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杀马特么?
这个词大约2006年出现在中文网络上，2009年遍地开花、火爆网络，2013年因为“三俗”被集中整治，之后依然顽强地生活在网络的边缘地带。
站立的、爆炸式的、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长发——这是外界对杀马特的刻板印象。
“杀马特”来源于当时日本视觉系艺人的造型，其英文为“Smart"，意为时尚;当时，只有11岁的罗福兴根据翻译器的发音译出了“斯马特”觉得不够霸气，又改成了“杀马特”。
由此，“杀马特”诞生，罗福兴也成为了“杀马特”的教父。
罗福兴是广东梅州五华县人，从5岁起，罗福兴就成了“农村留守儿童”，他先是跟着奶奶生活，后来又跟着外婆生活，“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没有什么玩伴的他，最大的乐趣是泡黑网吧。
在学校瘦小的他被人欺凌，于是他开始学着抽烟、染发，好让自己看起来霸气一点。初一的时候，12岁的罗福兴辍学，借了一张身份证进了工厂，开始了流水线工人的生活。
罗福兴的经历其实是“杀马特”的一个缩影。
农二代、留守儿童，14岁左右到工厂打工，初入城市随即被骗……
在李一凡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位紫发的小伙说，自己刚来城市的时候，下班后却找不到租好的房子，看哪里都一样。这时，一位好心的小姐姐出现并给他指路，走到一半，就开始借钱，一两千，领到工资就还。小伙信以为真，结果等了四五个月才都没结果，电话也打不通，才发现被骗了。
刚出大山，从熟人社会中来的他们，并不知道世道的险恶。
许多到广东打工的少年都有类似的经历，一下火车就被骗、或被偷、或被抢。
罗福兴说，那时感觉这个头发给了自己一份勇气，从形象中能给人震慑，并且这种造型给人的感觉就是坏孩子，坏孩子是不会被欺负的。
寻求自我保护，这是打工少年变身“杀马特”的第一重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杀马特”就是打工少年们的保护色。
第二个原因则是，身为留守儿童的他们，甫一进入城市，无亲无友(厂里班组分工一般会尽量避免熟人扎堆)，特别渴望有存在感的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及群体的认同。
一位小伙说，当时就想把头发弄一下，让人觉得你很独特，很想和你交朋友，就算别人骂你两句，也有人跟你说话。
此外，一个月休息一两天，每天十多个小时机械、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很容易让人抑郁(想一想同期的富士康13连跳)。更何况未成年的他们不像自己的父辈，有着打工挣钱盖房给儿子娶妻的明确目标，在机器对人的异化中，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标新立异、寻求刺激也成了他们自我排解的方法。
他们白天正常上班，下工或休息的时候，就摇身一变，成为“杀马特”，别人眼中的“问题少年”。
这是那些年在许多领域放弃了自主技术，走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然结果;这是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后广大中西部地区靠农业仅能糊口的必然结果。
“杀马特”少年的出现是是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父母的不得已背井离乡，是家庭、学校、社会的集体缺位。
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多年后，依然自卑、敏感，渴望与人交流，又有着自己的自尊、自傲。
在时代的大潮中，稚嫩的他们只能自己将一切自己扛，在社会中磨平棱角，变得成熟。
知识分子和白领门，很少有走进他们的，往往将他们视为异类、脑残，却忽略了，除了外表的差异，大家其实都是普通的劳动者。
杀马特们，在流水线上干了十多年，依然是普工;大多数小白领们，干了一辈子，大概也是个“打工人”。
唯一的差异或许在于，小白领们中的不少，无论怎样，还是在城市立足了;而杀马特们中的大多数，不像他们最终要回到农村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也想留在城市，但最终的结果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难怪罗福兴说，自己从来不会抬头看一栋高楼，因为这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现实逼人，作为杀马特主体人群的90后陆陆续续结婚生子，有的也早已回到老家，干起了别的行当。他们大多也收起了这幅装扮，过起了“正常”的生活，只是在线上习惯性地活跃一下。
杀马特，流水线上的叛逆者，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无声的反抗?
杀马特走了，三和大神来了。
三和大神常年混迹于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他们喝1元一瓶的水，吃5元一碗的面，露宿街头或15元一天的旅店，干一天玩三天。没钱了就去做份日结工，拿到钱了，就在公园、网吧、彩票店等地飘荡。
还有00后提桶者。
桶里有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衣物和用品，工资到手或者觉得太累，随时可以提桶跑路。他们旺季而来淡季而去，从一个厂区迁徙到另一个厂区。
人生仿佛就是装在一个桶里。
从杀马特到三和大神，再到00后提桶者，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其实质是工人的失语。
新穷人、新工人，他们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不再杀马特的“杀马特”们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那些问题依然冰冷地摆在那儿，未曾触动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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