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转眼，五一节假期就快过完了。
放假很愉快，但上班很让人沮丧——很多人休完“小长假”后一算，说自己要连着上12天班。这个数字残酷的提醒着我们，其实所谓五一法定假期只有一天，所谓“小长假”是硬凑出来的。
而为了凑这个假期，中国人需要在节前后承担的工作强度，确实已经接近了现代人心理和生理的极限。
难怪在节前，面对这样的放假安排，连身为“国家队”的央视网都温柔的发出“吐槽”，说这么前借后挪，硬凑一个所谓的小长假，是不是显得的有些鸡肋了？
但更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吐槽，居然还有人提出反对：著名经济学家、清晖智库创始人宋清辉，就说中国人的假期不是休少了，而是休多了，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放假，你们想干嘛？应该减一半嘛！
很好，为了解决五一调休太别扭的问题，创新性的提倡干脆把假期再砍半……你看，宋老师这个思路，是不是很有点“警察将当事人开枪击毙，成功阻止其自杀”的神韵。
1
我不知道宋老师在提这个倡议之前，有没有没动笔算过，他这个主张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这115天的假期主要来源，不是五一这类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个双休日，若响应他的号召，减一半，那中国可就要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状态了。
眼下双休是法定假期，还存在大量劳动者休息时间被侵占的情况，您这直接说要砍一半……
宋老师，您不如直接说让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谢您让我们过劳死了个痛快。
不过，畅想一下，真要按宋老师这一派“经济学者”主张来的话，以后假日办再遇到五一这种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却硬要凑一个长假出来刺激“假日消费”的情况，可就太难了。
我国介时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要么彻底放弃假日经济，给旅游业、零售业带来难以计算的损失。
要么就为了在五一凑五天假，前后一个月让老百姓告别周末。
这两个选项中，无论哪一种，只怕都是天下奇闻。
抛开双休日不谈，中国人的法定节假日究竟长不长呢？据公开资料查证可以得知，中国的法定带薪节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带薪休假和11天各种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开外。
也就是说，我们的休假时长排名比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还要差。中国男足被泰国、叙利亚血虐，全国球迷都大呼小叫，引为国耻。怎么中国法定假期这么个排名，经济学家不仅不以为耻，还高呼要减半呢？
又是天下奇闻。
球迷别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来说，绝对算是为国争光了。
横向对比一下，我们东邻、以工作狂著称的日本，每年有26天节假（10天带薪假+16天法定节日），德国是30天（20天假+10天节），法国36天（25+11），俄罗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甭管经济比咱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国人修个五一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凑，还得被“专家”们说：不行啊，这么长的假期对经济发展不利，请各位滚回工作岗位，努力996、007，为老板的财富积累努力奋斗，奋斗终生……
还是天下奇闻。
2
宋老师这话说了以后，很多人质疑他是不是趋炎附势，在替996的资本家甚至某些机构说他们想说不敢说的话。
抛开这类诛心之论，我倒觉得，宋老师这个神发言，的确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倾向：中国人自古就将劳动视为一种美德，而将休息视为一种罪孽。
你看，好逸恶劳在我们这儿是个贬义词，而“勤劳”在中国几乎是夸人的最高礼赞，以至于官方给我们的民族定调时，总会说“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注意，勤劳总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说，但勤劳是真的很勤劳。
我曾看过某外交官说的一段回忆，说咱用这个句式夸人已经夸成了一个习惯，上世纪80年代到非洲某国搞外交，咱外交人员张口就来：“勤劳而勇敢的中国人民和xx国人民”。
人家黑人兄弟闻听此言，立刻提出抗议，说：我们xx国人民只勇敢不勤劳，勤劳在我们这旮旯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词儿，你们可别乱用哈！
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劳为荣，勤劳的黑人兄弟当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绳捆了到新大陆种甘蔗去了，这个基因在这片大陆上估计留不下……
是的，严肃的说，在世界范围内，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东亚。只有中国和日本等国才特别推崇这种文化。
西方《圣经》中写亚当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出来，临别的时候上帝对亚当的惩罚：“你必备尝辛劳，才能从土里得食。”
由此看来，劳动在西方文明中，近乎一种上帝施加给人类的惩罚。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是不用遭这个罪的。
而与劳动相比，休息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犹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兰教徒星期五休息。亚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认为人需要摆脱操劳，在休息中才能够获得与神沟通灵性。
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发工业革命，以机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随后爆发工人运动，将工业社会中人的劳动时间压缩到一个可忍受的范畴内。
五一劳动节最早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
这两项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着文化导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认为“偷懒”是一种罪恶，反而承认休息是人的天性。毕竟就连神花了六天创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
与之相反，我们文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似乎都伴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劳动焦虑”。
《汉书·食货志》几乎是中国最早严肃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献，里面就公开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不劳动不仅是个人问题，甚至还要背负“危害国家经济发展”和导致他人饥寒的罪责——这个思路，跟宋老师中国人休假太多危害经济，倒真是一脉相承。
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劳动焦虑？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的气候和农业方式都有关系。中国的气候是极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农业主要形式，又是强调高劳动投入获得高产出的稻作农业。
两种因素的复合，让我们在农业时代的劳动投入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中国的农民几千年里都被灾荒、饥馑、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干不完的农活所催逼，劳动不仅仅是他们习惯，而且内化为了他们的一种求生本能。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不停地劳动，才能让他们在这片高度内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然而，中国人辛苦的劳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好结果。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的指出，在欧洲爆发机械革命、工业革命的同时代，中国的明清其实也爆发了一场“人口革命”。两场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会的生产力总量，但最终结局却是不同的。
深入骨髓的劳动思维，让中国人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让他们苦哈哈的埋头劳动。以至于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从畜犁退化到了人犁。
而与此同时，认为偷懒无罪的欧洲人，却用畜力、水力、风力、蒸汽机、内燃机，逐步卸下了人类工作的重担。
从这个角度讲，说工业革命是一场“偷懒革命”，我们没赶上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勤快——或者说，有太多宋老师这样逼着我们勤快的“劳动学家”或“劳动学官府”，似乎并不为过。
3
当我们自己也被卷入工业化大潮之后，中国这种“劳动焦虑”非但没有因为国际冲击而减缓，反而增强了，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形成了现如今中国极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
不信你仔细回想一下，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话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个“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劳动、才能体现其价值。
其实这种思维是很值得商榷的——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国家、经济存在的最终目的。正确的思维本不应该是人是否对社会有用，而是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用”才对。
同理，劳动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让每个劳动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假如我们的社会搞成宋老师所呼吁的那样，996常态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们GDP完爆美国，经济各项数据好得不得了，这些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让那些痴迷纸面的“工业党”们拿来吹牛、意淫时更开心而已。
所以，那些大厂老板公然逼着打工码农签“奋斗者协议”，要他们自愿996还拿来当企业文化来宣传；某些经济学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时间砍半、退回几十年前，还自以为是什么“创新性经济观点”；老百姓放个几天“小长假”还要东挪西借，转头就要连上十几天班，呼吁多放几天却反而扭扭捏捏……
这些奇葩的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应是一种值得羞愧的原罪，“劳动、奋斗”这些大词，也不应再是老板拿来PUA员工的借口。
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将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们应该明确，人的天职不是劳动，而是休息。
唯有明白这些，我们的社会，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有了一点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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