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
当时，企业工人也曾被委以重任，毛主席就曾亲自提拔陕西工人吴桂贤、天津工人孙健担任国家副总理。
现在来看，主席当年可谓高瞻远瞩，用意深远！
吴桂贤：像劳模一样拼命
图片吴桂贤
吴桂贤，陕西咸阳人。工人出身，就业于西北国棉一厂。
吴桂贤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因工作出色成为了厂里的模范人物，多次参加陕西和全国的劳模大会，她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扬传全国的。
1974年9月，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泽东把吴桂贤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1973年到1977年，她的工资一直是67.2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1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60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3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配备了20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风扇，她认为蛮好的，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返基层时，全部上缴给了办公厅。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
后来，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9月，十一大刚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1977年国庆前夕，在吴桂贤即将告别工作了四年多的国务院和部分老领导时，李先念热情地去找她，细细叮嘱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老工人，可千万不要跌倒爬不起来啊！”
1977年9月28日，回咸阳的当天早晨，吴桂贤就戴上了工作帽，系着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十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在经历四个年头的埋头苦干、勤奋工作后，她再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81年6月，吴桂贤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吴桂贤担任基层领导后，为西北国棉一厂“老机改造”、订购纺织机械，奔波于北京、天津、太原、青岛等地。为发展横向联合，她又随厂长一起到深圳、珠海、海口等地学习、考察。厂里的同志和亲戚朋友来看她，都埋怨她这么大年纪不该往外跑，吴桂贤说：“能为振兴一厂办成一件事，苦点累点，可我心里高兴。”
1988年，深圳外贸集团姚逸鸿先生决定合办一家纺织、印染、服装联合工厂。当时深圳市的一位领导干部带队到陕西考察人选，当听说吴桂贤在西北国棉一厂时便急切地问陕西方面有关领导：“能不能见见她？”
考察小组如愿以偿。当边参观边听这位当年的劳模、如今的企业管理者滔滔不绝地介绍情况时，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人选。他们请吴桂贤到深圳工作。吴桂贤说：“我五十岁了，又不是大学生，恐怕干不了。”他们说：“你有经验，我们要的就是你。”
当时，吴桂贤的爱人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在爱人的支持下，1988年8月，吴桂贤只身来到了深圳。
吴桂贤就职的单位是深圳对外贸易集团公司，家大业大摊子多。吴桂贤一到，就被派往公司与香港合资的纺织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参与公司的筹建和开业。
新创一个企业谈何容易，筹钱用物虽然不容易，但最难的还是科技人才和技术力量。为此，吴桂贤“杀”回陕西，在几家纺织、印染行业挑选了一批强兵勇将，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带回了近二百人。
像年轻时当劳模一样，吴桂贤依然精力充沛。有了任务，她还像过去一样不顾一切地拼命干。为了联系工作，她可以在陕西深圳之间3天打个来回。在她的努力下，纺织公司在纺织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建成后年创汇300万美元，产品产量、质量达标率一举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不但成为深圳的创税大户，还代表深圳参加了全国的创税大户代表会。
1993年7月，吴桂贤在企业红火之际激流勇退，要求回到贸易公司机关工作。后来，她对知己人说出知心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跟党走心里才踏实，精神才会充实愉快。在工会主席这个岗位上，吴桂贤又干了两年，直到1995年退休。
近些年来，吴桂贤和家人一直生活在深圳。退休后吴桂贤仍然很忙，频频应邀参加和出席深圳各界的社会公益活动，给深圳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印象。
孙健：从工人，到副总理，再到工人
图片孙健
自1951年来到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开始，孙健在广阔的时空背景走了一个轮回——从学徒工到班组长，从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科长到党委书记，从天津市抓工业的副书记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吩咐，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年轻却身居要职，他处处谨慎小心，从不张扬自己。可作为手中掌握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工业和交通两大块的副总理，他即使不张扬，即使处处谨慎小心，也必然是新闻是热点。当回忆起那段经历的时候，孙健说：“我必须老老实实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像什么钓鱼、打猎、游山逛水的事从不沾边。无论到哪儿去从来不要警车开道，安排了也要撤掉，没有这个必要。我自知是小马拉大车，水平不够……”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办公的环境比较宽敞，院子里有块空地，他觉得不种点什么有点冤，好不容易挤出点业余时间，便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聚到一起，教他们如何种白菜、茄子或者大葱、豆角什么的，并亲自做示范。工作人员暗自苦笑，但做起来却不敢有一丝马虎。
“四人帮”被捕后，孙健又在副总理的位置上干了两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指导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这本是他预料中的事情，他放下电话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
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这或许正应对了上边“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精神，最后经过有关方面的严格审查，答应了他“回天津”的要求。他回到家，很快便恢复了平民角色，全家亦一如既往地过起平静的日子。
工厂似乎可以说是孙健的图腾。作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去天津机械厂上班。刚到天津机械厂的时候，他去趟厕所，工人们也在背后议论：
“看见了吧，这就是当过副总理的孙健。”
“别看人家当过副总理，大小便却跟咱一样去咱工人的厕所，而不去党委的厕所。”
所谓“党委的厕所”设在厂办公楼里，有专人打扫，比厂区大院中谁来谁用的厕所要干净些。
在工厂里劳动了几年后，1985年初，上面终于来了精神，说可以适当安排孙健作为中层干部使用。那一年，天津市投资500多万美元，引进了德国一家摩托车公司的全套设备和全部的技术软件，并决定将摩托车心脏部位的发动机生产线放在天津机械厂。引进生产线需要新厂房，时间紧，任务重，且又是天津市的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厂长拍板决定，将这项重点工程的基建任务交给了孙健。
孙健接受任务后，首先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必须提前10分钟上班，晚10分钟下班。而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个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干脆吃住在厂里。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他丢掉了所有的心理负担，重新以兢兢业业的、最基层的业务员的姿态进入社会。那些日子里，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和区局等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和农村包工队，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一天从早忙到黑，手脚不闲”。
在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孙健干出了成绩，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87年初，天津机械厂召开一年一度的先进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除了像以往那样颁发荣誉证书以外，厂头儿决定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来点实物。奖品是毛毯。
表彰大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孙健就坐在大礼堂的前排。尽管开会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又被评为厂级先进，可当厂长念到他的名字时，他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同时感觉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的后背，直弄得他身后怪痒痒的。
是啊，当年任国务院抓工业、交通的副总理，今天却坐在老百姓的人堆儿里，而且还要走上台去接受厂长的颁奖，这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他从厂长手中接过奖品时，台下的工人为他鼓了好长一阵子掌，坐在大礼堂后面的一群工人甚至还站起来喊：“孙头儿，名副其实！”
1997年11月，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病逝。终年61岁。他逝世前的职位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
在吊唁期间，孙健的家属收到了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的“师傅”、老一代革命家谷牧和曾在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以私人名义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花篮，这给孙健的家属及其生前好友以极大的安慰……
在毛主席心中，人是无尊卑等级之分的，工作岗位是无高低贵贱区别的，因此选两个有能力有德行的工人当副总理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让工人真正地当家做主！
事实证明，毛主席并未看错人，从两人当副总理后的德行中，大家能看到了中国工人身上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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