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时提到，我国零工经济就业达2亿多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零工”这一用工形式近年来在国内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从业者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为媒体、公众、学者和政策界热议，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承认其在《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地位，即与用工方是否构成实质上的雇佣关系，这牵涉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划分及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我们追问，现有的立法实践对保护零工的利益而言足够吗?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立法争论和动向?我们又应该期待或争取一个怎样的立法?
多数派认为，这些问题对理解走上了零工化快车道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未来几天里，我们将刊发相关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也期待您加入讨论。
本文延续上一篇的讨论，展现自由的背后隐含的、零工们必须面对的困境，我们借此反思过去十多年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以及当下零工经济领域的立法实践。
在上篇中，我们解构了零工经济“自由”的迷思。
我们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政府、零工企业和主流媒体对零工自由的理解，与零工们自己的理解是在很大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进一步指出，零工经济对零工而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真实可感的自由和自主，这也是零工经济可以吸引和留住大量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可以简单被理解为对构成零工经济主体的低技能劳动者的赋权，而只是他们在产业升级、资本不断更新剥削方式和政府在执行劳动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上的持续失灵中，面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作出的用来求得生存、提升自身状况的最实际的选择。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失去稳定社会保障和福利为代价的，是以未来为赌注的。
在下篇中，我们继续追问，如果零工经济的工作安排让老王们摆脱工厂工作中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可能，为什么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享受自由，反而普遍工作12-16小时，甚至猝死也时有发生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主动”超时工作呢?为什么底层劳动者如此依赖零工经济?被“困在系统”中的他们又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
01
从“零工”到“粘工”
长期关注外卖员的学者社科院孙萍副研究员曾形象地用“粘性劳动”(sticky labour，而非灵活劳工flexible labour)的概念来概括自2015年以来，北京越来越多外卖员事实上是全职的的现象。这背后一个直接的原因，如上篇中老王所言，当然是为了赚更多钱。
一方面，以网约车、快递和外卖为代表的的新型平台经济，在各家企业争夺市场垄断地位的初期都曾让劳动者们颇过上了一段好日子。但近年来，随着市场争夺战的逐渐落定，司机的收入也随之直线下降。在经历了整个过程的老王看来，自在网约车领域站稳脚跟以来，开滴滴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计时制的工作，一个小时流水基本上平均在30-4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去掉租车(3500-5000元)和车的损耗，如果想要一个月净赚7000-8000元，就需要每天开12-14个小时。而其他零工则多是日薪或时薪制，而时薪往往在16-20块之间。
另一方面，老王们需要赚更多的钱，不是为了买什么奢侈品，也更谈不上为了更好地自我实现，而是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与其他受访者一样，老王家的开销主要是孩子学费生活费、父母的医药费、他与妻子和小儿子在深圳的房租和生活费用和一些必要的人情往来。
老王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广州读大专，二女儿在老家县城读高中，小儿子则跟在他们身边，还在读小学。大女儿每年的学费加住宿费在将近1万元，生活费每个月1500，二女儿学费一年也是1万元，生活费每个月1000。小儿子的学费一年是8000多。因为不是深户，老王和他的妻子也因为外地人的身份、且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也没有个体户营业执照无法在深圳办理居住证，他们在深圳上学的小儿子无法在深圳享受国家的义务教育补贴。虽然如果把小儿子放在老家读书就可以省掉这笔钱，但是老王夫妇决定还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因为“之前因为(政策)不许带，我们两个女儿已经没带在身边了没办法抓她们的学习了，现在有条件了，我们自己吃穿差点累点都要抓好他的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你考不上大学，以后体力活都没得干，全机器干了。”
小儿子的上学费用还有一项大头是午托班和晚托班，一个月1500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老王夫妇每天都要从早到晚，而深圳的学校下午三四点就下课了，如果亲自接送就意味着每个月少赚一半的钱，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的。如此，三个孩子加起来，每年要花掉老王夫妇将近8万块。
老王父母都年近7旬，两人年轻时都在珠三角工作，一位是建筑工，一位是电子厂普工，母亲从两个女儿出生后就一直在家帮他带孩子，偶尔在庄邻手里拿一些手工活补贴家用;父亲65岁那年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加上年轻时在工地上多次被砸伤，现在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父母两人身体都不是很好，父亲除了被砸伤外，还有高血压、冠心病和肺炎，母亲则在2018年也被查出心脏病，老两口常年吃药，一度还需要手术。老两口年轻时工作了几十年都没有买上医保、社保，唯一有的保障就是回到老家后村里的“大病统筹”。
“大病统筹”的特点是，在报销患者因在治疗被列入其名单的大病而在本地住院时产生的费用上力度较大，一旦涉及到异地就医，手续就变得十分繁复，且报销比例大大降低;它也覆盖手术后的用药的部分费用，但比例很低。对老王来说，这为他们减轻了不少负担，但是父母术后的日常用药开销依然非常大，加上两位都有不在报销范围内的其他疾病，目前老两口用药一个月需要他拿1000元左右，加上二女儿和老两口的生活费，一个月要给家里寄至少3000元。
仅是这两项，每年就要花去老王夫妇将近12万元。
老王夫妻俩在深圳租了一套两房一厅一卫的农民房，月租是1300元。两人想过租小一点，但是孩子在慢慢长大，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还是决定多花点一些钱。老王的妻子在工厂上班，在没有加班就去做日结工甚至小时工，平均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还要兼顾家务。她也想过去送外卖，但是因为生小儿子落下的毛病导致身体很虚弱，也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而最终放弃。
2018年之前，老王夫妇还有多年工作存下的5万元积蓄，18年老王的母亲做了个心脏手术，去掉报销款项之后还花了2万多。去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只补贴中小企业而不直接补贴失去工作的农民工，他们没办法只能坐吃山空。直到去年5月两人从老家回到深圳之前，一家七口人的积蓄只剩不到1万元。
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老王有点激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干?我们难道不知道那样危险吗?我们不知道睡觉舒服吗?我们难道不知道有社保以后孩子的负担小吗?但是你不干这些钱谁给你啊?”
在我们走访的50多位灵活用工的底层劳动者中，除了一位早年因为会开叉车有机会以“高级技工“的名义拿到深户，所有人都面临着跟老王夫妇类似的处境。他们每天都被一种紧迫感追着往前，必须要赚足够多的钱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和父母的医疗费用。虽然2010年以来中央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很多动作，户口制度的限制逐渐松动，但从我们的受访者的经历来看，这似乎并没有减轻他们太多的负担。
就教育而言，近年来中央政府全面推行义务教育补贴每一个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和书本费，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实行地方负责制，经费由地方政府负责。也就是说，老王的孩子如果想要享受政府拨给的义务教育补贴，就需要在老家镇上的中学上学，成为留守儿童，这是老王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也有少数几位在深圳成功拿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贴，但在转向灵活用工之前，他们都是所在单位、公司的低层领导，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和社保，因此可以办理深圳居住证享受补贴。不过即使是他们，也面临着教育商业化和内卷的困扰，很多人因为担心孩子的学校不好[1]开始给孩子报名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而另一些手头更宽裕一些的，则会向与当地教育部门官员有某种联系的中介“购买”教育质量更好的公立学校的学位，花费一般在6万元左右。在他们中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制度的障碍，他们只能用钱来解决。
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方式类似，也是地方负责制。前面提到，老王父母这一代人因为政府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失败而没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保障，改革的措施是将他们包括进农村医疗保险，即大病统筹。吊诡地是，部分地因为地方负责制的关系，为了筹集资金，国内不同人群(城乡、不同地区)受惠于医疗保障体系的程度实际上是跟所在地区的发达程度和自己缴纳的费用成正比的，这也就意味着本来最需要医疗体系支持的，来自农村、支付能力最低的底层劳动者反而获得的各种报销、补贴力度最小。也有基于全国性样本的学者研究表明，正是因为这种被英国学者Jane Duckett称为“新自由主义式的”福利制度安排，农村大病统筹并没有将农民从“灾难性医疗花费”中拯救出来[2]。
此外，在遭遇疫情这样的公共事件时，政府为了提振经济和稳定就业，优先将财政补贴分配给中小企业，而如老王一样的外来底层工人则被落下，坐吃山空，甚至连每月不超过百元的失业保障也没能领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长期以来奉行所谓“积极就业政策”- 即主要依靠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来吸纳劳动力–的必然结果，而失业保障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一个部分，往往执行力度非常弱，尤其是对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底层劳工而言。
02
社会福利体制的新自由主义化与零工经济的崛起
老王的这笔账让我们看到，他们需要更多的收入并不是为了享受性消费或所谓的自我实现。与一些年轻的城市白领阶层不同，老王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用在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医疗费用上。如果对父母的孝顺是他们忠诚守护的道德价值，那么尽可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则是他们认为让孩子们能在未来过上好日子，甚至实现家庭的向上流动的唯一出路。
政府近十年来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的措施虽然对他们的状况有所帮助，但福利改革“新自由主义式”和“地方负责制”的制度安排，客观上延续了前30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资源分配的城乡和区域不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把在前30年改革中逐渐成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再次放到了边缘的位置，让实际上更需要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他们反而获益更少。
结合上篇中对“自由”的讨论，“零工”乍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群体，但如果我们追溯零工的来源，追问他们为什么会转向零工，试图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变化，我们会发现，“零工”中底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依然占据主导，而这并非偶然。
“零工”之所以可以出现，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一方面固然有赖于平台资本的投资和以算法为代表的互联网用工技术的出现，有赖于国家的鼎力支持，在产业和劳动法规上大开绿灯。但底层劳动者们不会仅仅因为这些变化就自然而然地转向零工，也很难仅从“零工经济收入更高”或是底层劳动者对灵活的生产安排的“主动选择”简单理解2亿多人的共同选择。
把他们共同的生命经历放回到大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不难发现，这背后还有长久以来政府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的失灵，有政府和企业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帮助劳动者实现技能升级上的缺失，以及政府在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的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与底层劳动者长期缺乏话语权、以及他们自下而上地推动变革的能力受限和空间的持续缩紧都密不可分。被困在这些结构性的变化之中，“零工”/”灵活用工”/“平台经济”成了底层劳动者最好、最实际的选择。
就平台经济而言，当下十分流行的一个论断是，平台是中立的，平台经济的问题在于平台服务于平台资本，平台因此变成了一台剥削的机器。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个观点，但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希望指出，中国底层劳动者对平台经济的依赖，不仅被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平台直接发生交互的时刻所塑造，也被历史上的不公平以及当下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再生产领域的不公平所塑造。换句话说，平台之所以变得如此具有剥削性，当然与平台的资本和技术属性相关，但也为更广泛的再分配的社会关系所塑造。
03
反思灵活用工立法：超越“第三类劳动者”
这样的理解为我们反思当下灵活用工的立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零工经济在中国出现已近10年，但保障零工劳动者权益的立法到近1-2年才逐渐开始。目前国内立法实践主要在地方层面展开，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给予平台工人基本保障;二是着眼于数字劳工平台的用工方式与传统企业之间的差异，推动劳动保障与劳动关系脱钩。与欧美一样，这里面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是否应该承认灵活用工中劳动者“雇员”的法律地位，即平台劳动者与平台是否构成法律关系。目前主流的主张是效仿英国和德国的做法，在“雇员”和“个体劳动者”(employee)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劳动者法律主体(类似英国的“worker”)，并赋予相应的权责义务和社会保障，把平台劳动者和零工们纳入这一个法律范畴，其理由是数字劳工平台的用工方式与传统企业之间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劳动者对平台的经济和人身从属性的差异。
从目前的立法和规制实践来看，实际操作也在按照这两个方向进行。今年两会之后，一些省份陆续出台了将灵活用工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体系的地方性法规，如广东省的法规规定将“通过互联网平台注册并接单，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可由所在从业单位(组织)自愿选择为其单项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单就广东省这一地方性法规来看，它仅仅是将工伤保险与雇佣关系脱钩，把灵活劳动者纳入了工伤保险的范畴，在制度上开了个口子。但紧接着，这一法规又把是否为零工们提供工伤保险的决定权交到了用工方手中，也没有规定这笔费用应该谁出，这给资本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按照过去三十年的农民工们在工厂劳动体制下的遭遇，不难推知这条法规在保障零工权益上的并不会有什么实质上作用。更不用说，现在很多平台工人实际上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购买”了平台公司与商业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保险，成为资本食利的最新场域。
此外，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抛开不同论者对灵活用工劳动者对平台用工方的从属性的争议不谈，在中国的语境下，构成零工经济劳动力主体的依然是底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他们面临的不平等是由来已久而深刻的，他们对平台的依赖和从属性不仅体现在与平台的关系中(即生产领域)，同时也体现在国家在底层劳动者的再生产环节的持续不在场，和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在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上的缺失(即分配和再生产领域)。
一个真正对平台劳动者公平、有益，又能够妥善弥补历史上的不平等的立法，不仅应该承认平台劳动者的雇员身份，让企业为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负起应有的责任;还要把改革和立法的事业扩大到在生产环节，解决当下社会福利体系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如此，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体验和感受到的“自由”与“自主”才不仅仅是他们摆脱既有束缚和困境的主体能动性。否则，法律只会成为不断复制不平等、系统性地侵害底层劳动者利益的工具。/
参考资料：
[1] 这主要是因为深圳的学区房制度，规定学生只能在学区内学校上学。众所周知目前三十年的教育改革让大部分优势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到城市里公立学校，缔造了像深圳中学这样的超级中学，而这样的中学所在学区通常无论是房价还是租金都非常昂贵，并非一般外来务工人员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我们所有受访者的孩子都是在由农民工子弟学校“正规化”而来的普通中小学上学。
[2] 如Xie B, Huo M, Wang Z, et al. (2018) Impact of the New CooperativeMedical Scheme on the trend of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in Chinese ruralhouseholds: results from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from 2003 to 2013. BMJOpen 8(2).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Publishing Group: e019442. DOI:10.1136/bmjopen-2017-01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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