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教育的价值何在？
对于乡村教育，当下各方多从公平的角度，讨论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问题。但无论国家做了多大努力以试图去留住乡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乡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流失的趋势并未减缓。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终止的恶性循环，因为无法找到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当问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县城或更大城市去读书，家长们给的最多的回答、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是：“城里的学校教育质量更好”。尤其是近10年私立学校的崛起以及其升学“神话”，让很多农村家长想方设法、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去私立学校，毕竟比起城市的高价学区房，私立学校几万块的学费，家里想想办法还是能够得着的。但当问乡村学校的校长时，校长却又无奈而悲愤地说：“优秀的生源都进城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城里学校的教育质量。”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去了很多地方，看到的现象都是，学生不断流向县市甚至省会城市，乡镇学校以及村小不断萎缩，甚至一些县城的学校也开始萎缩。最开始是高中，然后是初中、小学、幼儿园，就像一种慢性疾病的传染和恶化。在乡镇学校和村小看到得更多的是自我放弃的学生、无奈躺平的老师。仍留在乡村学校的学生，一般都是实在出不去的学生，也往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而留在乡村学校的老师，要么是实在调动不了的老师，要么是刚分配过来正努力往县市调动的老师。学生有一种自我暗示：我们是被剩下的学生；老师也有一种自我暗示：我们是被剩下的老师。这又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见得多了，听多了无奈地叹息，也不禁感叹：这也许就是历史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吧，乡村学校终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但又不禁想：如果乡村学校注定要消失，我们今天讨论乡村教育问题的指向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实现“公平”？这不禁让人进一步思考：发展乡村教育的意义何在？或更直接的，乡村学校的价值何在？我们到底要发展怎样的乡村学校？我们对乡村学校的期许是什么？乡村学校又应该是什么状态？
二、90年代我的乡村小学
我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上的小学，我的小学是典型的乡村小学。现在小学早已被拆除，但记忆却是深刻的。记忆中的小学如果用几个词概括的话，就是简陋、简单、乡气。整个学校是三排瓦房，前两排是教室，最后一排是老师食堂和住宿的地方。在第一排瓦房和第二排瓦房中间的空地上，有一个旗台和旗杆，一个水泥砌的水泥面的乒乓球台，一个木头做的双杠；上下课用的大铜铃挂在第二排房子的最中间的教室门口。记忆中学校窗户总有破的，多数时候是用塑料补起来的，于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早上去学校都要自带一截柴火木，然后在教室中间烧火堆，围圈烤火上课；记忆中我们总在垂涎老师用小了的粉笔头，可每个老师都有一个木制的粉笔盒，将粉笔随身携带并用到最后。我父亲是泥瓦匠，他说学校是他参与修起来的，后来他也总到学校去帮修修补补。
全校6个年级加一个幼稚班，每个年级一个班，全校就6、7名老师，再加一个做饭老头。做饭老头是校长的父亲，我们总到厨房的大水缸去喝水，他认识我们每个小孩以及我们的父母。不仅做饭老头如此，学校所有老师也都认识我们每个小孩以及我们的父母，他们都是民办教师，差不多都是我们本村的人。我的老师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奶奶，她教过我父亲，她既教语文又教算术，她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教我，我们所有的课程也就是语文和数学。
因为是民办教师，村里给学校分的有田有菜地。我们除了寒暑假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放农忙假，因为老师们也要回家农忙。放农忙假前或放农忙假后，学校老师会带领全校学生把学校的地给种或收了，插秧只需要高年级，收水稻则是高年级收、低年级在后面捡稻穗。学校的菜地，也是高年级按班分片负责种。然后农忙假中，学生们也会去老师家里帮老师干农活，有老师主动开口的，也有学生主动开口的，家长认为是应该的。除了全员劳动外，我们也经常会被分派一些“集资”任务，有时让带家里的空玻璃瓶，有时让带废塑料，还有时候让回家砍艾叶，或者采其它常见的某种草药，学校就是通过这样卖废品和草药来筹措资金，用来买买粉笔什么的。
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乡村小学对我、对我的家庭以及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它只是我儿时记忆的一部分，而通过这些记忆，我对我的小学以及小学生活的概括只有三个词：简陋、简单、乡气。
三、当下M镇的乡村学校
今年夏天在M镇的调研，让我对我曾经的乡村小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M镇常住人口约3.2万，23个行政村，全镇范围内却有11所幼儿园，7所完小，其中1所镇中心小学，6所村小，一所初级中学。每所村小覆盖3-4村，村里孩子就近上学，学生人数在200-400人不等。全镇有中小学生4千多名。这是难得一见的乡村教育体系还这么完备、这么“繁荣”的地方。
（一）家长
没有将孩子送到县里或市里读书，并不是这里的家长不重视教育，相反家长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当地人均不足5分地，家庭收入完全靠外出务工收入，外出务工多从事建筑和服务行业。为了管孩子，一般在孩子上小学的阶段，父母中的一人就会回村照顾孩子，有的照顾孩子的同时能在周边打点工，有的则不能就业，就专职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我们遇到了好几个放弃外面年薪二十多万的工作而回村照顾孩子的妈妈。村里很少有只读到初中或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无论怎样都至少让他们读个中职中专或高职高专。
他们很难将孩子带出去读书。一是打工地很难让孩子入学；二是即使孩子能入学，夫妻两个也需要有一个人不工作专职在家带小孩，与其在城里专职带小孩还不如回村专职带小孩，因为在村里的生活成本低很多。为什么不让爷爷奶奶去城里帮带小孩，然后夫妻两个上班？道理同上，多一个人上班的工资还不够一大家子在城市的生活成本。需要专职带小孩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家庭普遍生育二胎，夫妻两人很难边上班边兼顾孩子，而当地家庭普遍生育二胎则又与当地小孩多在本地就学有关，本地就学不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更节约了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
无法送孩子出去读书，但并不绝望。与其它地方只能留在乡村学校读书的家长和学生的自我放弃相比，M镇的家长们和学生们没有绝望，更没有自我放弃。他们相信学校和老师，也认可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这种认可甚至超过了学校客观上的教学水平。在我们的访谈中，有好几个村民都认为他们村所在村小的教学质量要好于镇中心小学，但当我们就此询问中心学校负责人时，他说实际上镇中心小学的教学质量要好于此学校。
家长对村小的这种信任与以下三点事实有关：一是当地学校的老师很认真负责，教学质量的确不错，M镇的教学质量在全县乡镇学校中排前几名；二是镇中心学校会在全镇范围内调配师资力量，且会倾向村小；三是当地县市的名高对乡镇的招生是配额制，且占比很大，学生的升学途径有保障，有在外读书的学生甚至会转回镇里上初中，因为在镇中学上县市名高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当地家长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因为是在镇上读书就考不上大学，普遍对孩子上大学抱有较高期望。
（二）老师
M镇的老师们是超负荷工作的。全镇所有学校都是缺老师的，老师不够的同时，在年龄结构上也不均衡，多在五十岁以上，全镇老师的平均年龄是43岁，年龄大的一般都是以前民办教师转正的老师，新分来的老师也一般都是当地人，至少是本县本市人，每个学校都有在当地聘请代课老师，每月1500元的工资，因为缺老师，即使代课老师也都承担班主任工作。不仅如此，小学从三年级往上，多数同学都是寄宿，在村小寄宿的同学尤其多，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家长接送不便或没人接送，以及孩子在家不好管理的问题，家长和老师都认为住校有利于学生的管理。而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住校的生活、学习等都主要靠班主任管理，并没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班主任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5天神经都是紧绷的，安全管理的压力尤其大。可以说，老师们的工作是超负荷的。
工作超负荷，却并不是缺乏意义的。老师工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作为老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二是当地的社会声誉机制；三是报考县市学校的激励。其中当地的社会声誉机制尤其重要，毕竟并不是所有老师天生就有强职业道德感和责任感，也并不是所有老师都想或者有机会报考县市的学校。在横向上，全镇同学科老师有密切交流，并有专门的“全域教研”，即全镇同学科、同年级的老师每两周有一次线下交流，主要是业务交流和业务培训。大家在一起会讨论、讨教教学技巧、教学难点等，也会议论谁认真负责、谁教学质量好等。学校与学校间会较劲，老师与老师间会较劲。“一走出去，说哪个老师班上考得好差，会很没脸”。相反，教得好的、教学认真的老师不仅会得到同行的好评，在镇上的社会评价也会很好。
在纵向上，大部分老师都住在镇上，而镇就是一个中心村，老师和家长们不能说都认识，但相隔的社会距离也就一个中间人。一次，一个犯错的孩子被叫到办公室，并让叫家长，办公室另一个老师看见了说：“这不是某某的孩子吗？我认识他爸，是个很讲道理的人。”然后孩子家长来了，让老师放心管教批评孩子，打都行，他们完全支持。大部分孩子的家庭情况，尤其是一些特殊家庭，老师们都很了解。学校要求老师每学期必须至少家访一次，初中则要求一学期两次家访，有特殊情况的重点关注学生则要多次家访。
我们发现家长在谈到老师家访时，是轻松愉悦的。“知道哪天老师要来家访，我们就等在家，孩子们会非常自觉地打扫卫生，整理屋子，在镜子前换了一件衣服又一件衣服，说要打扮漂亮一些让老师看。”在村庄内，家长们谈及老师时是尊敬的、感激的，对老师的教学态度和质量都比较认可，甚至因此，作为老师的访谈者我都受到了善待。正如一位校长说：“老师们大多数都是本地人，都对家乡充满感情，希望自己家乡的孩子有出息，自己脸上也有光。”
四、嵌入当地社会的乡村学校
虽然跨越了时空，但我当年的乡村小学与现在M镇的乡村学校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是嵌入于当地社会的。我的乡村小学，从学校的建设、老师的来源、学生的来源、学校的运转费用都是来自村庄；不仅如此，老师的生产生活、社会关系，学校的运转节奏与社会关系，都深嵌于村庄，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像一棵扎根在村口的大榕树，其根延伸于村庄的泥土之下，从村庄中汲取营养，而榕树下，荫庇的是村庄的孩子们，所寄托的是村民的希望。
现在再回头去看，当年的村小集全村之力，以极低的成本得以运转，不仅为当时家庭普遍贫困的农民子弟提供了获得教育的机会，更给予了在泥土中挣扎的农民家庭精神上的寄托和希望，即“跳出农门”的期翼。对于村民和村庄，村小是精神上的神圣之地。也正是在这种嵌入性和精神意义上的重要性，为当时的民办教师们提供了职业神圣感和意义感。
M镇的乡村学校则是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嵌入，虽然不是靠村庄供养，也不是在某一村庄内，但在镇域范围内，其是嵌入于当地社会的，虽不是如村庄般的熟人社会，却也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来自当地，老师和家长比较熟悉，相互间能形成一定的信任关系，老师和家长同处于一个社会舆论和评价场并受其约束或激励。学校依靠社会的支持和信任，而学校较好地运行也对当地社会生活生态的维系意义重大。
当地大多数家庭的家庭年纯收入在5-7万，即家庭中一个或两个劳动力的务工收入扣除在外、在家的生活费后的年剩余，这是在没有遭遇失业、重大疾病的情况下的剩余，也没有家庭教育开支情况下的剩余。如果不需要进城买房、不需要进城陪读，这样的收入能让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生活有很大的回转余地，比如可以承担让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在当地上低工资的班，甚至不上班以照顾孩子和老人，可以让家里的老人不用在外务工而回村养老，可以应对老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突发重病，可以为孩子以后上大学存钱，为自己存养老存钱等等。
这也是我们在M镇能看到以下农民生活状态的原因所在：收入不高，但生活并不艰难、不焦虑；老人养老状态较好，没有为儿子买房的压力和焦虑；年轻夫妇并没有教育焦虑和压力，也没有教育绝望和自弃，并普遍生育两个小孩。而M镇的乡村教育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生态中扮演的就是稳定器的角色。
五、再问乡村教育的价值
发展好的乡村教育并不是为了或仅仅是为了能让农村的孩子有学上、为了推进城乡教育的公平性。好的乡村教育是形成健康农村生活生态的重要一环，如果说乡村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那么好的乡村教育就是这个稳定器中的“定海神针”。农村是一个社会体系，是一个生活生态，当下这种生活生态正在恶化，其中乡村教育的衰退是这种生态恶化的表现，也是重要原因。当把教育从农村的生活生态中拔出，使其移入城市的时候，移走的并不仅仅是农村社会功能体系中的教育功能，而是拔掉了农村社会的“定海神针”，产生的可能是整体体系的崩溃。
拔掉了“榕树”并不仅仅是让村庄失去了对孩子的荫庇，更重要的是“榕树”被拔掉后的“空洞”联结的是城市的房地产，教育城镇化的本质是教育房地产化。尤其是在城市教育高度内卷的背景下，这个“空洞”最终形成了漩涡，吸走了农民家庭的钱、农民家庭的人，以及农村的精神气，毕竟孩子是整个家庭的重心和希望，而教育又是孩子的重心和希望，家庭的所有资源都围绕着孩子的教育被动员和调配。教育入城，尤其是教育的入城需要房子这个“门票”的时候，这种对农村资源的吸取和对农村生活生态的破坏就尤为严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M镇的农民也需要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只有进城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升学机会，M镇的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会是什么样？当然是如其他很多地方的农民家庭一样，借款买房或者出昂贵的学费读私立，然后家里就需要有人去城里陪读，这样，家里的所有劳动力包括老龄劳动力都必须被动员起来，到处奔波拼命挣钱，还借债、还房贷、供养陪读人员和孩子在城市的生活，这是一种紧绷的生活状态，经不起一丁点的打击和风险，不能失业、不能生病、不能安然养老……。
好老师走了，所以好学生要走，好学生走了，所以好老师要走，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先走的，这个恶性循环、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似乎无解。但M镇不是解了么？虽然并没能解决所有问题，仍有很多年轻老师想考进城，但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M镇能维持这样好的乡村教育体系，已算是成功且值得借鉴。其成功的经验至少有三点：一是直接分配大比例的“名高”录取名额，该县最好高中的80%的招生名额都分配给了各乡镇初中。这并不影响优秀人才的选拔，其选拔出来的就是每个镇前10%的优秀学生，这比按分数筛选可能更具准确性，毕竟分数可通过无限“刷题”提高，至少从该县市每年不错的高考成果没看出副作用。二是激励乡村老师报考县市学校的同时又严格控制报考名额。每年分配给乡镇很少的报考名额（不是录取名额是报考名额），只有教学非常优秀的老师才有可能能报考，全镇按考核评分排序推荐报考人。三是在镇域范围内统筹调配资源、并通过统一管理以及各种组织化方式形成好的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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