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个系统里除了算法之外还藏匿了上千家公司，他们交错而成的复杂法律关系网络正将受伤的骑手死死缠住，而站在系统外的，是十位办案经验丰富却几乎束手无策的农民工律师。
在过去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应聘过骑手、拨打过卧底电话、与不同角度的业内人士聊天，在50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帮助下，收集了各种来源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骑手数据，看完了几乎所有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相关的司法判决，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1900+份有效判决的数据库。最终，我们尽最大所能拼出了一部「外卖平台进化史」。
法律总是最后出场的，也必将拨云见日。
谜
2021年6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师陈星接手了一起骑手维权的案件。为了确认骑手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蜂鸟众包」App。这款App是由全国最大网上订餐平台之一「饿了么」推出，开放给所有想注册成为外卖骑手的人。
用手机号实名注册后，陈星随着屏幕上跳出的弹框依次点开了《服务合作协议》、《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并拉至底部打开了《营业执照》，试图寻找用人单位。
奇怪的是，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法律主体都不尽相同——页面底部《营业执照》显示的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饿了么」公司；《服务合作协议》上写的是一家注册在江西的服务委托公司；《蜂鸟众包隐私权政策》则只出现了「蜂鸟众包」的字样；《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干脆什么都没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长长的「主体信息」，第一句是：「蜂鸟众包平台经营者是指经营蜂鸟众包平台的各法律主体」。
几分钟后，陈星抬起头尴尬地笑了，「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
二十年前，中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平地而起的高楼和各种基建工程吸引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那也同样是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和工伤问题最突出的年代。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他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的危险和纠纷：发包商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工程款、包工头挪用资金拒付工资、频频出现的工伤事故、为后半生蒙上阴影的职业病……
这些问题催生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律师，陈星就是其中一位。他于2006年6月加入致诚，过去十五年的执业经历和经手的30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件练就了他应对各种复杂用工关系都游刃有余的本事。可生平第一次，他被眼前的协议「整懵了」。
当事人邵新银来自河北农村。四年前，刚满40岁的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饿了么」专送骑手，开始了全职外卖生涯。
起初一切顺利，虽然跑外卖很辛苦，但每月到手少则三四千、多则七八千，这对初到城市、自认为没什么一技之长的邵新银来说自然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转折发生在2019年4月27日晚上11点50分。当夜，邵新银刚刚送完最后一单，正等着12点后台审批下班，当邵新银骑着电动车在七小路溜达的时候，对面突然开来一辆打着远光灯的大货车，等邵新银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连人带车掉进了路前方的大坑。后来经过医院几轮诊断和鉴定，邵新银的伤势已经构成九级伤残。
经亲戚介绍，邵新银来到致诚寻求法律援助。很快，他在我们的帮助下打赢了北京的劳动仲裁，成功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并开始准备申请工伤认定。
可差不多就在一个星期后，邵新银接到了迪亚斯公司返回其注册地重庆市的长寿区法院对他提起诉讼的消息。邵新银盯着消息两眼发晕：他在河北土生土长，从来没有去过重庆，也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如今该怎么去重庆打官司呢？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
所幸的是，致诚早在2008年就曾推动全国建立了40多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其中离重庆最近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于2006年9月，当地的几名公益律师兢兢业业办理过上千起援助案件，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考虑到异地办案成本高，致诚只好协调四川工作站的农民工律师同仁代为办理，而北京这边即将下达的工伤认定也不得不暂停处理以等待法院的判决。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四川工作站的律师据理力争、反复强调迪亚斯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邵新银还是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连续输掉了此案的一审和二审，这意味着他与迪亚斯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
等到我们再次接手此案已是2021年6月。此时距离邵新银受伤已过去两年之久，经过北京、重庆两地辗转起诉、应诉、上诉后，邵新银却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再审除非有新证据，否则翻盘的几率微乎其微。
邵新银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赢了，怎么到法院又输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节前的公司年会上，大区经理举着酒杯邀骑手们共喊「祝迪亚斯越办越好！」，可为什么自己一受伤就跟迪亚斯没关系了呢？
几天后的一大早，致诚主任佟丽华召集全体农民工律师开会。他在会上认真听完经办律师对邵新银案件的分析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案子我都感到绝望」。当「绝望」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时，大家着实有些震惊。就在这间屋子里，佟丽华与大家讨论过许许多多的案件，眼前这班跟随了他十多年的人马早在2006年就曾以一起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迫使肯德基在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劳务派遣用工。一路走来，佟丽华见过太多的复杂疑难案件，可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不曾将「绝望」二字脱口而出。
但转念一想，佟丽华很快意识到，邵新银的难也许只是千万外卖骑手的一个具体缩影。而如果连一群在农民工权益保障领域工作数十年的公益律师都感到绝望，那这背后似乎蕴藏着更深的危机：「为什么骑手会找不到用人单位？为什么要反复去不同的地方打官司？为什么工伤后没有人来承担责任？」
会议开到最后，佟丽华说，「这不是一个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问题，这是个涉及到可能几十万、几百万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问题。我们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这个案件以及案件背后的相关问题。为下一步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找到出路。」
暗网
饿了么有两种骑手，一种是专送，一种是众包。按照邵新银的解释，众包就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而专送则要接受站点的人工管理，每天早上9点到指定地点开晨会，上下班都有固定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要是排到夜班就得熬到晚上12点，系统派单不得拒绝，高峰期和恶劣天气必须在线，平时小休和请假都要站长批准，甚至想离职还可能需要排上两个月的队，否则就拿不到被扣发的一个月工资。
与供众包骑手使用的「蜂鸟众包」App类似，供饿了么专送骑手使用的「蜂鸟团队版」App中的各种规则、协议、政策和告知书，同样没有一致的法律主体，很难确定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究竟是谁。
现行法律框架下，劳动争议在程序上必须先经过劳动仲裁方能去法院诉讼，而实体上申请工伤认定的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由于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而就劳动关系的确认而言，用人单位的确定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至关重要。当被问及跟谁签了劳动合同时，邵新银一脸茫然。他只知道自己在帮饿了么送外卖，但日常管理他的站长却说自己是迪亚斯公司的人。至于劳动合同，他依稀记得三年前的某天晨会上大家站在路边匆匆忙忙签了一份文件，但是当场就被站长收走。因为着急送外卖，邵新银并没有仔细看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也许就是劳动合同，也许不是。
同时，由于跑单记录、考勤排班、评价投诉只显示最近两个月，邵新银在2017-2019年的所有工作记录都无法查阅，甚至连他受伤前后几个月的薪资账单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了取证，邵新银曾经几次联系饿了么，又几次碰壁，而迪亚斯的站长也早已把他踢出团队。很显然，那两年用汗水积攒的数据，从来就不属于邵新银；如今手机上下载的骑手App也仿佛只剩下一具空壳，什么都证明不了。
我们转而开始寻找其他线索，并终于在误打误撞中掀开了这庞大系统的一角。
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和工作记录，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只能再三询问邵新银「谁是用人单位？」。也许是平日晨会上喊惯了迪亚斯的口号，邵新银一口咬定他是迪亚斯公司的人，「跟饿了么没关系」——对于邵新银来说，他很难把一个冷冰冰的App想象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用人单位。「蜂鸟团队版」App上残缺不全的薪资账单的确显示他是迪亚斯公司的「全职骑手」，可当我们翻阅邵新银的银行流水记录时却发现，他的工资一直是由太昌公司发放。按照迪亚斯公司在重庆法院的说法，其已经把相关配送业务「外包」给太昌公司了。可是邵新银从始至终都没怎么听说过这家公司。在我们的反复询问下，他努力回忆起太昌公司的唯一一次「出镜」是疫情期间他被拉进一个名为「太昌XX」的钉钉群，「那是站长用来上传消毒照片的，跟我们没关系」。邵新银脑中更清晰的记忆是每天晨会上，站长总是说「我们迪亚斯、我们迪亚斯……」
由于App和银行流水显示的公司不一致，我们进一步打开邵新银的个人所得税App。紧接着，查询结果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个税扣缴义务人必须是支付其工资薪金所得的单位，一般而言就是用人单位。但邵新银每月工资薪金的个税扣缴义务人至少有2-3家公司，其中不但有迪亚斯公司和太昌公司，还有一些邵新银此前从未听闻的公司，比如天津某建筑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
邵新银不过是每天专注地跑个外卖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若隐若现、或熟悉或陌生的「用人单位」？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谁把邵新银的个人信息泄露给不相关的公司？
我们隐约意识到，邵新银可能陷入了一张用人单位的「暗网」。
先手
经过陈星律师迂回设计的一起平行诉讼，我们拿到了迪亚斯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的材料。在「饿了么物流合作商雇主责任险」中有一条规定，雇员（邵新银）是指与被保险人（迪亚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考虑到迪亚斯公司已经为邵新银申请到相应保险理赔，这似乎是目前证明迪亚斯公司与邵新银存在劳动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而且此前尚未来得及在重庆一审和二审中提交。
这份「新证据」无疑重燃了再审的希望，于是我们迅速对重庆各级法院的相关过往判决进行了全面检索。很快，一个高度类似的案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该案中投保雇主责任险的恰巧是每月为邵新银实际发放工资的太昌公司，但二审法院拒绝调取相关保险证据原件，并确认骑手与太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重庆高院亦以「投保雇主责任险不能直接证明双方之间一定存在着劳动关系」等为由驳回了骑手的再审申请。
当夜近11点，不肯死心的我们冒昧联系上了这起案件的骑手代理律师，想进一步确认诉讼的具体细节。结果令人失望，我们得知重庆的法院似乎已经形成统一的裁判共识；也就是说，顺着雇主责任险的方向，走不通「确认劳动关系」这条路。
平台经济还处在塑型阶段，各地法院对于新就业形态的态度千差万别，如果换成是北京的法院，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在北京送外卖的邵新银偏偏是和在重庆注册的公司扯上瓜葛？为什么迪亚斯公司选择向重庆法院起诉？
接着我们又突然联想起「劳动仲裁败诉方才能提起法院诉讼」的规则，以及当初迪亚斯公司输了北京的劳动仲裁后立刻选择回到重庆法院起诉的整套「一气呵成」的操作。
一切都明了起来——在邵新银兴高采烈地拿到北京劳动仲裁胜诉裁定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最后全盘皆输的局面。
好一步先手。
如今，人人都说系统是个黑箱，我们不再掌握过程，只需享受结果。可如果那个人不是你和我，而是受伤的骑手呢？
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而站在系统外的农民工律师，仿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劳动关系」被这样一步步地人为打碎……
为了帮助骑手挣脱出来，我们当即下定决心——
「这个系统必须被法律打开，也必将被法律打开。」
第「玖肆伍壹玖」号
我们收到了国内另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给我们发来的资料，其中2020年的一起案件显示，一名在北京送外卖的美团专送骑手被一家安徽公司在广西钦州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名字叫「广西钦州中马钦州产业园XX玖零捌壹贰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一旦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个体工商户，就意味着被剥夺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不再可能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位稍微懂点公司法和劳动法的律师来说，「个体工商户」都可能意味着一场同时「避税」和「避社保」的架构操作。
我们顺着个体工商户的名字在网上进行了检索，结果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令我们大为震惊：区区一个中马钦州产业园内竟一共注册了14万家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那个瞬间，我们感到头皮发麻：为什么一个地市州的产业园能培育出这么多个体工商户？
而这些个体工商户的背后有多少不过是一名专送骑手？
这群日奔夜跑、本应受到劳动法全面保护的「平台经济建筑工人」似乎并不知道自己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小买卖生意人」——毕竟按照传统定义，后者能够进行财务投资，维持和发展自身业务，与商业伙伴进行价格谈判，并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群。而从任何意义上说，专送骑手都不具备这些能力。
据了解，专送骑手通过应聘后，站长往往会以发工资、少交税为由，强制要求其下载市面上一些灵活用工平台的App；骑手不知道的是，一旦注册App就意味着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了承揽协议，同时授权灵活用工平台将自己自动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游离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败诉才恍然大悟。
杨雄伟来自山西省中阳县，自2019年8月起在太原市送外卖。他是一名专送骑手，但同时也是灵活用工平台「好活」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注册的第「玖肆伍壹玖」号个体工商户。送了一年半的外卖之后，杨雄伟因为离职纠纷将站点所属公司告上了法院。结果法院认为他是个体工商户而非劳动者，于是本该拿回的二倍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一分钱没要到，未缴纳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实际上，随着「支持平台经济发展、鼓励企业灵活用工」的政策春风兴起，「个体工商户孵化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我们通过检索发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有超过80万家以「数字编码+好活商务服务工作室」方式命名且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类似地，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朱码镇有超过48万家「xxxxx号订个活商务服务工作室」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有超过20万家「好活xxxxx号商务服务工作室」……而全国这些数字的总和还在以每天1万+的速度增长。
我们试着以公司名义与某灵活用工平台进行商务洽谈，该平台已在全国注册超过100万家个体工商户。当问及平台上有多少个体工商户是骑手时，对方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回答。但其同时在电话中透露，作为外卖行业的头部灵活用工平台，相关合作客户单月营收规模通常在5000万以上；而且，外卖平台曾多次对其进行考察，言外之意是「模式经认证，可放心使用」。
一位曾在外卖平台发展初期参与过相关架构设计的公司律师对我们说，「曾经有客户问我中国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劳务外包。」即便如此，当他得知短短数年内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已经发展至「个体工商户模型」时，依然错愕不已。紧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从公司律师角度介绍「劳务外包」是如何被企业用作降低人力成本、规避用工风险的工具，以至于在当下成为「资本的最后一片油田」。
更令人担忧的是，各种各样不规范的劳务外包如今通过虚虚实实的灵活用工平台变得「光明正大」，并开始在全行业泛化，成为企业针对「强替代性工种」的标准操作；而这些外卖员、快递员、电话接线员、保洁员和超市员工所代表的群体，正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劳动力。
「在资本眼中，他们不是需要珍惜的资产，而是急欲摆脱的负债；与其把他们当作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不如用一串数字符号代替来得方便。」
「我本来不该说这么多，」公司律师突然停下来叹了口气，「但就当是赎罪吧。」
显然，国家鼓励灵活用工，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平台经济发展，而如今却被各方滥用。
外卖平台进化史
自2011年饿了么获得A轮100万美元融资后，我国外卖市场的规模已经增长了近30倍，并于2020年达到6646.2亿元。在这千亿级市场上，美团和饿了么共包揽90%的市场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赢家。
然而，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处境却几乎每况愈下。在最初，多数外卖配送员都有劳动合同，平台会为他们缴纳社保，免费提供电动车、衣服、帽子等配送装备；工伤期间，外卖平台还可能照常为骑手发放工资。可如今，骑手找不到用人单位，甚至被连蒙带骗地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力量在促成这样的转变？
我们通过研究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1900+份有关外卖骑手确认劳动关系的司法判决，按照外卖平台的发展时间线整理出外卖平台上陆续出现的8种主要用工模式，尽最大可能复盘了整个演进过程。
在外卖平台出现以前，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话点餐，餐馆则会自行雇佣员工进行配送（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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