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皮村是位于北京东部的城边村。靠近首都机场，比起忙碌的飞机，居住在那里的工友以自己的手与眼，血和泪见证了首都的开发和功能疏解，和他们自己的来来去去。改革开放以来，大江南北的高楼大厦背后是数亿进城务工的新工人，绝大多数都无法留在铸以自身血汗的城市。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他们曾经来过、工作过、悲欢离合过、兴观群怨过的见证。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成立对外开放，2023年5月20日终因拆迁，宣布暂时告别。（请阅读博物馆自己的声音：
这是真正的博物馆，是生活的悄悄话而非保险柜和冰箱。在这里展出的不是文物，也不是狭义审美空间里的艺术，而是打工者的暂住证和烧烤架，是女工与劳工机构的故事，是讨薪指南与工厂火灾前寄出的最后家书。这些日常之物并不寻常，是工友们能亲切照近自己喜怒哀乐的后视镜，也是学者和记者们问题意识的转向灯，毕竟，那里是一条许多人走过但更多人知道却甚少注意过的路。暂时停下的博物馆也让更多朋友意识到了这条路从未停止。与皮村打工博物馆告别的几天，有工友取回了自己的物品，让它们重新嵌入生活，更多的展品也在属于北京的颠沛中打包、转移、重新抖落着自己的故事。
小结征集了几篇朋友再访打工博物馆的手记，有看展的后反思，有皮村的穿行和工友的听闻，也有触摸展品，让它们重归生活的指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投稿。
皮村入口的大门修得很现代，门上有一串英文：“WELCOMEtoPICUN”。俨然一副艺术园区的作派。但进去之后会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打工者聚居的城中村，平楼一栋挨着一栋，十分密集。相比于北京城内的肃穆，这里活力蓬勃，狭窄的巷子里人潮涌动。一荤一素的自选盒饭，油大，很下饭。傍晚七点，十多个人从面包车里钻出来，十多个接夜班的又钻进去。
村里面包店的老板问我们来这边干什么，我们说来看打工博物馆，他说：“哦哦，那片地方呀，要拆了吗？我们这边的小孩子平时没事都喜欢跑到那边玩。”
穿过喧闹的商业街，就到了这片静僻的区域。一栋平房的门上横挂着“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木质牌匾。博物馆的空间不大，只有三十多平米，但展品却有泰山之重，因为它们所承载的是亿万农民工的血泪。
博物馆于2008年五一劳动节开幕，当时向全国征集了反映第一代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展品。几幅残肢断指的绘画，暴露了珠三角曾经每年3万宗工伤断指的血淋淋事实。旁边陈列的是致丽玩具厂女工秦梅的家书。信中，她向爸妈道歉，因为厂里天天加班到十一点，她连写信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她那个月的工资是三百五十块，寄回家了四百块，嘱托爸爸收到钱后及时给她回信并还给欠三叔的一百块。文末，她真情流露：“请爸妈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但万万没想到，她年轻的生命竟然在四个月后就被无情的大火所吞没。
除了要忍受恶劣的劳动环境以外，农民工常常面临欠薪的威胁。“一半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个情况要到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才有明显地改善。第一代农民工曾经被污名为“盲流”，他们打造了华丽的城市，却会因未找到工作或被厂里辞退失去暂住证，而被送进收容站或被遣返回农村，直到“孙志刚”事件的发生才使收容遣散制度走向历史。
但农民工并没有屈服于苦难的压迫，他们也展示出工人的力量。2010年震惊中外的富士康18连跳事件中，田玉是两名幸存者中的其中一位。出院后三个月的她仍困于家中不愿出门，害怕被人看到自己残废。后来，作家曹征路老师协同其他热心人士，耐心地开导她，并鼓励她学做手工拖鞋，又帮助她在网上销售。随着她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她终于面对摄像机，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经历，成为了纪录片《飞升》中的女主角。当主流媒体指责自杀工人“心理素质脆弱”时，田玉道出了世界工厂工人“无法获得劳动尊严与茫然无助的感受”。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里近两千多件的展品都在合声诉说着改革开放后劳动者受压迫及反抗的经历。对于参观者来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不可抹去的记忆。而对于劳动者来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博物馆，不仅体现对劳动尊严的认可，更有了激励工人运动继往开来的契机。打工博物馆虽然将成为历史，但这一定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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