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1日，鞍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经验总结报告。毛主席看完之后，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企业管理的内容非常赞许，便在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几个观点，史称“鞍钢宪法”——
最重要的内容，当属“两参一改三结合”，即：
两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
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结合：干部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的结合。
同时，鞍钢宪法又融入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等管理原则。
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企业是工人的企业”展开的。
然而，就在毛主席批发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鞍钢宪法》都沉寂在角落。
曾有人请示邓小平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小平当时回答说：现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钢宪法》现在不忙搞。
不忙搞。
就这样，《鞍钢宪法》的宣传被压了下来。
一段时间以来，我也曾对鞍钢宪法产生过怀疑——这种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企业制度建设，能否适用于现代国有企业的管理？
历史给了我们答案。
通钢事件
自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以来，工人阶级一直被分化瓦解，整体上且战且败、且败且战，国企工人基本上无力抵抗瓜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公司因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控股通钢引发群体性事件，建龙集团总经理陈国君被工人打死。
这不是一起寻常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与众近万人的斗争。
我们先来回顾总结一下通钢的发展史：
1958年，通钢建厂。伴随着“大炼钢铁”的口号，无数通钢工人用红色的激情投入到了创业的奋斗历史中，经过老一辈通钢人的辛苦拼搏，通钢从无到有，成为全国重要的钢铁厂。
当然，在企业成长的早期，官僚主义、不民主、搞一长制等现象也屡见不鲜，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通钢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上文中提到的“鞍钢宪法”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也在工厂内部深入推进。
通钢退休工程师曾回忆——
通钢学习实施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一起干活，干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会战的时候，干部带头参加。当时改革不合理制度，工人可以提合理化建议，当时的工人实行技术改革，技术革新，能创造很多的价值。当时有些从国外引进的机器，如果不合理，工人就可以改造机器。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通钢很快实行了承包制和一长制改革。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理念也随之被抛掷脑后。
1984年1月4日，厂里召开经济承包签订合同大会，总厂与各分厂签订1984年度经济承包合同。1985–1986年基层开始承包。承包制之后，行贿、受贿、提成等现象开始出现。
通钢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终期审计制。从此，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会和党委都没权了，实行的是一长制。职代会、工会逐渐流于形式，职代会代表都逐步更换为干部。工人涨工资头头说了算，于是后门大开，送礼成风。
2004年10月，中共苏州原市委书记王珉调任吉林省省长，不久他提出，希望国有股比例在竞争性行业中降到20%。而当时，国有经济占吉林全省总资产中比重为80%。
在2016年的系列反腐检查中，王珉落马，经查，他贪污过亿，在执政期间，吉林国有资产被贱卖800多家。
那么这800多家国有资产，究竟是以什么形式流失的呢，我们通过通钢事件一起来回顾下——
2005年初，通钢集团公司被要求在年内完成改制，实现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并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推进资本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
政策的初心是好的，通过对辅业进行剥离，对主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改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然而，民营资本却勾结官员，利用政策大做文章——
伴随着通钢引入民营资本建龙公司，通钢工人由36000多人锐减到了约12000人。通钢集团突然大面积压缩人员。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一刀切”，全部内退、下岗，后来又有更多的工人内退和下岗。通过这种大幅裁员的手段，建龙“省”下来大量的工资成本。
随着改制不断推进，建龙把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体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工人中有买断的、内退的、下岗的，而且人数很多，2006年时达到了下岗高潮。由于内退干部透露信息，职工们知道了一些通钢改制的内情。以内退和退休工人为主力，先后发生过几次工人抗争。
这样的工人抗争，多数是以上访的形式展开的，但大多石沉大海。
后来，有参与过抗争的工人叙述说——
这个社会极不公平。要是不和厂子斗，一点都不会涨。这要靠自己去斗争，不去斗争，就什么都没有。
而为了对抗工人抗争，建龙开始在各个部门安排自己的人，并通过涨薪的形式收买中层干部，这就导致了工人与干部收入差距过大，高管甚至可以拿到几百万元，而普通的工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维持。
不公平导致的贫富差距加剧，工人的自主能动性开始消失。
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下，建龙公司仍然变本加厉，加快对国有资产的侵蚀——
建龙不给通钢饭吃，给通钢一堆特种钢任务，建龙把优质资产转移出去，把进口铁精粉的亏损给通钢，这个时候就是通钢亏损最严重的时候，亏损2.7亿，工人工资开不出来多少，只能领300元生活费，建龙这时候已经通过股权分立逃跑了，3个月后，市场大环境变好，通钢扭亏为盈，建龙又回来要吃大部分股权，吉林省国委确定了重组方案，建龙吃下大头65%，国资委34%，工人全都不干了。
一旦在岗工人响应起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就到来了。
总结和反思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需要我们反思的有很多。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通钢事件中，窥看到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是把工人培养成管理机器的自觉劳动者还是成为机器单纯的附属品。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国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多少人打着市场经济的幌子侵吞公共资产。
这双“看不见的手”，是权力取代了市场完成了资本收割。
国有资产的流失背后，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无止境的剥削。
所以，我们可以说，“7·24”事件是中国国企工人一次有力的抗争，在这场抗争中，工人兄弟走了弯路、吃了苦、受了伤也流了血，但最终，他们找到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完成了对剥削资本的有力回击。
而在未来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完成从农民向工人身份的转变。在这其中，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仍然是我们需要时刻思考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已给出了答案——
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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