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到了，邵新银回河北老家捡栗子去了。
而在北京，在重庆，在全国各地，一群年轻人正从老一辈公益律师们手中接下最后一棒，在群里热烈讨论邵新银的案件，讨论骑手的劳动保护，讨论我们国家的未来。
第二棒
「我从一开始接到案件材料，就预感到会输。」
对我们这样说的人叫王恩慧，邵新银在重庆的诉讼代理律师。在这场漫长而波折的法律援助接力中，他是第二棒。
第一棒的终点是2020年8月份。通过致诚的法律援助，饿了么专送骑手邵新银在北京提起劳动仲裁，确认了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得知结果时，邵新银兴高采烈，只要迪亚斯公司15天之内没有向法院起诉，他就能拿着这份生效裁决申请工伤认定。
然而就在大约一周之后，迪亚斯公司向法院提起了一审，要求确认其与邵新银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起诉地并不是北京，而是公司的注册地，重庆。
「我看到之后就傻了」，邵新银回忆起当初收到迪亚斯公司重庆起诉通知时的场景。那几夜，他辗转难眠。一边是高昂的路费成本，另一边是急需的工伤赔偿，中间隔着1752公里的山山水水。「我没去过重庆，也没出过庭」，原本以为历时一年多的漫长煎熬终于到了尽头，没想到一切又转为未知，从零开始。
由于诉讼成本过高，致诚的法律援助原则上不办理异地案件。「实在不行我就放弃吧」，邵新银在和致诚主任佟丽华通话时如此表示。佟丽华听罢还是有些不忍，「我们再想想办法。」
经过联系，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王恩慧律师接过了第二棒。
2020年10月25日的晚上，王恩慧律师从四川成都开车赶到重庆，准备参加第二天的一审开庭。结果到了法院却被莫名告知「未通知原告迪亚斯公司开庭」，这意味着当天无法进行正常审理，他之后还要再跑一趟。
法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工作人员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一起连接了北京、成都和重庆三地的法律援助案件，而办案补贴只有几千块钱。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一个往返，就算省吃俭用也要花去王恩慧一千元左右的食宿路费。王恩慧只好悻悻而归，但在走前拍下了迪亚斯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相当于提前阅卷。」
等回到成都的办公室仔细翻阅这些材料的时候，王恩慧心里猛地一沉。迪亚斯公司提交的《劳务承包协议》清清楚楚地表明，其已将外卖配送劳务服务转包给了太昌公司，再加上邵新银手中有关迪亚斯公司的证据本就零散不足，眼前这个案子似乎大概率会输。
带着这样的担忧，王恩慧上网检索了迪亚斯公司在重庆法院的所有骑手相关案件——无一例外地，重庆法院判决迪亚斯公司与骑手不存在劳动关系。
那天晚上，王恩慧坐在电脑前，心里很清楚：这几乎是一场结局已定的诉讼。可如果这个案子注定要输，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呢？
发令枪响
邵新银是在2017年只身从河北老家农村来到北京送外卖的。经人介绍，他前往一处饿了么站点报道，随后被叫去另一个地方填表签字、领回了一套蓝色的骑手工作服。
在北京的每一天，他都按照公司规定准时准点上下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中午，因为他的电瓶车只有一组电池，上午跑完需要给它充两个小时电，晚上下班都是10点以后。
我们问他除了送外卖平时还做些什么，他回忆了半天，「好像什么也没干。」
但邵新银清楚地记得2019年4月27日，记得他跌进坑里的那个深夜。路过的美团骑手把他扶到马路边，随后饿了么站点的副站长和同事送他去了积水潭医院。当时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倒霉的交通事故，「团队肯定会管。」
凌晨，他在急诊室拍了片子，初步诊断胫骨平台骨折、外踝骨折。医生说他的大腿有积液，开了点止痛药，让他过几天再来复查。
可过了几天，邵新银再也没来复查。
没去复查的原因是行动不便。受伤之后，「公司也没管过我了，就让我写了一份理赔申请书，他们给寄到了保险公司，就完事了。」伤残鉴定也是他主动要求才做上的。
邵新银每天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躺着，上厕所的时候靠着一只板凳艰难地移动。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每走一步胸口都会隐隐作痛。但一想到在北京去趟医院多不容易，邵新银还是咬了咬牙，决定忍着。
直到有一天，站点可能突然想起了邵新银，把他从微信群里踢了出去。邵新银当时看到了，但什么也没问。
就这样熬过了将近两周，邵新银觉得身体终于恢复到「可以坐车回家了」。他一路颠簸地回到家，第二天就去了当地的县医院复查，结果发现肋骨也断了三根。
在北京的时候，邵新银知道自己交不起押金，所以没要求住院。现在回到老家，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医生只好抓了点药，让他回家继续养伤。
2019年12月，在邵新银养伤中途，保险公司的理赔款终于到账。他一看只有9万多元，「我们河北农村10级伤残的工伤都有10万，为什么北京9级伤残的保险款比这还少？」
也正是在那天，邵新银第一次想到找律师维权。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千里接力的发令枪，也被悄然扣响。
起跑者
当时在北京致诚工作的张志友律师接下了这起案件。
我们第一次见到「张志友」这个名字，是在致诚法律援助大厅里挂着的一副已经褪色的牌匾上。
几乎每一个走进援助大厅的人都会朝着牌匾仔细端详一会儿，那上面写着「晓廊坊农民工讨薪400万伸张正义，致诚公益律师维权尽职尽责名扬四方」，后面是112名晓廊坊川籍农民工的亲笔签名。字迹歪歪扭扭，但细看会发现，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
后来，我们又在致诚的锦旗室里见到了更多的「张志友」。如今张律师已经离开致诚，当我们在电话中问及他的辉煌过去时，他似乎不愿多说。
「农民工律师多是这样，闷头做案子，但不太喜欢表达。」致诚主任佟丽华解释道。
张志友在北京「闷头做案子」的时候，仍在河北老家养伤的邵新银过得并不平静。他的腿始终不见好，平时跑步不敢使劲，连走路多了也会痛。医生说他当时活动得太早，所以没养好。
「可是再不出来挣钱，就活不下去了。」
2020年6月，在老家休养了一年零两个月之后，邵新银又一次来到北京，开始跑饿了么「众包」。相比专送，众包的特点是接单自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邵新银自知腿伤没好，所以专挑不用爬楼的单子跑。
当月，北京劳动仲裁开庭。结束后，邵新银一边等消息，一边跑众包。终于在2020年8月3日，仲裁结果下来了，确认他与迪亚斯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邵新银如释重负，以为事情终于有了定数。但张志友律师让他再等等，因为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公司为了拖时间往往会去法院起诉。
那几天邵新银过得很焦虑，他每天都盼着时间能偷偷溜走，侥幸地等到裁决生效。可最后迪亚斯公司还是没能放过他，而且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诉讼是在重庆法院提起的。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致诚无法为后续的异地案件提供援助，但为了帮茫然无措的邵新银找到一丝希望，「我们再想想办法。」
最终，致诚联系到离重庆最近的四川工作站的杜伟律师。
2006年9月，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它是致诚主任佟丽华在全国推动的第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之一。从小爱看武侠小说的杜伟，希望长大之后能成为一名大侠。于是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以「法」为剑，并从此走上「为了正义」的道路。
那年杜伟刚入行，在佟丽华的安排下，他和全国二十几位年轻律师专门来到北京致诚实习。学成回去后，这批年轻人按照致诚为各地工作站统一制定的办案规则和接待纪律，有条不紊地开展起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多年来，杜伟把四川工作站的公益法律服务推动得有声有色，几乎成了致诚的四川翻版。
当接到致诚主任佟丽华的电话时，杜伟律师正在办公室写材料。通话结束后，他立即召开了四川工作站内部会议。经过协调，王恩慧律师接过了邵新银的案子。
长夜
「一审必须应诉，否则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王恩慧想也没想，口中就蹦出这句话来。
2009年，王恩慧从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随后入职四川工作站，一头扎进公益法律这行，一晃眼已是12年。致诚主任佟丽华常说，「做公益法律，一天、一个月、一年，都不难；但如果是十年、甚至一辈子，就很难了。」12年间，从王恩慧手中经过的1000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有大有小、有易有难，但他分配在每起案件上的「责任感」却是出奇地一致。
接下邵新银的案子后，在重庆经历了那场「未通知原告迪亚斯公司开庭」的「乌龙」，王恩慧如何无奈也只能先回成都等候通知。好在没过多久，重庆长寿法院通知网上开庭。
一大早，王恩慧和邵新银就调试好电脑和手机分别从成都和北京接入。到点了，没人。又干等了一个多小时，法院那边通知设备故障，择日重新开庭。
邵新银坐不住了。此时距离他受伤已过去一年多，本来在北京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可重庆这边意外开启的战线却仿佛从一开始就和他作对，现在又似乎看不到尽头。
2020年11月12日，重庆一审终于现场开庭。
王恩慧在庭上据理力争，指出迪亚斯公司虽然与太昌公司签订了《劳务承包协议》，但根据协议内容，这明显是一场「收人头费」的安排，太昌公司并不实质管理邵新银，从中所得收益也根本负担不起相应的用工风险。
但现实少有电视剧里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出王恩慧所料，一审邵新银败诉。
「当时心里感觉特别凉，感觉没有希望了。我跑了这么长时间的外卖，证据证人都明显，但是法院为什么没人理呢？」邵新银操着一口河北乡音，话锋突然一转，开始自责，「我也气我自己，当时签过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不留个心眼呢。」
四川工作站随即向致诚汇报案件进展。在北京，电话一旁的陈星律师注意到保险理赔的依据是「雇主责任险」。那么谁是雇主呢？
陈星立刻联系了保险公司，结果却被告知，邵新银只是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尽管每月86元的保险费均直接从邵新银的工资里自动扣除。总之，保险公司以「跟保险无关」为由拒绝提供材料。
于是陈星律师不得不迂回设计了一起平行诉讼，在北京起诉保险公司，目的仅是为了迫使它交出邵新银的保险材料。如果能在二审前拿到材料，或许就能通过它证明真正的用人单位究竟是谁。
然而北京的保险诉讼还是慢了一步。重庆二审先行开庭，法院再次判决邵新银败诉。
当事后复盘重庆两审的情况时，王恩慧说，「邵新银的缺席对案件有重大不利影响，因为很多细节无法通过当事人的亲历得到陈述，而法院最后甚至没搞清专送和众包的区别。」
但这类案件的问题是，邵新银作为河北的农民，他又怎么舍得花费各种交通食宿成本去重庆打这场官司呢？
重启
不久后，重庆败诉、北京拿到保险证据并撤诉的消息同时传到了致诚主任佟丽华的耳中。当天上午，佟丽华与几位律师进行了小规模的讨论。
在会上，农民工律师一致认为「这个案子走不下去了」。因为根据现有的法律和证据，邵新银的确难以找到用人单位。佟丽华听完大家的意见，初步得出结论：应该劝邵新银「息诉」。
但当天晚上回到家后，佟丽华还在纠结此事。「为什么一个受了工伤的人，会找不到用人单位？这是法律的问题还是具体个案的问题？」
早在2006年，佟丽华就曾带领大家以一起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迫使肯德基在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过去16年来，致诚发布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报告，佟丽华自己也多次参与立法和政策改革的相关工作，可以说他是中国公益法律服务领域最有经验的律师。
「真的没办法了吗？」佟丽华当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感到困惑与不甘心。他转念一想，「如果连我们都感到绝望，那是不是代表这案子背后蕴涵着一个巨大的、复杂无解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佟丽华召集全体农民工律师开会，这次会议扩大了规模。会上，佟丽华提出了他的困惑，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最后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弄清交织在这个系统里的复杂法律关系，帮邵新银找到用人单位，同时确定由陈星律师主办这起案件，也初步定下了骑手项目的研究方向。从那一刻起，邵新银的案件对致诚来说已不再是一个简单个案，而是一项关系千万骑手切身权益的复杂工程。
下午，我们对邵新银进行了一次长长的访谈。
晚上11点，我们联系上一位在类似案件中被重庆法院判决再审败诉的骑手代理律师，她告诉我们，重庆的法院似乎已形成统一裁判共识，因此即便提交「雇主责任险」的材料，也走不通「确认劳动关系」这条路。
我们又打电话给王恩慧律师。作为四川省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他详细解释了重庆法院的开庭经过，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已经不是一个点的问题，而是一个面的问题了。单靠个案解决不了，你们恐怕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于是在当晚，我们连夜制定了全面的工作计划，誓要将骑手问题研究透彻。
恰在此时，我们收到屏幕另一端那位重庆再审败诉案的骑手代理律师发来的消息。她给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最后说了一句：
「加油。」
天使轮志愿者
2021年3月15日，「致诚劳动者」这个公众号还未上线。为了打破对公益法律行业的刻板印象，我们发布了一篇天使轮志愿者招募文，想要「把公益法律这行卷起来」。
在短短五天内，我们收到了将近50位志愿者的申请，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律所和其他各行各业。尽管专业背景各异，但大家都对参与这场新型的公益法律实践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2021年5月14日，整整两个月后，「致诚劳动者」因为一起字节PUA北大实习生事件紧急上线。在潦草的创刊词最后，我们留下了那句响亮的「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致敬佟丽华主任在16年前成立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自6月底全面开启骑手项目后，为了确保论证的严谨准确，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超过30位法律专业志愿者对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几乎所有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判决进行研究。每份判决单是快速浏览一遍都需要至少10分钟，3000多份初始判决加在一起总共需要500多小时，这还不包括后期的质检、分析、对比和整理。
过去三个月，邵新银的案子几乎在我们所有人脑中挥之不去。他的案情这么寻常，但又如此费尽周折，那是不是恰意味着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目前正是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历史变动期，而这股大潮究竟会往何处去，我们又能否把握住方向，向国家和社会提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具体建议？
相关法律政策条文背后，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劳动者，是在路上随处可见的身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环。
我们一想到这些，就睡不好觉，也一刻都不敢偷懒。
7月的某个周六，晚上12点多，数据库系统中有12个志愿者还在兢兢业业地给判决打标签。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又有7个志愿者在线。
最终，经过志愿者们连续几周不眠不休的轮轴转，我们初步建成了包含1907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当看到统计分析结果一一验证最初的假定和分析框架时，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为了正义
2021年9月，河北天气特别好，邵新银的案子似乎也有了新的转机。在致诚的帮助下，他在北京提起了第二次劳动仲裁，这回告的是太昌公司和饿了么。
在劳动仲裁开庭前几周，邵新银回河北老家捡栗子去了。
他在电话那头叹气，「也没干重活，蹲着就会疼。现在又开始吃药了。」我们安慰了他几句，告诉他仲裁马上就要开庭了。
像去年此时邵新银面对重庆法院一审的惴惴不安一样，他对第二次劳动仲裁的结果同样没把握。但不同的是，在这个秋天，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正在群里热烈讨论邵新银的案件，讨论骑手的劳动保护，讨论我们国家的未来。
9月16日，我们一大早就收到北京昌平区劳动仲裁委的通知，被申请人愿意和解。
然而到了现场，对方只是甩给我们一纸起草拙劣的保密协议，言外之意是给钱了事。没过一会儿，我们又接到了邵新银的电话，他说有人直接联系到他，说会给他一笔钱，催他赶紧签字和解。
仅此而已吗？
全中国可能正有成百上千个受伤的邵新银，但还会有第二个能够在北京、四川、重庆以及全国各地的律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挺过五次法律程序的「邵新银」吗？
不会有，也不应该有。
在前些天的报告发布会上，一向温和的佟丽华一反常态，严厉指出饿了么与相关企业在此案中没有任何反思和歉意，「这种思路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傲慢，缺乏的是企业的良知。」
法律本应是弱者最有力的保护网，而非反过来成为强者明目张胆转嫁风险的精巧门道。每一个「邵新银」本应享受到作为劳动者合法合理的保障，而非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就被资本以低廉的代价轻松抛弃。
与杜伟律师通话结束后，我们意外发现他的微信签名是铿锵有力的「为了正义」。这四个大字一直被印在北京致诚公益楼的楼梯间，迎接着每位拜访致诚的人。每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它总在闪闪发光。
掐指一算，这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口号了。彼时杜伟律师刚从大学毕业，加入四川省工作站，还是个年轻的毛头小子。他正是在致诚实习期间受到了佟丽华的感召，把「为了正义」带回四川，也带进了更多年轻人的心中。
在这个充斥太多欲望和虚无的时代，谈论正义在很多场合下甚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过去的二十多年，致诚一直坚持推动公益法律事业向前发展，我们愿意相信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会有更多的公益律师挺身而出。
正义本身，理应像每日照耀着它的阳光一样，平等地流淌在我们所有人的身边。
「杜律师，您的微信签名一直都是为了正义吗？」
「一直都是，从我有微信号开始。
致诚主任佟丽华后记：
我从2003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2005年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支持下，我们当时在各地推动成立了几十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培养起第一批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16年过去，我们依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中国有2.8亿多农民工，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有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律师能及时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呢？农民工法律援助并不是简单的案件。处理稍有不妥，不仅会让农民工朋友的权利受到侵害，还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恶性案件。
不论是在传统的建筑行业，还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经济领域，都有很多企业在背后精心设计各种复杂的系统，以此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面对这种局面，不仅农民工会感到无助，很多并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律师也难以处理；有那么多的骑手案件败诉，也足以说明我们缺乏代表他们权益的专业律师来揭示这一复杂的系统。
欣慰的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公益彩票基金项目为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保障了这些机构的发展，也让大量农民工可以获得帮助。邵新银的案件获得一群公益律师的接力帮助，也足以说明公益彩票基金项目的重大意义。但忧虑的是，目前在全国成规模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屈指可数。在已有的机构中，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压力大，人员不稳定。16年过去，如何在我国培养起一批为劳动者（尤其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律师队伍？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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