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建设了时代却又被时代抛弃的山里老汉——我的父亲
父亲是家里的脊梁，也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和大多数中国老一代农民一样，为了家庭生活与孩子教育整日辛苦劳作，也曾进城打工多年，如今双鬓已白、头发日渐稀疏，佝偻着腰继续在山上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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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秦巴山区，因地处秦岭和巴山之间的连绵山脉中而得名。山里只有崎岖的小路，一切出行全靠双腿。土地贫瘠，农作物时常歉收。
1967年，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成长。
对父亲来讲，穷，是儿时最深的印象;苦，是儿时最深的记忆。
记得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以前，有人对其做过这样一个统计：“三分之一搞得好，三分之一搞得一般，还有三分之一搞得差”。
我们那里正是搞得差的那三分之一，土地贫瘠致使农作物产量低，干活偷奸耍滑也不少。小时候，从长辈那里听得的人民公社就是：集体干活速度快但质量低。
也因此，少年的我对于人民公社没有太多好感。后来，走访了全国更多的地方，才发现当年好多村子确实搞得很好，也在集体的力量下办了很多大事儿。
基于此，我开始对比反思，找寻原因。
按照书本上的话说，改革开放吹来了春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大规模上升。
然而在父亲的记忆里，这些都没有太强的感受，春风在沿海一时吹不到山里来。少年时期的父亲经常没鞋穿打赤脚、没饭吃饿肚子。
所以自古以来书上有些“鬼话”还是少信为妙。
如果非得说67年到78年的穷是因为人民公社制度养懒汉，是因为那十年的倒退。那么，八九十年代的穷又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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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小就对我寄予极大的期望，我能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是父亲最大的愿望。
为什么呢?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上学时吃了很多苦，于是初中时就辍学了，小小年纪就在山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十分辛苦。
没有鞋子穿，又常常吃不饱是我从父亲口中得到的，对于80年代的记忆。
1994年，我出生在山里的土坯房，回顾儿时的记忆，印象里还是一个字——“穷”!
听父亲说：“我出生的那年冬天，父亲把分家(我出生那年，父亲和长辈分了家)过后吃剩下的麦子全部种到地里了，然而受气候影响颗粒无收。面对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父亲紧急种了些荞麦才得以渡过难关。”
我出生后的前两年，家里主食就是荞麦面。记忆中，在整个90年代，家里到岁末没钱过年是常态，时常到了年关，就紧急提着几只鸡走十五六公里的山路去市集上卖，然后再买点儿过年的东西。
90年代，父亲和村里的一些人也尝试过出门打工，但我知道的情况是：出去的都没怎么挣到钱，一年到头回来时也是身无分文的状态。
钱是没挣到，事故却出了不少。父亲还算是幸运的，煤矿事故仅仅压坏了他的一个手指，现在父亲的手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受伤的印记。
从70年代到90年代，穷苦一直伴随着我们山区。这种穷是绝对的穷，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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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总觉得我们那里穷是因为山里条件差、山地多，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河南林县当年因为缺水比我们这儿更加贫穷，但在六七十年代，当地老百姓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团结起来修了人工天河红旗渠，从而彻底改变了林县的面貌。
而当年人民公社典型——山西大寨村也是山地，人家也是靠着集体的力量改变了村庄面貌。反倒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村庄——小岗村在2005年的时候还和我们村一样穷，然而它却是平原。
可见，穷并非因为条件差，而是因为我们村从始至终都没有组织起来。70年代虽然也有人民公社，但还未能真正形成老百姓自我管理的，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人民公社时，席卷全国的改革春风就将公社制度给吹散了。
因为没有真正的组织起来，所以也就没有改造自然的能力，更没有形成互帮互助、一心为他人着想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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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改革从农村开始，为资本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90年代国企改革全面推进，把大量有集体精神、斗争精神的国企工人抛向了市场，资本利用倒买倒卖而欺骗得来的国家资产，办公司、办企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也因此形成了民工潮。
进城务工的农民能够获得比种地卖粮食更高的收入，但同时透支生命，而且没有任何法律、福利保障；但他们回到农村又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家庭生活、子女上学，“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正是新工人的真实写照。
我家因为处于闭塞的山区，所以打工潮比整体的全国性的打工潮慢了5—10年。
90年代也会零零散散的出去一些，但基本都是无功而返，没挣下钱。2000年之后才有普遍的出门打工的状况。
与此同时，2000年之后，我们那里开始种植一种经济作物：烟草。其后，普通的农户要么在家种植烤烟、要么出门打工，除此之外还会有养蚕、养母猪、摘五味子等一些辅助性的经济来源。
我的父亲从2000年—2017年这十七年期间，也和多数的村民一样，有时一年都在外面打工、有时一年则在家种植烟草。
从经济收入上来说，2000年之后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家里一年能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就很不错了。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家庭年收入也逐渐进入“万元户”的行列，吃穿再也不是问题了(自嘲)。
然而，伴随物价的上涨，支出也增加地更为剧烈。一碗土豆丝盖浇饭从2块到5块到7块，再到如今的十多块，我见证了它的不断上涨。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在不断提高，各种物质越来越丰富。像我父亲一样的普通者，看起来收入也有所提高，但相比较于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物价上涨的速度，就相形见绌了。
从小学到大学结束，家里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我身上，我的学费、生活费是家里最大的支出项。
父母为了省钱给我花，自己永远是能省则省。父母两个人用全部精力给我挣上学读书的费用。
我想，这也是多数家庭的状况，我的家庭正是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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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山区的闭塞、应试教育的死板，我在高考之后，才有机会了解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
高考结束，我到父母打工的砖厂待过一段时间，住在破旧阴暗潮湿的窑洞里，晚上时常听到父亲因为腰酸背痛而睡不着觉的呼叫声、喘息声。
大一时，父母在石棉厂工作，我也在那里待过几宿，看着父亲因有毒气入体侵入身体而起的一个个红疹内心十分难受。
大三时，父母的建筑工地离我的学校只有一公里，我会时常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出租屋只有狭窄的几个平方，除了放置床铺之外基本没有太多的空余，整个房间也比较阴暗潮湿。
父亲和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一样，是十分勤劳的，每日每夜的工作，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社会生产了无数的产品，但却没有任何的保障。
从父亲的身上，一方面我看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朴实、勤劳，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是不公。
作为劳动者，我的父亲参与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从个人来讲，父亲一直都在生存线上挣扎。
从父亲的大半生中，我看到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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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的父亲已经渐渐衰老。作为劳动力，他已经被被资本抛弃在都市之外，但为了生活，他在广袤秦巴山区的某处，继续辛勤的劳作，用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吆喝着黄牛，每年重复翻新着山上的沙土地与红土地。
而伴随着系统算法的进步，像父亲年轻时一样健壮的新一代劳动者正在面临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不同的是，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与资本在农村的逐步扎根，未来，恐怕我们这些新一代的劳动者再也无法像父辈们一样在晚年回归到乡土了。
或许，除了像父辈一样接受资本制定的规则，穷其一生劳碌奔波，为创造更多的“人民富豪”而添砖加瓦外，我们还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抗争，为了我们自己的权益而发声，说：
“不，去他老板的，工人爷爷要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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