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八小时制”不是天理，而是工人长期运动争取的产物。他的思想来自“空想社会主义”，最早雏形是“八小时制”，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倡议，首提“八小时工作制”，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得到了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颁布《关于8小时工作制》法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五天八小时制”又被提了出来，我国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步推广。
今天，“五天八小时制”不仅是一项制度，更是一个天理。
然而这个天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遭受侵蚀，不仅“五天八小时制”不能遵守，甚至“八小时工作制”也不能保证，许多行业和工种的劳动强度超过周72小时，严重的社会倒退。这个问题的关注当然不是始于今天，只不过两年前一张嘴上的“996”再次将这个问题发酵罢了；然而何去何从？两年后又没了下文，今天这个问题再次摆在社会面前，最高法和人社部再提“996”工作制，称其“严重违反劳动法规”。
然而“谈判桌上一万句，不如轰炸机抖动一下翅膀”，口号之余我们不得不看到另外一个事实，政府职能的缺位，当然不能说他是“不作为”，我以为很可能是“昏头昏脑”所为！
在这个领域，政府职能长期缺位。比如我国的《劳动法》看上去与时俱进、一再更新，但其立法思想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重要概念还是转型时期甚至计划经济时期的，比如只有“加班”或“加班加点”概念，从未有过“劳动分割”的概念――简单来说：“加班加点”是个器物概念，而“劳动分割”是个社会概念，两个概念之间存在道器之辩。比如资本力量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进一步挖掘和提高生产效率，不需要“加班加点”之类既可达到，他们宁可为此提高劳动者报酬也不愿用此技术惠及整个社会――比如多多雇佣劳动者、让劳动者较好休息等。因此应该超越“加班加点”概念，而是用“劳动分割”去涵盖他，以此曝露和避免生产率提高而整个社会反而进一步贫困的怪象。
一手术医生5点下班，4:30来一患者急需手术，手术连续做了三个小时，那么后面这两个半小时算加班呢？还是怎么说？或以为就是“加班”或“加点”吧？“加班”或“加点”是建立在计时工资制基础上的，除了计时工资制之外还有计件工资制，事实上情况相当复杂，除了这两种工资制外还有更多介于两者之间的工资形式，比如“承包工资”、“项目工资”、“合伙分成”等等，很多情况下既可往这儿“套”，也可往那儿“挪”；以这一例子而言，如果该医院实行的是计时工资制，那么这两个半小时就算加班，如果计件工资制，那么就得按计件分成算。
法律应该建立在公平执法上，整个社会没有统一的说法，根本就不可能公平执法。如果同一例发生在两所医院，他们分别执行计时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或者其他更复杂的工资制度），如果同时投诉，是统一执法呢还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工资制度区别执法？
眼皮底下的一个事实：全国执法机构串通一气似的“拒绝”受理劳动争议案件，依现行体制，这类案件适用劳动仲裁制度，可是各级法院想尽办法回避仲裁，尽可能让他们去“调解”。狗屁都知道“调解”是个什么东西，十件调解案中九件是劳动者明吃亏的。
并不是全国法院系统串通一气使坏，实在没办法，执法基础混乱。所以如此，缺乏一个比“加班加点”更上位的概念“劳动分割”，随着信息化和网络经济，这个问题愈益严重。比如许多行业或工种已无须固定场所，也不再工作时间概念，在家或任何地方都可，手机待机就算工作状态，没有更上位的“劳动分割”，仅靠几十年前的《劳动法》去规范，已不再有效。
谁都知道“资本逐利”，可“劳动分割”涉及复杂技术，各行业不同，各工种不同，千变万化，没有社会参与的技术屁都不是一个，航天工程师坠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生存能力比当地野人都不如。这类复杂技术之所以可能达成全社会一致，他是“博弈”的产物，是比复杂技术更复杂的“技术”。比如欧美国家他们存在四个社会实体：政府、资方（资本方和管理者）、劳动者（工会为代表）、其他社会实体（媒体舆论、教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劳动分割”技术在资方和劳动者之间博弈，其他社会机构参与下逐渐达成，趋于完善，共同接受，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不可或缺，正是因为他的存在而使双方博弈可以建立，社会参与成为可能；
这类技术必须通过博弈而产生，也只有通过博弈而趋完善，而中国情况不同，这层关系中只有政府和资方在，工会名义存在其实只是个俱乐部，只管福利事宜的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也只是个“花瓶”；如果政府不为，那么这类技术永远不可能产生。我国的政府正是在这儿“不作为”，几十年来就靠“加班加点”去规范复杂的劳动事项，而这纯粹就是计划经济时代“计时工资制”的产物。
于是奇怪的现象一再上演，每遇社会热点，只能靠社会舆论去“执法”，甚至专门职能机构如最高法和人社部，也都口号式的“严重违反劳动法规”，具体案件上，甚至不能推动哪怕一件案件的落实，还得寄希望于“调解”，风头一过、舆论一歇，一切照常依旧。
没有博弈，你永远斗不过资本，也许你斗败过一个资本，哪怕一群资本，可资本他是个阶级。只有博弈――从个别到阶级整体之间的，劳动者至少可以赢得机会；缺了个别到阶级整体之间的博弈，你名义上斗败了哪个资本，也许要付出全体劳动者更大的利益。
这个更大付出，劳动者可能观察不到，因为资本作为一个阶级整体，他们腾挪辗转的手法和空间比你想像的大得多，“丢卒保车”是这个阶级的生存法则；也许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后来，也就眼前就事论事，比如大家也许不该忘了罪恶的《劳务派遣制度》产生的教训吧，当时首推的还大都是国营单位呢，并且还是政府强推――我至今还保存一大摞当时的文件，今天看来句句锥心，比如“让企业一心一意用在生产上”。他的产生当时看似有某些“积极”作用，缓解了劳动与用工的矛盾，部分行业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企业也可“一心一意”用在生产上，可是这个制度全面推广，劳动者整体利益遭受侵蚀。今天已没人怀疑该项制度的罪恶，是政府的一项“昏头昏脑”作为，但一切为时已晚，没有巨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纠正的。
中国的劳动者（工会组织）一定会走到历史前沿，但是当下之急，政府职能千万不可缺位，更不可“昏头昏脑”作为，不能“一心一意”用在生产上，而要全心全意为劳动者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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