是一种经济斗争，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
无产者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今天的困境，正如列宁所言：
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无论有教养的人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个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专横势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当这种斗争减弱下去的时候，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开始被夺回去。
《劳动法》的漠视，“有关部门”的袖手旁观，让劳资对立永远只会产生同一个赢家。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谓一语中的：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但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
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资本与权力安然无恙，而底层则动辄彼此为战、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互搏。
在电影《年会不能停》中，为了高层赏赐的一份职级、一个位置、一次加薪的机会，无数员工没日没夜的内卷、加班、消耗、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最终的结果自然是肥了公司、苦了自己。
甚至电影都直白不讳地表露了高层玩弄戏耍底层的邪术：挑斗底层斗底层，无产者斗无产者……
一百年前，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什么要让工人、农民等广泛的被压迫群体“组织起来”？
恩格斯曾说：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需要看到，并不是在毛主席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工人等受剥削群体才出现的，现代工人阶级作为工业化与世界市场的产物，长久以来处于散落化的被侵犯状态。
在共产党人兴起群众革命之前，他们一直是分散的一盘散沙，没有组织、没有信仰、没有集合力。
高台上的人挥洒一点蝇头小利——或是碎银几两、或是芝麻大小的「权力」——就可以使之分化，孵育出工贼、忠犬、叛徒，最终让无产者陷入无穷的内斗、内耗、内卷。
直到历史等来了毛泽东，26岁的他在《湘江评论》高呼：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
从前的教育，是贵族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谋借，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整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老板的手中。
底层内斗，基层互搏，群众相争，放弃联合团结而走向彼此为难，从阶级向的角度而言，这是悲剧中的悲剧，胜过一切哀痛与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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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全景式呈现近十年来我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生态裂变之后（实际也是经济陷入存量博弈之后）内部愈发官僚化、浮夸化、反动化的第一部电影。
在《年会不能停》中，无意义的加班文化、无休止的内耗内卷、傻叉到无以复加的“互联网黑话”语言体系、难以根除的职场性骚扰、令人身心俱疲的勾心斗角、向日韩企业文化靠拢的渐趋森严的等级制度、让人叫苦不迭的“出事下属背锅、有功上司领奖”的潜规则……
这部电影几乎是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示了当今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环境里的全部恶性弊病。
而这所有弊病的病痛承受者，通常都是最底层的打工人即无产工人阶级。
电影中大部分场景都能使观众无限联想到今日中国的第一互联网财阀，比如“杰克马”的梗，比如年会使用巨大LED的屏幕（马云与蔡崇信有过一次公开场合就大屏幕预算的双簧式争论），比如全公司员工入职都要放弃自己的本命而另选一个工作名（阿里巴巴著名的“金庸花名册”）——无论是否有意为之，阿里确实如今所谓“大厂文化”的领头羊。
但就像电影演绎和诉说的那样，从传统的实业工厂到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从“大厂”到“大厂”，纵使再如何“转型、改革、变化”，也不应该拿工人开刀——如反派高管徐云峰那般冷血绘述：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总有人要掉落在铁轨上，给火车增加摩擦力。
由此，电影的另一条暗线——1998年国企解体/工人下岗也随之浮现，并痛斥了所谓“企业改革”血淋淋的真相：少数暴富者的鲸吞狂欢，而工人阶级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乃至，他们获得这份私有化财富的路径，也同样是卑劣的。
作为手握权势和资源的企业高管，徐云峰竟公然在零件生产上以次充好、妄图抹黑标准件厂工人们的手艺，以为他的裁员和“改革”铺平道路。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这与二十多年前“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且一戴就是半辈子，没有任何区别。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团结起来，停止内耗、内斗、内卷……这是诸多底层互搏愈发带给人的警醒，也是电影《年会不能停》某种角度上所贡献的启示。
影片中，胡建林不畏强权（徐云峰团伙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突破重重阻碍带领工友向全公司呈现阴谋真相、用尽气力捍卫工厂的生存前途与工人们的技术声誉——反而是那些看似优雅端庄、人模狗样、一尘不染的资本家及其胯下走狗们，其斯文败类、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之内核在镜头里被塑造得毫无遗留。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几近十年前大鹏的一部扑街作品（实质是张朝阳硬塞给他的回本任务）：《煎饼侠》，讲的也是一个“一群三脚猫也能拍出一部大电影”的励志故事；包括大鹏早年创作的短视频剧集《屌丝男士》，邀请的一众大腕明星与无厘头恶搞剧情的强烈反差，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精英星味儿的再解构、再戏谑呢？看似“低俗”，然而“让高高在上的明星们来演绎低俗”这本身就是一种滑稽戏式的讽刺。
《年会不能停》以不懂任何大型企业工作规矩和互联网知识的胡建林却能够惹得公司秩序大乱、全体员工对其马首是瞻的情节设计，对大厂企业内部看似先进有腔调的“互联网黑话”、阿谀奉承之术、职场行为规范等资本私有制下的滑稽群像，几乎通篇极尽之讽刺、嘲弄、戏谑、不屑……
正如片中胡健林那句朴实的反问：
“优化”，不是个好词吗？
这就是与底层共情、与生活接轨的艺术作品。
作为一部电影而言，《年会不能停》或许仍然是有瑕疵的，不论是节奏（最后的第三幕还是没能接住前两幕）还是主题（终究没能指向打工人真正的敌人，仍是由所谓“董事长”充当救世主，但这非主创所能左右，倒也不强人所难）都存在一定深度层面的偏差，但是就题材的突破来论，这部影片显然应当在影史立名。
多年后的研究者们在回溯中国互联网工业与新兴城市工人群体就业历史时，想必均不会漏过这部《年会不能停》作为相当分量的艺术佐证。
跋
文章的最后，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的话作为收尾吧：
与工人对立的已经不是个别官吏的个别不公道，而是国家政权本身的不公道。
这个政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置于自己庇护之下，并发布对这个阶级有利而大家都必须遵守的法令。这样，工厂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就必然变成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反对以资本剥削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斗争。
因此，工人的斗争就具有社会意义，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反对一切靠他人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斗争。
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
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
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应该向着这个最终目的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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