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联盟
本文继续上一篇文章《保卫<劳动合同法>》最后抛出的话题深入分析，还没有读过上一篇文章的朋友建议先读一遍。上文最后的话题是：劳动者为什么需要团结起来?劳动者为什么还不能团结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宣言》中振聋发聩的口号，指导了二百年的共产主义斗争史。这个不用深入分析了，去凝聚集体的力量，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能够制衡资本家的唯一选择。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大团结还遥遥无期，资本家们早就联合起来了。
2020年底，包括了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吉利等公司的30余家大公司联合成立所谓的“HR联盟”，这些公司的CHO或者是HRD(均是人力资源总监缩写)订立攻守同盟。根据他们的公开声明，HR联盟即将打造“最具使命感、凝聚力、生长力的人力资源共享赋能平台，要打造热带雨林式的人才发展新生态”。虽然说的冠冕堂皇，有网友评论认为，所谓的HR联盟不过是互联网大厂共享“离职黑名单”，对业内的“刺头”信息互通有无，一如一百年前资本家联合封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同时HR联盟中薪资、绩效公开透明，让劳动者完全丧失了跳槽时的议价权，让博弈的天平完全倾斜于公司。
无论是HR联盟，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诸多理论，都是资本家分化劳动者的种种措施，他们通过所谓的“科学管理”“绩效考核”分化瓦解了无产阶级内部关系，并选取看门犬和工贼执行他们的意志，通过“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方法，让劳动者之间关系从“无产阶级兄弟”变成了囚徒困境，变成了相互猜忌相互抵制才能让自己有出路。下面我就详细地分析无产阶级内部是如何被分化瓦解的。
(二)人力资源假说
2019年，华为HR胡玲实名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帖，内容直指部分HR领导、绩效考核政策以及华为的企业文化。其中一些言论发人深省：“奉劝各位兄弟，不要相信HR，他们没有诚信”“激励原则讲不清楚、绩效原则讲不清、退出原则讲不清，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有谁对HR体系进行监督?有谁对HR的专业性进行评估?在绩效评价中HR说谁平庸谁就平庸?”。这位胡玲同志明显是一位好人，但她做不了一名“好”HR，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矛盾所在HR是一种去人格化的工作，一个对公司来说“好的”HR不能是人，只能是公司的看门犬。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当代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基石——“人力资源假设”：即公司内部雇员和雇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即便有冲突，也是小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来消除掉。因此，依靠工会来代表广大劳动者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劳动者的权益HR可以解决嘛。同时，“人力资源假设”认为公司内部是一个整体，与公司唯一存在冲突的，就是竞争对手公司。下面我们继续详细谈一谈这一理论。
其实这一套理论的根基非常恶毒——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解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是二元对立的，资本之所以称为“资本”，或者说资本最显著的特性，集中展现于它的增殖、积累、再生产——资本循环阶段。资本的原始积累靠的是羊吃人、掠夺全球殖民地;而资本的积累则是靠的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一旦剩余价值不存在，那么资本也就无从增殖、积累可谈，自然也就称不得“资本”。所以按照马克思的学术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注定是二元对立的，是一方剥削一方、一方压迫一方的存在，这是政治经济学说的基石。
而我们看到“人力资源假设”则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基石——劳动者和资本家也是可以手拉手相亲相爱的啊，我们怎么能是二元对立的呢，我们是兄弟啊!公司的蛋糕做大了不也有你们一份吗?你还能享有996这种福报，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过时不是吗?这两种理论的较量其实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较量。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劳动者和资方的对立真的已经被消除了吗?至于“人力资源假说”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用实践来检验的。我们就从人力资源管理的从业者所展示的特质来看起。我们继续用胡玲在实名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研发兄弟们对不起，我尽力了》一文举例。
据帖子介绍，胡玲本身是工程师出身，对工程师工作的辛劳程度能够感同身受，她只是想切实解决同事的问题。而胡玲从研发工程师那里收集了一些问题后，她的领导杨瑞峰却说“应该看看反馈问题的人是谁，天天有时间在这琢磨班车食堂的，清退了算了”。胡玲帖子中所反映的问题都非常有代表性，比如研发一个月加班160多小时，有的甚至带病加班，但被人力资源领导认为是“划水”。说白了就是不想承认别人的工作绩效。
胡玲还指责杨瑞锋对于她和员工沟通的内部沟通系统账号密码、访谈记录以及名单却有很大兴趣。但是杨瑞锋“动不动就清退”员工，胡玲觉得如果交出去保不准会有研发同事被“穿小鞋”。据胡玲说，为了保护员工隐私，她被逼到19楼楼道边哭边给大领导发邮件，说自己即使辞职也不会交。同时真实反映员工诉求的调查也被叫停。所以诸多的事实摆在这里，“人力资源假说”所提出的猜想还靠谱吗?人力资源工作者自己都不信啊，胡玲在文章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奉劝各位兄弟，不要相信HR，他们没有诚信”!
为什么胡玲的实名发帖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她所诉说的种种问题不是个例，而是众多公司的共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会引起广泛共情。相信几乎每一个职场人士，都会说出许多自己与HR的恩恩怨怨。
胡玲洋洋洒洒这篇文章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很好地总结：“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她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却做不了一个好的HR，如此巨大的荒谬恰恰证明了“人力资源假说”的破产。
但是破产归破产，劳动者们依然受到这个枷锁的奴役，毫无办法，就是因为这一整套体系过于牢固，完全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让“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重复上演。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绩效考核体系。
(三)曾经工头的鞭子，现在叫绩效考核
2019年11月23日，网易前员工发表文章《网易裁员，让保安把身患绝症的我赶出公司。我在网易亲身经历的噩梦!》，一时间舆论掀起轩然大波。
11月25日网易就暴力裁员事件发布道歉信，其中指出：“今年3月底，这位前同事的主管因绩效原因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文章展示的‘业绩排名’，实际为工作量排名，不完全反映工作质量。经复核，其绩效确不合格。此时，该主管并没有充分尽责地了解其患病情况。”
这段话非常有趣，首先等于间接承认了患病员工文章中“11月份我的业绩排名在组内7人中排名第2，12月份在组内6人中排名第2，而我负责的功能bug率为全组最低。即便确诊后病情严重期，我的排名也基本稳定第2名。”是真实情况。
但是，网易又辩称“业绩不等于工作质量”，我们姑且相信这说法是真的——也就是说该员工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强行刷到了全组第二的工作量，但是工作质量不合格、不达标，所以我们开除他是理所应当。但是空口无凭如何判断工作质量呢，该员工可是有切实证据的硬指标——bug率为全组最低，你公司空口无凭就说质量不行呗?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绩效考核”最大的命门在哪里呢——解释权归公司所有。也就是说当公司想用“绩效考核”这个制度笞杖徒流劳动者的时候，劳动者往往无能为力，这是在现代管理学概念下公司最有力的紧箍咒。
2019年10月25日，就在网易暴力裁员与“华为251”事件之前，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悲剧：一位被环卫站开除的环卫工人在自己的寓所中孤独地去世。根据搜狐新闻的报道：环卫工人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根据网站尖椒部落的后续挖掘：环卫站《员工守则》中关于扣分细则规定多达44条，扣分规定“细致入微”到工人的衣着、保洁工具的摆放、在岗位上休息等，扣分分值1分至10分不等。环卫站《绩效考核办法》规定，扣除1分扣50元绩效奖。扣分，被环卫站制定的《员工守则》以“作业规范”、“劳动纪律”的名义正当化了。
文章继续指出，在悲剧发生的余有德所在的长兴街环卫站中：在路边略作休息要被扣分;上个厕所离岗10分钟要被扣分;岗位太长把落叶扫到路边等机械车，要被扣分。神奇的是，捡废品也会被扣分，环卫工人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回收“废品”又有何过错呢?一位工作了5年的工友说，曾经捡废品被质检员发现，她索性把废品丢掉，说：“我不要废品了!”即使这样，还是被扣分了。”一位厕所环卫工人曾控诉扣分的霸道：“这些扣分，是巡查员拼命寻找各种理由来压制性、惩罚性扣分，刁难我们。
“环卫工人反映，垃圾桶太满要扣分，不够满也要扣分，垃圾桶里的垃圾一定保持与盖沿同等高度。这样的作业要求根本就不能实现，因为隔夜的垃圾总会下沉，总会腾出空间。而且，这样的作业要求真的是为实现保洁工作高效、整洁、有序而设的吗?”——《尖椒部落：被“以罚代管”的制度杀死的环卫工》
2020年，《人物》杂志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爆网络。文章中详细介绍的用来“困住”外卖旗手的系统，可以说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无非都是科学管理、血汗工厂、绩效考核那一套本质。只不过曾经“人”制定的绩效考核制度，变成了更为冷血的“系统”与“算法”，曾经温情脉脉的面纱都不要了，直接把剥削的“进度条”拉到了极致。
资本凭借其优势地位，成功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骑手，本应反思大公司吃人吸血的问题，然而终究还是上演了“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四)为什么?怎么办?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家通过“障眼法”把赤裸裸的剥削变成了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制度”，并以此分化与瓦解无产阶级，提拔了一批看门犬与工贼去执行他们的意志，并且让普通劳动者陷入了“囚徒困境”的死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新把戏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资本主义并不是自发自觉的变聪明了，而是不断被动地进化与改进自己——这些是对于后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一个结果。
区别于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生产，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原子化”。大卫·哈维就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务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美国雇佣劳动力最多的企业是通用、福特和美国钢铁公司。但今天这些企业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和沃尔玛。那时，工厂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今天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据统计，每七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人是自由职业。美国《福布斯》杂志也预测，到2020年，50%的人将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1995年以来，英国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均为“非标准”就业岗位——通俗点讲就是“临时工”。经济学家认为，未来是经济社会中，“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将越来越大，并最终超过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主流。
曾经，工业化流水线大生产的时代，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密切的纽带，很容易就团结起来。那个时候工人们吃穿住行娱乐都是在一起的，因为社会生产力和他们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脱离这个群体，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体宿舍。90后可能还有这样的记忆：国企大厂、前场后院、子弟幼儿园和小学、工人文化宫，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孩子们都是随便串门随便去别人家吃个饭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商业化的小区，市场化的教育机构，邻居之间谁也不认识谁，周末就是去购物中心四五层的儿童区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我跟许多朋友都探讨过这类问题，我们90初这一代人其实是赶上了集体主义的尾巴、计划经济最后的余晖：小的时候上的都是子弟幼儿园，住的都是大院，邻里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从父母到孩子关系都非常熟络，谁家里有事一院子的人都能帮忙照应。我印象中我们家就日常接待因为种种原因父母不能回家做午饭的小朋友，有的爸妈经常出差的孩子那真的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但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趋势是，我跟95后们聊这个话题，他们基本都没有类似的概念了，他们的主要成长年代住房商品化等一系列改革已经完成，他们完全是一种“商业化的成长模式了”。
跟现在的劳动者们说一说，什么叫“中午回家做饭顺便午休一下”的生活?完全无法想象。同样，生产工作模式也发生了“隔离劳动者连接”式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足以支撑他们点外卖、租单间，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没有交流，只有交水电费的时候合租群里才会有人说话;周末抱着个电脑刷一天的剧，基本没有与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个格子间中，可能连同事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个微信昵称。这样的原子化工作与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团结起来”的基础。
原子化的背后就是宏观叙事的消解。宏观叙事，又称权威叙事：曾经我们的课本是宏观叙事，CCTV是宏观叙事，人民日报是宏观叙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宏观叙事，“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宏观叙事，但是很明显现在的年轻人们不信这些了。他们首先信的是自己的表达，其次信的是自己混的亚文化圈子里的判断。
同时，还有一系列“配套设施”：杀人、诛心。消费主义陷阱、工作中幻象的塑造、让劳动者甘于996的管理话术、北上广深虚无缥缈的上升渠道、后福特制中的隐形剥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当今资本主义最先进的“精神奴役”的方式。
消费主义让你有了一个伪阶级晋升感，新型管理学让你有了一种从事高级自由劳动的“白领式优越感”，廉价的精神鸦片可以很好地填补生产工作与贫穷无法带给劳动者的精神慰藉。这些伪自由感、伪平等感、伪阶级晋升感和廉价的满足感，就是新时代无产阶级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这些大山更加高耸、更加隐蔽、更加牢不可破。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原子化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导致劳动者丧失革命理想、抗争动力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马尔库塞。
怎么办?这是一个有些绝望的事实：至今没有人能说明白后现代社会无产阶级应该怎么办，没有人真正实践出切实有效的方法论，所有人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在迷茫中徘徊。
曾经的无产阶级运动从占领工厂、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进而建设根据地、建立政权。而在当代我们许多生产实践已经脱离了大工厂或土地，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完成的，比如外卖员送货、快递员送餐。哈维基于此提出了“空间解放”的理念，要求把革命实践融入进生活空间中，从空间解放推动政治解放，再由政治解放反过来促进空间解放。
有一个实践的例子来源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墨西哥左翼组织Los Panchos直接带领人民进军了一块荒地，并建造起了上千栋房屋，这是真真正正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把伊斯塔帕拉帕里建成了南泥湾。这一组织的负责人恩里克在一次集会的演讲中说到：“在墨西哥，你可以买卖任何东西，但是当住房成为一种商品以后，穷人负担不起这个基本要素。在这个城市，土地被开发人员建筑楼房，致使在这居住和工作的人都无法承担住房的价格。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组织在一起。”
在房屋建成后，当地居民还建立起了菜园、养殖场、医院、育儿场所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更厉害的是还建立起了安全委员会，用来维护本地治安、抵御防暴警察的驱逐和黑帮骚扰。这一模式迅速在墨西哥生根发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墨西哥各城市先后建立起了十个类似的自建社区，让9000余人有了自己的住所，更顺带解决了底层贫民的工作、教育、医疗等基本需求。正所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然而大卫·哈维的“城市反抗”理念仅仅只包含了雏形，实践过程中困难重重。哈维自己也承认，共产主义理论四十年来都没有突破，于是他大声疾呼：“左派再不思考自己的理论与战术就晚了”。这一理论虽然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实践可能性，但是总比没有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世界各地人民的实践，都将成为人类进步的宝贵经验，要不断试错不断修改，才能有更先进更完备的理论诞生。就像瓦特在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法国已经有过上百款不同种类的蒸汽机了。要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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