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的山西姑娘简花花第一次出省，是奔向一份“高薪”。
她坐在流水线旁，将点状的胶和条状的胶粘在一块背板上，粘完近280块，可得到日薪297元。
一个月后，简花花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到校园继续学业。她说，自己可能不会再回工厂了。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选择。面对制造业的招工困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登上某社交平台的话题热搜榜，引发了4.5万次讨论——多数参与的网友表示反对。
队伍
那是一顶亮黄色的厂帽，“超级亮”。
简花花每天戴这顶帽子超过11个小时。为此，她得把披肩发扎成“丸子”，塞进帽子里。早上7点她汇入宿舍区排队的人流，等待厂车运送他们进入工厂。身高1.56米的简花花站在长长的队伍中，感觉自己快被淹没。
这家工厂生产音箱，简花花将自己的活儿称为“贴面条”和“点豆豆”，用10分钟就能学会。事实上，任何一个满足招工条件——18-50岁、四肢健全、手指没有残缺、认识26个英文字母的人，都能掌握。工人只需要“像一部机器一样，一直做，一直做”。
简花花有个漂亮工友，“高级脸、长睫毛大眼睛、脸好光滑”，也戴着那顶黄帽子，但每天都化妆。简花花知道她是1999年出生，在这里工作了3年。“她怎么会待那么久，太无聊了，像要在那个地方静静枯萎。”
为防止零件丢失，工厂要求工人下班后排队过安检。女士穿着的内衣，有些使用金属搭扣，会触发报警。最初， 简花花听一位大姐建议，反手捂住后背两块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报警器还是响了。
她站到一边，尴尬地等所有人走过去。女安检员又扫了她一遍，警报又响了。这种情形显然并不独特，简花花刚想解释，女安检员便说：“走吧，下次换没金属的内衣。”
18岁的河南人陈奇，已经四进四出同一家生产电脑内存条的工厂。他装卸过货物，清点过产品，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在换上4XL码的工服和45码的静电鞋之前，这位身高1.98米的年轻人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小时穿着球衣。他的爱好和梦想都是打篮球，但家里经济拮据，需要他打工补贴。
坐在车间里，陈奇的身高并不醒目，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点刚生产出的内存条，将数字登入电脑系统。
流水线上，产品数量是时间的尺度。简花花会抓住每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在路过“技术工位”时凑近电脑屏幕，看看几点了。她常为此感到失落，“以为已经过了两小时，没想到才过20分钟”。
有时她走出厂区，天已经黑了。有时她看到地面是湿的，才意识到白天下过雨。
厂房有足球场大，却没有一扇窗户。工人吃饭和工作在同一栋楼里，早上进去，晚上出来。厂里的灯光从早亮到晚，外面的晴雨昼夜，里面很难感知。
“进去一趟，出来一趟，突然就结束了。”简花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完成了限定的工作量，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干。“没什么意义。总觉得要有点收获，才算干了一件事。”
工人们在厂区内的公共区域休息。受访者供图
得失
说起来，简花花也没期待在厂里学到什么，只想挣点钱，拿去学车。她曾和父亲提过考驾照，但“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学开车”。
简花花的哥哥读大二时就不再花家里的钱，她也到了这个年纪。父母疼爱成绩好的哥哥，她就想努力读书；父母夸奖经济独立的哥哥，她也在假期去打工。
陈奇的理由更直接。他4岁父母离异，跟着母亲生活。如今60多岁的母亲患有肝硬化，每月的药费就得2000多元。家里要还债、还房贷，陈奇觉得自己需要负担。
面对这样的现实，陈奇已经顾不上篮球梦。需要钱，就去工厂里打工。他只在睡不着的夜晚，悄悄幻想，自己忽然被球探或职业教练发现。
生活中，发现他的人是一家电子厂的经理。他在厂房里注意到这个大个子男孩，让他参加厂里的篮球赛。后来，陈奇帮厂区战胜了7支球队，赢得总冠军，但他不是场上的“MVP（最具价值球员）”。
因为在赛场上，陈奇把所有可以自己投的球，都传给了“领导”，理由是“以后请假容易一点”。
他喜欢已故篮球明星科比“对胜利的偏执”，认为那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但他更想拥有老员工才有的请假权利，通常情况下，作为短期工，他请假只能算旷工，“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还要再扣两百元钱”。
16岁第一次进厂，陈奇就知道这套法则管用。他买了两条70元的本地香烟，带给厂里管人事分配的“老乡”，得到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没有噪音，没有刺鼻气味，不用整日把手泡在水里，也不需要紧跟流水线的节奏。12小时的工作中，六成的时间是空闲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能设法减轻工作量，但在他看来，自己最大限度的这些努力，也仅仅是在“混日子”。
“长时间做一样的事，每天生活也一样。时间久了，只想混日子、领工钱，混日子、领工钱。”陈奇感到沮丧，看不到未来。
在他看来，“钱”是像他一样的流水线普工忍受现状的理由。在厂里，几乎没人是为了追求“发展”。陈奇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干几个月就会离开，把工资换成手机、鞋子、电脑、电动车……
在做流水线女工一个月的时间里，简花花曾被调配到7个岗位上，理线、搬箱子、贴胶布、测音质等。其中“门槛”最高的岗位，半个小时就能胜任。但这些工序是为了什么、下一步又是什么，简花花从来没弄明白过。没人告诉她一部音箱是怎样组装起来的，直到她离开工厂那天也不知道。
陈奇所在的工厂内景一角。受访者供图
历程
陈奇对其所在工厂的感受是，流水线经过研发工程师多次测试、细化、完善，普通工人既没有创新生产的能力，也没有创新进步的空间。
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曾指出，在流水线生产制的工厂里, “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是工厂控制劳动过程的指导原则。工人在这样的生产中“去技能化”, 变成“纯粹的机械动作的人”。陈奇“很少见过有谁把厂里的工作当成长期发展的事业”。
对这些00后厂工而言，70后汽车厂工人王钦峰和80后纺织女工王晓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可能很难复制。
1992年，16岁的王钦峰初中毕业，在山东潍坊一家乡镇汽车配件厂当学徒，跟老师傅学开机床。当时，只有厂长是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和车间主任是高中学历，其他人是“一帮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
工作3年后，身边的同龄人陆续上了大学，王钦峰开始思考自己与这份体力劳动的未来：“到老了干不动怎么办？我想还是要学习的。”王钦峰看到技术员“脑子想什么结构和零部件，用手一画就出来了，就可以生产”，决定从机械制图开始学起。
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与工厂一同成长。他参与设计并成功研发国内首台轮胎模专用电火花机床，又破解了电火花机床烧结的问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所在的汽车配件厂也转型成为有实力的现代化企业。
2003年，王晓菲18岁，从纺织技校毕业，进入山东德州一家棉纺织厂，成为一名细纱挡车工。当时她上8小时班，可以休息24小时。她的职责是“把粗纱纺织成细纱”，并及时接换在纺织过程中断头的线。
后来回忆时，王晓菲说自己是被一条横幅激发了事业心。它挂在厂区入口处醒目的位置，上面写着，“向全国劳动模范段月英同志学习”。
在王晓菲心里，段月英和自己有相似的起点，工种也一样。因为工作勤恳、技术熟练，参加操作技术比赛获了奖，成了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王晓菲想，自己或许也可以。
2007年，纺织厂改造纺织技术时，纱线的断头率增高，影响了工作效率。没有工程师解决技术迭代带来的“断头”问题，只能靠一线员工在生产中去调试——他们大多数都从纺织技校毕业，系统学习过棉纺织知识和机械原理。
王晓菲和同事试验后找到了新的接头方法，让纱线的断头率降低了近五成，设备的生产效率提高至95%。她因此成了那一年厂里的“功勋劳模”。后来，她又在全国技能比赛中拿了第一名，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企业的技能人才教练和高级技师。
王晓菲记得，2007年前后，她曾就读的纺织技校因缺乏生源而关停，“读大学的人多了，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技校。”她说，从那时起，一线工人中技术工人的比例开始逐渐下滑，纺织厂不得不招聘更多普通工人。王晓菲粗略估计，近期，此前从未接触过纺织的普通员工已经占到企业一线工人的70%以上。为了尽快上手操作，他们只需要熟悉自己的操作流程，不会接受系统的棉纺织技术培训。这种境况，正是陈奇所熟悉的。
他所在的电子厂根据工人的累计工时进行职位评级。普通工人、代理组长、组长、资深组长、科长、经理……每升一个职级，每月加100元工资。一个普工要升到组长的位置，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最终能否胜任，要看其交际、管理的能力，与专业技术能力“关系不是很大”。科长是普通工人升职的“天花板”，据陈奇了解，“再往上就要卡学历了”“中专大专肯定是不行的”。
2019年第一次进厂之前，陈奇还在一所中专里“混日子”。从厂里出来后，他备考半年，到开封的一所大专学“工业分析”，就业方向是化工类成品质量检验。为了顺利实现“专升本”，他努力把成绩维持在专业前三名。未来他还想读个研究生。
陈奇下班后在厂区里看到的晚霞。受访者供图
寻路
今年2月，一条题为《为了告诫弟弟把书读好，00后女生体验真实进厂生活》的视频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门搜索榜单。“引以为傲的16岁，也不过是25元一小时买来的青春。”这位创作者在视频里奉劝弟弟：“努力工作赚钱并不丢人，可是读书之路，不能止步于此。”
在工厂里，简花花总能听到“好好学习”的忠告。“那些在厂里待得比较久的工人，都叫我不要去干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他们很羡慕车间里带着电脑走来走去的人。”她说。
王晓菲记得，自己刚成为一名纺织女工时，社会评价体系中工人的身份是正面的、向上的。尽管车间总是湿热难耐，空气中布满棉尘，但对她而言，这依然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找对象还专门到纺织厂去找。”她回忆。
近20年以后，简花花则觉得，去工厂打工，像是做了件不光彩的事。她没有把进厂的经历告诉任何朋友，只简单知会了家人。在工厂入职的信息表里，她填的学校名是假的。“我就是不想暴露太多真实信息。”她说，“感觉这和我们认为的那种体面的工作，差得比较远。”
惠州一家雨伞厂的老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这些年来他很少见到哪位工人成为社会楷模，“相反，骑手、快递员就经常上电视、被报道”。
为了让工人在工作中有获得感和成就感，今年3月，王晓菲动员下属分厂的负责人组织员工技能大赛。她想设立一些奖项和技能认定证书，期待“工人会因为自己的成绩得到认可而高兴”。
但她通过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有这个必要吗？”
陈奇就觉得没有必要。“同样的工作，比谁做得快一些？”他所在的电子厂也有技能比赛，但“说实话，不给钱的话，就没人感兴趣”。陈奇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工作已经够累了，哪有时间去什么技工大赛”。
在陈奇看来，只有减少工时和提高待遇是真正有意义的“员工福利”。在这个层面上，举办拔河比赛、员工生日会、节日活动等，可能对“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有帮助。
刘林平、郑广怀等学者曾在2010年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4000多位工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他们研究发现，与白领、大学生等由情感、理想、前途等问题引发迷茫、抑郁、焦虑不同, 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由劳动权益问题引起的——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导致工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流水线作业工人的工作满意感明显低于对照组的食堂饮食从业人员。
耶拿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许辉认为，流水线工人缺乏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场所的“结构性谈判力量”，因为低技能的作业性质使他们的可被替代性非常高。然而，“当工作的内容变成依赖工人的技术技能时, 管理人员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将会减弱, 转而需要建立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关系”。
在简花花所在的工厂中，所有和音箱有关的物件，都得到最精心的呵护。它们会在每一道工序被“轻拿轻放”，不能破损，不能有划痕。物件需要保护时，工人会被配发手套；工人的双手需要保护时，就不一定有了。
在理线工序上，简花花需要把手伸进一个金属片密布的“大盒子”里去整理线路，手很容易被划破。她学其他工人，把白色的纸质胶布缠满手指和掌心，早班缠上，午饭前撕掉，吃完饭又缠上。
工厂设置了一道专门的流水线，用来检查每一个零部件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向上一工序返工。
换人
许辉曾用两年时间对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的“机器换人”变革进行调研。他认为，这是中国制造业日渐明晰的转型路径，“如果没有生产技术的革命性迭代与应用, 车间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关系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从2014年起，东莞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连续3年共出资6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2019年1月，东莞市市长肖亚非对媒体表示，自“机器换人”实施以来，东莞累计减少用工28万人。
华南师范大学孙中伟团队针对广东省的调研显示，在200多家实施“机器换人”的样本企业中，平均每家减员96人，约占员工总数的9.58%。在这些被替换的工人中，有90.66%是普工。
研究表明， “机器换人”意味着大量重复性、过劳性、危险性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代替，但可能导致缺乏技能、受教育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工人被排挤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矛盾曾令许多研究者感到担忧。
有学者调研发现，广东省制造业一线的工作岗位易被替代的比例为54.24%，其中执行重复性手臂工作的岗位替代比例占近八成。
拥有一份糟糕的工作，和失去这份工作，哪一个是更坏的结果？陈奇的答案是后者。他看到很多因为生计长期留在厂里的中年工人。“他们会不清楚这份工作对自己有危害吗？但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需要这份工作。”
多位研究者调研发现，情况或许没有想象中糟糕。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副教授黄瑜在近5年里采访了60多名工人，她发现，“大部分工人在‘机器换人’的应对上是非常消极和被动的”。
有一名工人表示，“危机不危机的，大家说白了对这个工厂也没有那种很强的归属感、把这儿当家的那种感觉。没了大不了再去别的地方，就这么回事儿。”黄瑜认为，“机器换人”虽然淘汰率高，但在目前“并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的现象”。
在孙中伟团队的调研对象中，只有27.61%的人担心因为机器换人而技术性失业，其他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觉得在服务业比较容易找到新工作。
与此同时，工厂也并没有在这场改革中变得更加轻松。以目前“机器换人”的水平来看，“用工荒”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相关研究发现，尽管实施了“机器换人”，还是有33.48%的企业反映存在严重的缺工，仅有8.26%的企业已不存在“用工难”问题。
2021年4月，国家统计局针对9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约44%的企业反映招工难是其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一比例创近年新高。在人社部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最缺工”榜单中，有43%是制造业企业。根据2016年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或将达到2985.7万人，缺口率接近50%。
一位曾就职工厂的网友表示，“比招人更难的是留人，比工资收入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人性化管理等全方位的工作生活体验。”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正在流向第三产业。据央视报道，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美团研究院《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有35.2%的骑手曾是工厂工人。
自由
去年夏天，陈奇刚满18岁，他离开工厂，成了一名外卖员。
回到学校后，他想为“专升本”补课班攒钱。他已经成年了，可以去送外卖。陈奇“比较享受”这份工作，尽管外卖“系统”对工作人员的控制已被诸多研究和报道证实，但他依然声称在这份工作中感到“自由”。
这种体验和现实的矛盾引起了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唐晓琦的关注，她调研了19名同时具有工厂和零工两种不同工作经历的“00后”青年劳动者，发现这两种劳动体制分别拥有不同的社会时间概念，带来不同的时间感知。
一位受访者直言：“我做过很多工作，服务员、流水线工人、网管、便利店店员、外卖员、超市推销员等，但说实在的，最差的体验便是在工厂，管得很严，上班的时候还不能看手机，上班时间又长，真的很难熬，不如送外卖来的自在。”
唐晓琦发现，工厂经历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工业时间记忆”：一是工作时间长，没空做自己的事情；二是感觉时间过得慢，工作就是在无聊地熬；三是常常需要上夜班，带来极大的身体疲劳感。在这种传统工厂体制中，劳动时间是一种规范化的强制性存在，不断被延长、挤压。管理者掌握着时间控制的话语权。
相较而言，送外卖至少拥有劳动时间的自主支配权。周内有课时，陈奇会在晚饭后开始跑外卖，一直到半夜12点。周末，他会腾出至少两个小时打球，再安排送外卖的工作。如果觉得疲惫，干脆就在房间里打一下午游戏。
除了能够掌控工作时间，陈奇也可以选择某一单跑或不跑。为了保障交通安全，他一般不会接太多单。唐晓琦认为，“即使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加班，对劳动者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时间依然‘掌控’在自己手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在这份工作中，没有人对骑手或外卖员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做出规定。陈奇喜欢听着音乐、骑车飞驰的感觉，自由、轻松，“还能看看风景”。如果单子不急，他会听华语歌，要是接到了急单，时间允许的话，他会切换成英文说唱，再开始急驰。
外卖员可以携带手机，除了像陈奇一样听音乐，也有人会在等单时玩一玩，缓解送餐的紧张和疲惫。唐晓琦认为，在这种工作体制下，“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即使依然有准时送达、算法时间的挤压，但时间弹性空间的存在降低了某种强制性，也消解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抵抗。
这份工作打破了固定化的工作岗位和封闭的工作情景，“将劳动时间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中，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唐晓琦认为，这是“天然反社交”的流水线劳动所不具备的。
然而，陈奇觉得，“社交”属性有时候让送外卖“尊严感更低”。在他看来，自己很难有“反驳”的权利。“我把餐送到了，还会要求我做义务之外的事情，比如倒垃圾、甚至还要垃圾分类。我没办法拒绝，因为他一旦投诉，我这一单就相当于白跑，而且还会有一些更差的影响。在厂里组长刁难我的时候，我还可以反驳几句。”
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他当下能拥有的“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他清楚这份工作的便利，也懂得它的局限。“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送外卖与进工厂差别不大。两项工作都是门槛特别低。跑外卖只要有个地图导航，谁都能跑。换掉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陈奇说。
“虽然快递小哥不会越老越值钱，但至少不会越老越不值钱。”一位网友结合自身的经历表示，在流水线上，随着年龄增长，不仅技术经验无法得到积累，长期加班与日夜颠倒的作息还会伤害健康。
比起流水线，陈奇觉得不如去工地。“跟着修房子的水泥师傅还能学一些技术，起码未来有些保障。”
他开始在职业规划中考虑“安全感”，认为这份安全感首先来自“一技之长”。陈奇的设想是，拥有一份专业性强的、做得久的、不容易被人替换的工作。
“工作”这个词在简花花的脑海中也开始变得具体，具体到上班时间、工作内容、工作体验。最重要的，“要有变化”，不要机械的重复劳动。
简花花对一份体面工作的想象是“格子间”。她从电视剧里看到，角色总是穿着精致，在高大的写字楼和格子间里穿梭——很少有热播国产剧的主人公是在流水线上工作。
当厂工一个月后，简花花看到了那条姐姐劝弟弟不进工厂、好好学习的视频。她正在生理期，小腹胀痛，在上夜班之前有些烦躁地在视频评论区写下：“很压抑，没有时间观念。有一次去别的线支援，偶然从厕所的窗户看到了落日，才猛然间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太阳了。”随后，超过3万人给她的这条留言点了赞。
辞职回家的路上，简花花一直在睡。她在去火车站的地铁里打盹，在上海到太原的硬座车厢里睡，又在太原转晋中的铁路候车厅里睡，醒来时车都开走了。她又重新买了张票，上了车，接着睡。
她想起在大学里，期末备考月每天复习到凌晨两三点，“也没有觉得这么累”。
（应采访对象要求，简花花、陈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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